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是我國第一部文學總集，由梁昭明太子編纂，其書收羅宏富，去取精嚴，自產生之初便享有很高的聲譽。唐初以詩賦取士，《文選》更成為士子必讀之書，同時也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遠播東亞各國，其中以日本為盛。據研究者不完全統計，日本現存《文選》抄本40多種，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日本皇家東山文庫的“九條家本《文選》”。此本國內學者極少見到，筆者往歲得師友惠助，有幸一睹全幟。
按照通行的觀點，“九條本《文選》”出自日本藤原九條家。“九條”之名源於九條家創始人藤原兼實（九條兼實），其府邸名九條殿，坐落於平安京九條大街，故名“九條家”。然就九條本卷末識語細加考證，並具體到藤原家族內部，則九條本當最早源於藤原式家，後傳至藤原北家的九條家。
九條本卷末多有藤原相房、藤原長英、藤原師英三人識記，如卷一正文末尾：“正應五年五月九日，點了《文選》。十二三歲之時，兩年以字筆令書寫受嚴君之說了，而先年甘繩回祿之時，皆以為灰燼了，仍為授幼稚，所令校點了，散位藤原長英”；再如卷十末尾：“正應五年十月二醜克書寫了，此書曾祖父一筆也，而上幟紛失之間，為備欠失，所令書寫了。散位藤原長英。”
九條本是現存最早和最多的日本古抄，藉此可以回溯唐代三十卷古本原貌。如《文選序》“表奏箋記之列”句，後世各刻抄本皆同，唯九條本與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敦煌寫卷作“表奏箋記之別”。再如《鮑照樂府詩八首》“車馬若川流”，各抄刻本皆同，唯九條本和國博本敦煌寫卷將“若”作“如”。據《吐魯番考古記》，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敦煌寫卷是黃文弼1928年在吐魯番考察時友人所贈，據說為1910年發掘張懷寂墓所得。又據同批出土的《張懷寂墓誌》，張懷寂逝於長壽二年（693）。如若此卷真出於張懷寂墓，則此敦煌寫卷的年代極早，九條本異文能與其獨同，藉此可見九條本保留了不少古本原貌。
《文選集註》保留了唐代三種已佚的《文選》註釋，即《文選鈔》《文選音決》和陸善經的《文選注》，金澤文庫的《文選集註》在1955年被確認為日本國寶。周勳初的《唐鈔文選集註匯存》幾乎彙集現存的所有《文選集註》殘卷，然亦僅有24卷，而據學者推測，《文選集註》原書當有120卷。《九條本》旁記中有關於《抄》《音決》、陸善經注的注語，可補《文選集註》的不足。如卷十四《樂府三首·長歌行》下旁記到：“《音決》在《君子行》下。”由此可知，唐代不同的《文選》注本，其關於作品的排列順序多有不同。
九條本在藤原家族中世代傳授，藉此可以瞭解日本《文選》學的發展歷史。如上所說，九條本識記多有藤原相房、藤原師英、藤原長英等人的批語，由此結合其他方面的歷史資料，即可探討藤原家族的《文選》接受史。
九條本向來為日人所重，研究成果較多，比較重要的有以下三種，即斯波六郎的《九條本文選解說》、中村宗彥的《九條本古訓集》、阿部隆一的《關於東山御藏文庫尊藏舊抄本文選》。以上三文，對九條本的正文面貌、卷數分合、旁批作出了較為詳密的分析，基本代表了日本學界對九條本的研究成果。國內學界的研究專文則只有傅剛的《日本宮內廳藏九條家本〈文選〉研究》，傅剛在文中對於九條本的概貌、文獻價值、版本譜系等各方面均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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