說到硅谷，很多人會把它視為一個烏托邦，那裡的科技公司，往往有著舒適愜意的辦公場所，超高的工資，以及從健身到美食等額外待遇，開放平等的公司文化，配合加州的雨露陽光，懷著改變世界的夢想，用技術的力量去推動世界的變革。
但很多科技公司逐漸偏移了它們的初心，價值觀也發生了變化，譬如谷歌。
變味的價值觀
谷歌在2000年前後，提出了它最著名的精神信條：不作惡（Don't be evil）。
這條不僅是嘴上說說而已，在2004年，它被寫進了谷歌的招股書上。文中寫道：“不要作惡。我們堅信，作為一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從長遠來看，我們會得到更好的回饋，即使我們放棄一些短期收益。”
那是的谷歌，是一個人令人仰望的公司，帶著自己的先鋒性，成為整個互聯網行業的道德標杆。
但在擁有強大技術能力和市場支配地位後，在商業利益的誘惑下，谷歌開始偏離自己的初心。
從2008年開始，谷歌就開始刻意控制自己的搜索引擎，把Google Shopping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把亞馬遜、eBay等競爭對手的搜索結果降級，當搜索一個產品時，亞馬遜裡的產品甚至不會在首頁顯示。
後來因廣告系統Adwords中有虛假廣告，而被罰5億美元。
調查顯示，谷歌明知某些藥商沒有處方，但仍允許其通過AdWord尋找客戶，向客戶銷售處方藥物，而谷歌對藥品廣告的管理政策和第三方驗證措施形同虛設，助長了非法藥店的生存空間。
谷歌不是個例，三星Note 7爆炸門也是一個見證。當爆炸案接連二三地浮出水面後，三星並沒有親自調查，沒有對這些手機進行專業的檢測，直接給出了“手機受到外部加熱”或“報道有誤”的結論。
而在三星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手機召回時，卻聲稱中國的Note 7沒有任何問題，做差異化對待，直到中國用戶一紙訴狀將三星告到了廣州法院。
一家跨國公司選擇在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上“撒謊”，就已經背離了自己“與顧客同在”的價值觀。
Facebook最近也是危機重重，5000萬用戶的信息被一家叫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大數據公司盜用，而Facebook始終知道這件事情，但為了掙錢，對劍橋分析擺出一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當時，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找到了劍橋分析，後者對大批量網民進行了分析，並通過精準投放政治廣告、撰寫假新聞，對這些選民的最終選票產生了直接影響。
這個本來抱著連接世界願景的公司，慢慢變成了一個具有媒體性質的平臺，並淪落成一個政治宣傳的工具。
再說蘋果，iPhone降頻門被曝光，蘋果受到多起投訴，用戶質疑蘋果通過軟件升級的方式，刻意降低老款iPhone的性能，逼迫用戶購買新機。
而近日媒體又重新爆出，蘋果在iPhone 6發佈之前就知道機身強度有問題，後來很多用戶發現iPhone 6容易掰彎或坐彎後，蘋果也沒有進行召回，而是推出了強度更高的iPhone 6S。
價值觀的重要性
喪失掉價值觀又怎麼樣麼？的確，價值觀的淡化不會讓這些千億市值的公司一夜蒸發，但恰恰是這些價值觀，讓很多科技公司得以成就今天的規模。
以谷歌和蘋果舉例，有很多公司做手機，有很多公司做電腦，也有很多公司做搜索引擎和瀏覽器，他們也有背景，有資源，有出色的設計師和工程師，但為什麼，這兩家公司能把這些產品做得這麼出類拔萃？
拋開時代背景，可以從三個點分析：做什麼（產品），怎麼做（方式），為什麼（理念）。這三點都離不開價值觀的支撐。
1
創造偉大的發明，而不是賺錢
很多企業首先想的是要去做什麼，我要去做一個手機，一個電腦，或者一隻鋼筆。之後會考慮怎麼做的問題，我去找什麼人來設計，找哪家代工廠，我用哪種材料等等；最終的目的（為什麼），就是賣產品賺大錢。
而蘋果和Google這樣的公司，它們的思考是反過來的，首先考慮的是「為什麼？」，蘋果在做一件事情時，會覺得我不管做什麼，都要做極致，與眾不同的，能夠改變人們使用習慣，甚至改變世界的革命性產品。
如何實現這一目的？把藝術和美學融入產品，不僅僅是外觀，從使用上也得足夠簡單，足夠人性化，使用先進的工藝，養眼的包裝，創新的功能，漂亮的UI....最後做出一款優秀的電腦或手機（做什麼）。
“為什麼”不是簡答賺錢的意思，賺錢是一個考量，但更多的是一個結果，這裡的“為什麼”，應該定義為一個理念，一個初心，一份執著。
你幾乎可以在蘋果的所有產品上看到這份理念和執著，那是一種透過產品所展現出來的桀驁不馴和出色品質感。
答：實際上我當時指的是公司的 DNA。北極星始終如一，對我們來說，那就是生產偉大的、一流的產品，以某種方式真正改變世界，豐富人們的生活。所以我們的存在意義從未改變。
2
價值觀能吃麼？
確實是可以吃的，這裡我們介紹一個經濟學上的理論，創新推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這個理論按照市場推廣，給消費者進行了分級：2.5%的人是創新者，13.5%的人是早期追隨者，34%的人是早期消費者，另34%的人是後期消費者，剩下16%的人是拖延者。
這個理論告訴我們，想要撬動68%的主體市場用戶，首先要說服那13.5%的追隨者，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68%的人多數是隨波逐流的人，而那13.5%的人，認可你做的事情（產品），喜歡產品的設計和工業（採取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信奉你的價值觀。
我們稱這13.5%的人是那波第一批嘗螃蟹的人，他們富有激情，喜歡嘗試不同的東西，當他們發現了一個特別的手機：iPhone的時候（做什麼），首先會被iPhone的工藝，功能所吸引，（蘋果做事的方式），之後會對這個公司產生興趣，為什麼你們公司的產品和別人不一樣？（理念）
這時候蘋果的喬布斯就出來給大家“洗腦了”，我們要改變世界，we think different, we are the innovators.
