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鑑賞是雅事韻事，以鑑賞為目的的收藏過程也充滿著他人難以領略的情趣。愛之愈甚，藏之愈殷。
歷來藏書家無不好古敏求，多在自己的藏書上鈐蓋精緻古雅的藏書印，朱墨輝映，使藏書增色，更具垂緒源流、印鑑作證之功能。藏書印勃興於兩宋，至明清兩代圖書日富，藏書日繁，更替日頻。一些較知名的藏書家每得好書，把玩珍賞之餘，必鈐印書上，開卷一樂。其或相與流傳，及至朱痕累累，藏者因此可以播名垂遠，日後書亦身價百倍。
皇室藏書印的淵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唐太宗的“貞觀”印。到了宋太祖，已起用“秘閣圖書”這枚專門的收藏印鑑。宋徽宗有印“御書”，這表明是皇家收藏的書籍。唐宋及以後的藏書印成為文人寄託情懷與理想的一種形式，藏書印的藝術欣賞價值大大超越實用價值。明清以來，藏書家輩出，藏書印更是異彩紛呈，蔚為大觀。有人作過統計，僅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古籍上鈐蓋的印章數量已達萬枚以上。
藏書印大體上分為機構藏書印和私人藏書印兩種。機構藏書印如五代南唐的“集賢院御書印”，元代的“翰林國史院官書”，當代的“北京圖書館藏”等。私人藏書印如元代趙孟頫的“天水郡國書印”“趙氏子昂”；明代項元汴的“墨林山房史籍印”，文徵明的“玉蘭堂圖書記”，毛晉的“毛氏藏書”“汲古閣藏書記”；清代錢曾的“虞山錢遵王藏書”“述古堂藏書記”，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百宋一廛”，汪士鐘的“曾藏汪閬源家”“汪士鍾藏”，楊以增的“宋存書室”“東郡楊氏海源閣藏”，瞿啟甲的“鐵琴銅劍樓”“良士珍藏”，劉承斡的“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鄭振鐸的“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等。
藏書家尤重視藏書印的應用，一方朱印鈐於書端，既為藏書者標誌，又可表露藏書者的心曲，讀來意趣盎然。閒章不閒，是藏書印的一大特色。藏書印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姓名字號、生年行第、鄉里籍貫、家世門第、仕途經歷、愛好志趣、警語箴言等，甚至還有詩文及警示子孫愛書守書的家訓。
有的藏書印能夠表明藏書者的身份地位。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海源閣第二代主人楊紹和有一方印“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堪稱一份履歷表。
教導子孫愛惜藏書的藏書印最能體現藏書家“嗜書如命”的情結。例如，明代文學家黃宗羲(號梨洲)的藏書印上刻著“忠端(梨洲之父)是始，梨洲是續，貧不忘買，難不忘攜，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鑑此心曲”，愛書之情，盡在其中。明代藏書家、澹生堂主人祁承蠑的藏書印文是一首詩：“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詩中教導子孫愛惜書籍，守之勿失。
明代錢叔寶有一印日：“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何其愚。”詩中對借書不還者表示痛恨，予以警告，旗幟鮮明。明代“汲古閣”主人毛晉藏書之豐舉世皆知。此公有一方56字的大藏書印，印文為：“趙文敏於書卷末雲，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如何。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屋，當念斯言，恥非其有，無寧合旃。”他希望子孫讀其藏書，從中受益，警告子孫如果把書賣掉，則禽獸不如。
倡導讀書、珍惜藏書也是藏書印的主題之一。清代藏書家吳騫的藏書印上刻著：“寒無衣，飢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此昔人治學之名言，是拜經樓藏書之雅則。”正因為有如此精神，吳騫一生專於學問，成為傑出的版本目錄學家。清代藏書家顧錫麒的箴言印日：“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今人讀書，恆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易失消，一殘缺，修補甚難。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憤惋浩嘆不已。數年以來，蒐羅略備，卷帙頗精，伏望觀是書者，倍宜珍護，即後之藏是書者，亦當諒愚意之拳拳也。聞齋主人記。”清藏書家馬太龍由於藏書甚多，書常被人盜走，他一氣之下刻了“警印”鈐於書之扉頁“竊書非雅賊”!
