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造字以來，漢字多如繁荼。宋朝官修的《集韻》收字五萬，清朝《康熙字典》略少。不過時世變遷，在以效率為先、簡明為美的今時今日，我們常用漢字大約三千上下。日常起居，讀、寫幾個白字，本不足為奇。
清朝的《嘻談錄》裡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東家禮聘西席，束脩（學費）除了穀子外，還有伙食四千錢。不過，附帶了一個條件：如果教一個白字，罰谷一石；教一句白字，罰錢二千。結果，這位教書先生實在不爭氣，講《論語》，把魯國三桓的“季康子”誤讀為“李麻子”，罰錢兩千，而《孟子》裡的“王日叟”在他口中成了村裡的“王四嫂”，又罰兩千，這下，可憐的塾師不名一文了，頹然吟詩一首：
四千伙食不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
二千贈與李麻子，二千給與王四嫂。
若是為人師表者讀白字，人們的容忍度總是比較低，擔心禍害了自家子弟，故罰谷罰錢、面帶唾棄之色理所當然。
對居上位者鬧出白字笑話，大家的表情就頗可玩味了。
《嘻談錄》的作者後來又寫了一部《嘻談續錄》，裡面收錄了另外一則白字故事，主角換成了縣令大人。一日，他坐堂問案，書吏呈上狀紙，兩造分別是鬱工耒和齊卞丟，縣令喊了一聲“都上來”。於是，兩造外加證人齊上堂來。縣令大怒，說：“本縣傳原告一人，你們為什麼一起上堂？”
見上司讀了白字，書吏不好直言，只好婉轉地說：“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鬱工耒，不叫‘都上來’。”
縣官又點了被告的名：“齊下去！”結果，三個人一齊退下。書吏只得又一次硬著頭皮提醒：“被告名字，也另有念法，叫‘齊卞丟’，不叫‘齊下去’。”
這回，大老爺終於能舉一反三了，問：“證人的名字，你說該念什麼？”
“叫新釜。”
我們的白字縣令自鳴得意地說：“我就知道必定另有念法，不然我要叫他‘親爹’了”。
這雖是笑話，卻也絕非憑空杜撰。縣官是七品芝麻官，自古以來卻有“破家縣令”之說。平頭百姓是絕不敢開罪的。父母官讀白字，絕不能像對付教書匠似的罰錢罰谷。考諸史籍，上位者讀寫白字，旁觀者的表情無非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表情：輕笑。
比如唐朝時候，太常少卿姜度喜得貴子，他的表兄權相李林甫手書賀文：“聞有弄獐之喜”——把彝鼎圭璋的“璋”錯寫成了獐頭鼠目的“獐”。當時人們的反應是掩口而笑。後來，蘇東坡寫詩還用了這個典故：“甚欲去為湯餅客，卻愁錯寫弄獐書”。
李林甫不僅寫過白字，也讀過白字。銓選官員時，他問吏部侍郎韋陟一份履歷上的“杖杜”何意。韋陟愕然，看了一下，原來是“杕杜”。他毫不客氣地指點宰相，這個詞出自《詩經·唐風》，以孤生的赤棠樹比喻一個人孤立無援。
狄劍青飾演的李林甫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李林甫的黨羽蕭炅同樣喜讀白字。古人冬夏各有祭祀，稱為“伏臘”，喻四時更替。他將 “伏臘”誤作“伏獵”，遭到嚴挺之的譏笑：“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另一位宰相張九齡文采風流，自然看不上蕭炅，將他外貶岐州刺史。
不過，韋陟、嚴挺之也為糾正領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前者不久就外放襄州太守，沉淪半生；後者遭到李林甫排擠，藉口他老病不堪用，強令到洛陽去就醫，最後竟弄假成真、鬱鬱而終。就連張九齡也沒有幸免。在官場看來，上官讀白字，當面指出，絕對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所以，就有了——
第二種表情：婉轉。
《嘻談續錄》裡那位乖巧的書吏估計就是這種表情，不說縣令讀白字，而是說有另外一種讀法。這在歷史上同樣有跡可尋。
明成祖讀《千字文》時，第一句 “天地玄黃”就讀成了“天地玄紅”。當時的侍臣楊榮的應對是：“臣幼時讀《千字文》，塾師竟教臣讀作‘天地玄黃’。今聆陛下玉音，始知臣當時讀書不細” 。顯然，無權無勢的塾師無辜地背鍋了。不過，明成祖以後讀《千字文》，再未提以紅代黃。值得一說的是，楊榮平日待人接物並不是如此溫柔，而是以語氣強硬不容人著稱，只有面對明成祖，楊榮才表現出足夠的溫柔。當然，我們倒不能因此苛責他，畢竟他面對的是屠戮文臣如屠豬狗的明成祖。
楊榮 像
明清以降，華夏風骨，每況愈下。到清朝時，連婉轉也有大風險，下一種表情才是標準答案——
第三種表情：諂媚。
清史學者曾考證，康熙皇帝批閱奏摺時白字連篇。“封疆大吏”寫作“風疆大吏”；“風俗不醇”寫成“風俗不惇”——是因為打字用了拼音輸入法嗎？可是，“夏”與“ 憂(憂)”不分，難道是改用五筆？ 如果說奏摺批覆深藏館閣之內，知者甚少，熱河避暑山莊的正門匾額“避”字右邊的“辛”多寫一橫，西湖“花港觀魚”碑， “魚”下四點變成了三點，就將康熙的白字暴露於眾目睽睽。此時被馴化為奴才的臣子不要說輕笑譏諷、就連楊榮式巧諫的勇氣都沒有了。
康熙御筆避暑山莊匾額，"避"字“辛”旁多一橫
