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著名社會活動家孫孚凌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為“中華兒女”歡呼
“好！一語雙關！”2008年9月19日下午，我們一行四人步入全國政協孫孚凌辦公室後，範秘書便向我們展示出孫老為我刊創刊20週年的題詞“為中華兒女歡呼”。題詞一亮出，我們“歡呼”起來。
坐定後，一位同志遞上名片。孫孚凌取出眼鏡，認真地看了看名片，笑了笑：“你是全國青聯副秘書長，早年我也是全國青聯副秘書長，我確實同全國青聯還是有緣份的。”
的確，孫孚凌對青年工作有著一種特有的情感。早在1949年1月，孫孚凌就加入了職業青年聯盟；1949年7月，參加了北京青年聯合會的籌備工作，並擔任了常委。1953年6月，中華全國青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孫孚凌以民建成員、北京福興麵粉廠經理、北京市工商聯秘書長的身份出席會議，併成為120名青聯委員之一。同年初夏，孫孚凌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代表參加了在羅馬尼亞的舉行的第四屆世界青年代表大會和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聯歡節。在聯歡節運動會上，中國選手吳傳玉獲得仰泳金牌，這是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在國際比賽中奪得金牌、第一次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包括孫孚凌在內的許多人都流下的激動的眼淚。5年後，即1958年4月9日，中華全國青年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時任公私合營福興麵粉廠廠長的孫孚凌作為600名代表之一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當選為全國青聯常委兼副秘書長。今天，我們在團中央檔案館當年的“絕密”件中，可以查到全國青聯早期的委員名錄上赫然記錄著孫孚凌的名字。
期間，看到時任中華兒女理事會名譽理事長孫孚凌精神矍爍，步履穩健，說起話來中氣充沛，我們十分高興，畢竟老人這時已整整87歲高齡了。孫孚凌高興地向我們憶及當年帶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的情景，也詳細介紹了1956年9月18日作為中央青年代表團（賈守義率領）30多位成員之一輾轉到拉薩出席西藏第一屆青年代表大會的盛況。看到孫孚凌興致勃勃，沉醉在早期參加青年工作的回憶之中，我們為他至深的青年情懷所感動。
這時，孫孚凌儘管已退出領導崗位，但他依然關心青年事業，關注青聯的發展，長期出任中華兒女理事會名譽理事長並關心《中華兒女》雜誌的報道和刊物的發展就是實例之一。談吐中，無不表露出一位全國青聯的老前輩和青聯事業心連心的熾熱情懷，並表示如果不衝突的情況下將出席《中華兒女》創刊20週年的紀念活動，且讓秘書記下出席中華兒女報刊社活動的計劃。
2002年6月，孫孚凌視察四川宜賓
性情中人的過人膽識
孫孚凌在政協會議上向來講實話。1980年10月，孫孚凌作為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在市政協五屆十八次常委擴大會上發言，對粉碎“四人幫”後北京市的工作提出尖銳批評：“北京市工作在粉碎‘四人幫’以來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群眾意見仍然不少，我對北京市的工作有幾點看法：一是文過飾非。北京市七九年糧食減產兩億斤，市裡講減產的原因是氣候不好，工作上也有問題。到底什麼是主要原因沒有講清。同樣的氣候條件，為什麼北京市四周的天津、河北都增產，而北京卻減產了呢？還有房屋問題解決得很慢，很多人需要房屋沒有解決。現在一談房屋就說從粉碎‘四人幫’以後共蓋了多少平方米房，但是房屋如何分配卻從來沒有談，光知道市裡有一個落實房屋政策領導小組，如何落實我們不知道。二是優柔寡斷。例如車公莊轉盤工程拖了兩年，一個車公莊煤廠佔了國家的地，還要向市政工程局索取15000元，這簡直是敲竹槓，可就是解決不了。如果說‘京官難當’是涉及中央有關部門，可以諒解，然而北京市自己管的範圍有問題都不能及時解決，這個責任在誰呢？三是思想保守。北京是首都，工作的確應慎重些，但是主要問題是思想保守，不解放。個體戶開飯館過去規定不允許，直到最近剛剛解決。北京市容衛生很差，管理混亂。有人一說解放思想就不要管理了，一講市場調節就不要市場管理了，這是不對的。我們的管理不是強了而是弱了。”
孫孚凌作批評從來都是觀點鮮明，一針見血，不搞模稜兩可；提建議也是思路開闊，建設性強，富於可操作性。也是在1980年10月的那次常委會上，孫孚凌在談到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時，根據這一經濟規律舉一反三，提出一系列建議：“教育方面，國家辦、集體辦，實行雙軌制，要有必修課，但也應有選修課；科研方面，有國家下達的科研課題，也應有自選科研課題；勞動力分配方面，國家分配與自己選擇也應結合，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國家分配的人用不上，調換工作還得走後門。現在勞動力分配的辦法不行，實行招考的辦法就便於發現人才。各單位還應有一點辭退權，對被辭退的職工可以退回勞動服務公司，由勞動服務公司安排適當工作。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要有一點兒靈活性，即大集體小自由。”今天，這些建議已不再新鮮，但孫孚凌能在20多年前提出這些建議，實在是難能可貴。
這就是有膽有識、敢於講實話的孫孚凌。
中共信賴的益友和諍友
在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孫孚凌十分重視“三農”問題的解決，注重基層調研。一次，到甘肅省視察，他儘管當時已是81歲的老人了，但他不管體力與精力上的疲睏，在出席了中科院西部行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白銀交流洽談會開幕式和中科院白銀高新技術產業園奠基剪彩儀式後，繼而考察了白銀公司、稀土公司及白銀市防沙治沙工作、蘭州市北山綠化工程，還專門聽取了甘肅省和白銀市的情況彙報。在調研期間，他強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農業結構，發揮地方農業上的資源優勢，拉長產業鏈，進行深加工，開發新產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同時，他還在努力營造良好的環境，吸引資金、人才，加快地方的經濟發展上提出了個人的建議。在現場的地方領導同志和部分群眾，為孫孚凌的殷殷興農情、拳拳報國志所打動。