首批用戶會自己腦補這些口號的意思，並與手上的iPhone掛鉤，並深深認同了這種理念，對於iPhone的喜愛就超過了普通手機產品的範疇。
這種理念會紮在心裡，讓他會在蘋果門口等一夜，然後拿出去和朋友炫耀，發朋友圈。這種自發性的粉絲效應，配合媒體的宣傳，就能撬動那些38%的前期用戶。
而當前期用戶用上了iPhone後，後期用戶就會跟進。他們不會去理解蘋果的理念，甚至對於產品一竅不通，對於美學也沒有追求，他們追求的可能是配置，時尚，潮流，他們更世俗。
但是受38%的用戶的影響，他們會慢慢發現：咦，大家都說好，應該還不錯哎，我也買一部試試。於是iPhone就火了，而剩下的16%的人，只要諾基亞不死，就永遠有100個理由不去買iPhone。
3
當谷歌開始作惡
Google也有自己的理念，但Google人喜歡把它稱之為企業文化，“不作惡”就是代表。因為Google深知，這種文化和價值觀是員工和合夥人的重要參考，是決定Google長遠發展的關鍵。
比如在考慮一份工作時，很多人會考慮職責、工資，然後是工作時間和地點，最後可能是公司福利和有多少美女帥哥。但是考慮Google的員工，文化是這其中最核心的一個因素。
Google的文化會吸引秉承相同理念的人，這個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一個企業團隊也要時刻明白，應該重視什麼，要變成怎樣的企業，實現什麼目標。
這不僅僅是一個口號，或者空話，這個信念應該牢記在心，並在企業做出決策時，想想這個決策和決定，是不是符合企業文化。
很多企業不重視這個東西，它們也有自己的Slogan，但這個Slogan多半是公關和老闆在吃飯時臨時拍腦袋想出來的，什麼“讓顧客滿意”，“永不止步”，“做天下第一XX公司”這種屁話。
如果把這些貼在公司總部的這些標語改成“賺它10個億”，員工可能會一笑了之。
正是對於價值觀的把控，才讓兩家公司吸引到了一流的人才和忠實的用戶，才一次次地推動兩家公司不斷地進步。
可最近，Google經歷了企業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員工集體抗議事件，有近4000名員工在內部請願書上簽名，其中十幾人離職。
這一切都與Google參與五角大樓的Maven項目有關，這個項目是通過谷歌擅長的機器學習和計算機視覺技術，幫助無人機識別物體，追蹤目標。
谷歌的員工擔心，將人工智能運用在無人機中，會造成更多的殺戮和傷害，而谷歌和軍方合作的政治決策，降低了他們對谷歌的信任。
事件發生後，谷歌在自己最新的行為準則中，將“不作惡”的文本幾乎完全刪除。
谷歌曾經信奉的金句也煙消雲散：And remember… don’t be evil, and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n’t right – speak up!
我相信，很多科技公司的創始人曾經都是有理想的白衣少年，但當一家初創公司成長為行業獨角獸時，它就必然被捲入以利益為核心的商業機器之中。
現實殘酷，當用戶利益與股東、商業利益發生衝突時，堅守“不作惡”的信條就變得十分艱難。
科技本身是不作惡的，技術只是工具，作惡的還是人。
技術上的bug，升級一下就解決了；而人性上的bug，會造成價值觀的傾斜，一旦傾斜成了固定的角度，就是十足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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