對上位者而言，這又何嘗是一種幸事。康熙自誇讀書用功到嘔血，還常大言不慚，指責大臣“字言不通”。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摺有“癸巳”，康熙竟然提筆將 “巳”改成了“己”。皇帝將對改錯，大家也只能點頭稱服。
歷史深處的笑聲，君臣要麼真沒聽見，要麼裝作沒聽見。
這種習氣一脈相承。康熙的孫子乾隆六下江南，都從蘇州城西的滸墅關路過。相傳，秦始皇自虎丘追殺白虎，到此處失去了虎蹤，故而得名“虎疁”。因唐高宗的祖父名李虎，為避其諱，老虎的虎字被改成了水滸的滸，地名最終被改作“滸墅”。結果乾隆讀了白字，念成了“許墅”。於是上下官吏也就指鹿為馬，以非為是了。
至於第四種表情，說起來複雜，我們先來看一個人的事蹟，他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白字先生，晚清重臣剛毅。
關於剛毅，最出名的兩件事是：一、他主持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的終審定讞；二、迷信義和團“符咒護身”和“槍炮不入”，在八國聯軍逼近京師的時候，強徵帶婦女經血的下衣，懸掛城頭，要讓洋人的槍炮妖術失靈。
剛毅讀白字的笑話不勝枚舉：在刑部任職時，獄中囚犯瘐斃，剛大人一貫讀成“瘦死”；到了廣東任道臺，他將“民不聊生”讀成“民不耶生”；到江蘇，剛毅與人閒談，岸然曰：“人皆謂我剛復自用……”等到就任刑部尚書，他在到任之日召訓話：“我們做刑部官，要學舜王爺駕前的刑部尚書皋大人皋陶”——“陶”字音應為“搖”，被尚書讀了本音“陶”。《清稗類鈔》記載，剛毅舉薦總兵龍殿揚，竟然稱此人是黃天霸，惹來眾人暗笑。退朝之後，翁同龢嘲諷剛毅：“龍鎮是公之黃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剛毅無言以對。後來，翁同龢還寫詩嘲諷他：
帝降為王虞舜驚，皋陶掩耳怕聞名。
而今又有黃天霸，誰是當年竇爾墩？
剛毅固然屢屢讀了白字，但我並不覺得翁同龢冷嘲熱諷是對的。
晚清的八旗子弟素以生活糜爛、能力低下聞名。連鑲藍旗的顧命大臣肅順都自認“咱們旗人渾蛋多”。同樣出自這個旗的剛毅卻肯沉下心來，精研律例，曾奉命總辦秋審處。這個差使掌全國死刑複核，非精通刑律、人品端正者不能擔任。
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判例並重的。僅僅通讀大清律，並不足以斷案決獄。合格的司法官，還需要掌握無數案例，靈活運用。許多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浸淫經史文學，視律法、財稅為雜學，往往不屑一顧，結果被精通律例的刑名師爺玩弄於股掌。從這個角度看，剛毅可以算是專家型官員。
剛毅
相比之下，翁同龢的人生是另外一番光景。他出身常熟的書香門第，父兄皆是進士，自己更蟾宮折桂，高中狀元——這樣的人物，自然不會像剛毅那樣屢讀白字。但是，翁氏諸公尋章摘句就罕遇敵手，做實事卻一籌莫展。翁同龢其父翁心存貴為大學士，尸位素餐，不過是伴食宰相；其兄翁同書先敗於太平軍，再敗於捻軍，令曾國藩忍無可忍，上書彈劾，幾乎問了死罪。翁同龢入仕以來，憑藉同治、光緒兩朝帝師的身份，扶搖直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所謂“養望”，也就是培植人脈上，於實務一竅不通。如果不是他對李鴻章多方制肘，甲午一戰的結局可能不會如此慘淡。試問，在工業文明，民主科學強勢東漸的時代，翁同龢讀懂每一個生僻字，究竟有多大意義？研究文字讀音與字意的小學在清朝達到巔峰，許多官員都精於此道。但是，比起細胞進化論、能量守恆與轉化定律和進化論，回字有幾種寫法或讀音的確不那麼重要。
剛毅得以進入軍機處，出於翁同龢舉薦。故而翁同龢以恩人自居，不客氣地嘲笑剛毅的白字，然而躋身軍機大臣的剛毅，後來迷失在權力的光芒中，他編寫了一冊《官場必讀》，文章粗鄙不通，面對眾多質疑者，剛毅卻洋洋自得道：“而今備位宰輔，與彼咬文嚼字，輒誇下筆千言而落拓窮途一身不自保者何如?”——潛臺詞不就是你們是焦慮的質疑者。
翁同龢與剛毅最終反目，前者不留情面地譏嘲，是兩人結怨的根由之一。戊戌政變後，剛毅對翁同龢落井下石，處分從“開缺回籍”升級為“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翁同龢固然自食其果，含恨而終，剛毅也被世人視為恩將仇報的中山狼。有一則關於剛毅審案的軼事，說狀子上明明寫著“我挑擔大糞，在村口歇一歇”，被他念成“我挑擔大糞，在村口喝一喝”。雖系杜撰，這個段子卻包含著人們對忘恩負義者的譴責。
對剛毅來說，更需焦慮的是得罪了翁同龢的門生。為了斷絕光緒和翁同龢這對師生東山再起的希望，剛毅將矛頭對準了支持維新派的勢力，最終在歧路上越走越遠……如果不是他病死在逃亡路上，必然列名戰犯。
讀白字的人，和不讀白字的人，最後都成了失敗者。他們缺少的不是文化和能力，而是——格局。
也許，當我們面對那些讀白字的先生，還有居上位者，或者身兼二職者，是需要跳出歷史經驗的侷限，呈現出第四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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