有的藏書家還利用藏書印來分類保管書籍，如明末著名藏書樓汲古閣主人毛晉所藏宋元善本，都鈐有“宋本”“元本”印記。這些藏書印直觀地告訴後人這些書的重要價值，有益於強化圖書保護意識。
篆刻藝術是藏書印藝術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文人的意境正是通過刻者的“刀法、章法、篆法”表達出來的。名家篆刻令藏書印藝術價值倍增。如明代毛晉汲古閣用印大多出自汪關之手，清代潘祖蔭滂喜齋藏印即出於趙之謙之手。這些篆刻名手所治之印，匠心獨運，或凝重古樸，或溫雅秀逸，顯示了深厚的人文功底，堪稱藏書印的代表作。質地上乘的印材和雕工精緻、意趣高雅的印鈕也為藏書印增添不少藝術價值。
藏書印歷來受到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藏書家的重視。不少古籍版本目錄學專著都將藏書印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來著錄。因為藉此可以查考一部書的流傳源流；可以與版式、行款、字體、紙張一起，用來判斷一部書的版本；可以用來補充書史資料的不足。
傅增湘是民國時期著名的藏書家，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曾任直隸提學使，創辦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京師女子師範學堂，民國6年(1917年)出任教育總長。其藏書樓名為“雙鑑樓”，因為他藏有兩部珍貴的《資治通鑑》，一部是他祖父傳下來的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一部是他蒐購的端方舊藏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資治通鑑》。他把這兩部宋元刊本並稱“雙鑑”，作為藏書樓的名字。
一個偶然的機會，傅增湘見到了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宮廷寫本《洪範政鑑》，能把這部書收藏在“雙鑑樓”成了他的一個夢想，十多年耿耿於懷。後來他終於等到書商出售這部書，不禁喜出望外。可是書商索價極高，傅增湘不得已賣掉了自己珍藏的日本古刻本三大筐，換錢買下這部從宋到清歷時700多年，上面朱印累累的古籍珍寶。此後他以《洪範政鑑》與宋本《資治通鑑》相配，合稱“雙鑑”。這對“新雙鑑”更為珍貴且名重一時，傳為書壇佳話。
宋代內府寫本《洪範政鑑》是宋仁宗根據《尚書·洪範》編纂的一部書，書上鈐有十幾方藏書印。當時就是憑藉書上鈐有“輯熙殿書籍印”，確定這本《洪範政鑑》屬宋代內府寫本。輯熙殿是南宋時的皇家藏書樓，有了這枚皇家藏書印，就可斷定這部書是從輯熙殿流傳下來的。這部書上的另外幾枚皇家藏書印進一步佐證了這個判斷。宋亡之後，《洪範政鑑》被收入元朝宮廷，於是書上多了一枚“翰林國史院官書”的印記。
1949年傅增湘去世，他的後人遵照遺囑，把“雙鑑樓”的藏書捐獻出來，普通書籍捐給了故鄉的四川大學，《洪範政鑑》等善本捐贈給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
近代文化名人的藏書印，同樣體現著藏書者的個性與文化情懷。著名藏書家繆荃孫的藏書印“藝風審定”“藝風堂藏書”“江陰繆荃孫藏書印”“繆荃孫藏”“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等，透著儒雅的書卷氣。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常合用一枚書印鈐於藏書，印文為“秋之白華”，含二人名字在內，構思巧妙。國畫大師張大千的藏書印章大都自撰自刻，“大幹掌握”“藏之大千”“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等藏書印，耐人尋味。當代藏書家韋力先生有藏書印多枚，間有兩方頗具意味，一曰“求書甚苦”，藏書甘苦多少，寂寞自知；另一日“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典出《道德經》，聚書一途多不易，艱辛無奈，心境炎涼，此印喻理深長，皆因愛書而為。
袁世凱次子袁克文，一字抱存，後因得宋王晉卿《蜀道寒雲圖》畫卷，得物誌喜，因署“寒雲”。他與傅增湘、徐森玉、周叔駛等交往密切，研究古書版本，藏書極精。凡遇宋元古刻善本，必大力購得，先收有宋版書百種，乃名書樓日“百宋書藏”。後其宋版書增至200部，又改書樓名為“醑宋書藏”，所藏善本鈐印累累，以示珍愛。他收藏了8種宋刻巾箱本，有《周易》《尚書》《論語》《孟子》等，愛若至寶，又設書齋‘八經閣”，秘藏於內。困頓時袁氏藏書大多轉賣，以濟窘日。袁克文嗜古收藏乃貴公子的一種消遣而已，興盡則視若浮雲，轉瞬散盡，成為來去匆匆的書林過客，只有累累朱記，標記著過眼雲煙。
在版本方面，藏書印是鑑定版本的重要依據之_；在藏書史方面，藉助藏書印可以瞭解一部書的傳承關係和收藏曆程；在藝術欣賞方面，—方篆刻精緻的藏書印堪稱一件藝術品，極具美感，可以充分體會其給藏書者帶來的閒情逸致和精神享受。
古籍版本學者林申清先生在《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一書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自來藏書家印記，大都請名家篆刻，有的凝重古樸，有的溫雅秀逸，其藝術價值，實不亞於書畫家印記，亦足資今日愛書君子楷模。買一本心愛的書，晴窗展讀，雖非價值連城的古刻珍秘，然紙自如玉，墨潤如脂，書香陣陣，取出印章，在扉頁上鈐一方硃紅印記，替這本書增些色澤，也替自己的心頭添些喜悅，諸君以為如何?
好書堪讀不堪藏，滄海難尋舊寸方。
當我們看到古書上一枚枚丹砂未褪的印款時，也能用心感受到幾代愛書人留下的一縷耐人深思的文化痕跡，它們的有緒流傳，給我們清晰地提供了尋找前賢的線索，為日後的藏書之事多存一些驚喜和感動。中國傳統藏書印屬文人書齋雅玩，表現的又是藏家的儒雅風範，體現出一種審美取向和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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