孫孚凌的濃“農”情結髮軔於1993年到全國政協擔任副主席後。1994年4月，孫孚凌考察陝西和江蘇兩省“三農”情況後，在給全國政協的調研報告中明確提出：“農業和農民問題是中國的最基本問題，農業上不去，農民不富裕，國家也不會富強。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他在報告中強調，解決好農業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將始終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同時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1997年開始的東南亞經濟危機，我國的需求嚴重不足。那年，我國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占城鎮居民人均的比例是40.5%。對城鄉差距的拉大，對農民收入的減少，報紙上不是沒有報道，但真正重視起來還是2000年後半年開始的。中央連續召開了幾次重要會議，要求解決農業問題，並已經擺上了議事日程。”其實，孫孚凌的祖上曾是地主。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地主”後裔，偏偏關注中國的“三農”問題。
2002年6月27日，孫孚凌在全國政協第十八次常委會小組發言中強調：“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經濟還不發達。要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最需要，最能解決問題、最能產生效益的地方。但現在有的地方只注重財政收入，而對如何用好錢考慮不多。一些地方小農意識嚴重，講排場、比闊氣，鋪張浪費，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農民人均收入大大低於全國水平，但城市卻建得很氣派。”孫孚凌說，“必須提倡注重節約，反對鋪張浪費，要堅決制止重複建設。”
孫孚凌一直深切關注著我國能源緊缺的現狀，第一個向國務院建議發展生物能源的人正是孫孚凌。“2000年，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關注我國能源緊缺的問題。在國務院與各民主黨派的一次座談會上，我就向朱鎔基總理建議，我國可以大力發展生物能源替代石油產品，可行性我作過調查，當時總理沒有同意我的觀點，為此我還與總理當場起了爭執，他不同意是從國家財政考慮的。”說起這件事，孫孚凌顯得非常興奮，“在第二年的一次會議上，朱鎔基總理對與會的全體同志說，‘看來孫孚凌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我在此向他道歉，生物能源應該發展起來。’從那以後，我國確定了發展生物能源的4家試點企業，如今都已成長壯大。”
儘管孫孚凌後來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但仍然關心著我國能源問題。2003年10月，孫孚凌瞭解到浙江一家民營科技企業研製了一項燃油高摻水技術，既可節約能源，又有環保效益。於是，他兩次專程赴浙江考察，並親自了解實驗情況。這一年12月，他向國家科技部有關部門的領導反映了這一情況，並且抱病將有關資料彙總，寫成書面材料，送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這份材料經全國政協編髮為信息專報，報送了中央主管領導，又批轉到國家科技部等有關部門，受到各位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重視。2004年5月，科技部下發《關於下達2004年度部分科技產業化項目計劃的通知》，將這一項目列入國家火炬計劃，並推薦給予貸款。目前這項技術已在廣東省建立生產基地，開始投產。對此，賈慶林稱讚道：“這是政協參政議政的重要成果。”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得知此事後也稱讚道：“孚凌同志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建言獻策，精神可嘉。”
2005年3月，孫孚凌無意間在一家報紙上看到一篇題為《中國可以再造一個大慶：中國開發農作物替代石油產品條件基本成熟》的文章，多年關注此事的孫孚凌立刻約請這篇文章的作者和文中提到的專家座談，併產生了到發展生物能源的代表企業豐原集團實地看一看的想法。
4月22日，孫孚凌登上了前去蚌埠豐原集團的火車。一上車，孫孚凌就開始與科技部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王宏廣主任認真地討論起來——真的能再造一個大慶嗎？發展生物能源的條件成熟了嗎？從宏觀的理論到實踐中的每個細節，孫孚凌都問得很仔細。當得出肯定的結論以後，孫孚凌高興地笑了起來。
在豐原集團調研的2天裡，孫孚凌參觀了每一個生產車間，仔細詢問生產工藝中的關鍵技術。當他聽到我國發展生物能源的幾個關鍵技術在國際上都領先時，老人頻頻點頭以示讚許。
在隨後召開的“生物能源暨豐原集團開發替代石油產品研討會”上，孫孚凌簡明扼要的談了他的看法：“發展生物能源用的是陳化糧、植物秸稈及廢棄物，不會與人爭糧，沒有糧食安全問題，也不會與糧爭地。投入的成本遠遠低於發展核能和開採化石能源。”“我國發展生物能源的潛力這麼大，其中的關鍵技術已經基本成熟或接近成熟，已到了產業化的階段。希望發展生物能源的企業要不等不靠、多想辦法、加快發展，為我國的生物能源產業樹立一個標杆，走出一條新路。”“我國每年進口上億噸的石油，開發石油替代品可以少進口一些石油，節省下來的外匯可以補貼給農民，這就相當於給外國人的錢轉而給了我們的農民。這可是利國利民的大事，何樂而不為呢？”老人心底有一個夢，期待我國生物能源產業早日發展起來。
儘管已從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孫孚凌生前卻總是閒不下來，外出考察、撰文呼籲還是他的一大“嗜好”，畢竟議政與建言是今天已不參政的老人生活的一大塊。他關心祖國統一大業，經常通過會見臺灣各界人士，介紹祖國大陸經濟發展情況和“一國兩制”政策。他多次表示，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強烈願望和共同心聲，希望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為此共同努力，為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貢獻力量。
孫孚凌的一生，是愛國的一生，奮鬥的一生。老人走了，他崇高的品格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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