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作《東林沉浮》由中國出版集團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不日全面上市，敬請欣賞選節4——
東林八老為何反對陽明心學主張實學
東林書院到底是幹什麼的？
從形式上來講和一般的書院也沒什麼不同，就四個字：聚眾講學。
東林書院並不是一個全日制學校，也不是成人夜校，而是一個“月校”，講學採取大會小會相結合。每月一小會，會各三日。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小會每月推一人為主，大會每年推一人為主。也就是說，東林書院的“院長”按照傳統叫法稱“山長”，顧憲成是第一任山長，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每次大會的主持人則不一定是山長，而是採取推舉制推舉，稱“主盟”，且每次會講推舉一次，相當於現在的“大會秘書長”。每次會講，由主盟邀約主講嘉賓，講課之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每會設茶點，臨會午、晚飯四人一席，“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
有會期，有主持，有主講，有招待，有茶點，有文集。
這個陣勢，顯然不次於現代大型論壇會。
東林書院的會講形式，在當時來看，並不新奇，但是會講內容卻別有洞天。一般學堂和書院只是圍繞大明科舉指定教材“四書五經”來講課，是應考或純學術性的，但是東林書院講的內容不限於學術，而多涉及時政。用當時史書上的話來說，就是“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每會先由主講嘉賓說《四書》一章，之後會員就開始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聯繫時政，來評價國家政策的是是非非、政治人物做的好與壞。東林書院請的主講嘉賓，大都不是在官場被排擠、就是被邊緣化的官員，所以他們對時事政治看得非常透，也敢於大膽講話，這種講風就吸引了很多聽眾。尤其是對年輕學子和基層官員，特別具有吸引力。
說到東林書院的主講人，顧憲成的好友趙南星鄒元標只是友情客串，另外還有圍繞在顧憲成身邊七個親友，才是主力。他們與顧憲成同臺講學，這八大主講人構成了東林書院的靈魂核心。時人稱之“東林八君子”。他們是：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和葉茂才。
顧允成，江蘇無錫人，顧憲成胞弟，萬曆十四年進士，初任南康府教授。萬曆二十一年，爭國本時，顧允成也是個積極“立長派”，上疏直諫，認為絕不可廢長立幼、並封三王。不久被貶官。顧允成沒有領旨赴任，而是請辭歸家不再復出。萬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顧憲成亦遭革職還家。顧允成遂成兄長第一助理，籌劃重修東林書院，聚集有識之士。
高攀龍，江蘇無錫人，顧憲成老鄉。他從小喜讀書，非常懂禮節。六歲開始讀書，十二歲學寫八股文，二十一歲中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清流三老前輩一樣，他的仕途也很不順，初為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因為上書說了幾句皇上不大愛聽的話，被貶到地方基層工作，又逢喪父，於是回家守孝，一守三十年。也就是說，朝廷三十年沒有用他。清閒在家的高攀龍閱讀了大量藏書，達到了很深境界——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修身養性，三十年從未間斷。聞聽顧憲成在家鄉東林書院講學，他慨然相助來奔，後成為東林黨第二代領袖。
劉元珍，江蘇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後升為南京兵部郎中。萬曆三十三年即公元1605年適逢“京察”，劉元珍牽涉其中而被免官回鄉。他是著名正直官吏，對國家的命運十分關注，對當時黑暗的政治局面表示出了極大的不滿。劉元珍遭到罷免後回到家鄉無錫，和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抨擊時政。
安希範，江蘇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初任行人司行人。萬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安希範因直言進諫而惹怒萬曆皇帝，遂遭貶斥。安希範自罷官以後，一面與顧憲成等諸友好友品書談道，探究身心之學。一面開闊視野，遊覽各地名勝。萬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安希範開始在東林書院講學。
薛敷教，江蘇武進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因上疏忤旨，被勒令回籍。萬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夏天，薛敷教被重新起用，任命為鳳翔教授，不久後提為國子監助教。次年，因為趙南星鳴不平而被貶，借母親病故辭官返鄉，此後再未出仕。薛敷教歸家後始終在家隱居，後來受顧憲成兄弟及高攀龍力邀，在東林書院講學。
葉茂才，江蘇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被授予刑部主事。萬曆四十年，因朝廷黨爭排斥東林，他不滿而辭官回鄉。之後，葉茂才便在東林書院講學。他提倡公論精神，認為“天下事非一傢俬議”，給東林書院打開了一扇議政天窗 。
以上八君，始終是東林書院的臺柱子，他們的畫像一直掛在東林長廊，伴隨著書院從無到有，從默默無聞到名震寰宇。可以說，東林的根基，就是此八老建立，稱"八老建黨"亦不為過。
公元1604年即萬曆三十二年春，東林書院舉行第一次大會，首任山長顧憲成被推舉為第一次大會主盟，稱“東林先生”。他趙南星、鄒元標這二位友情客串的資深清流，合稱“東林三君”。與“東林八君”一道，這些“老君”成為東林書院門徒尊奉的教主式人物。
國有國法，院有院規。顧憲成是個天生的精神領袖，為把書院辦成“士讀聖地”，“東林先生”還給東林書院制定了校規——《東林會約》。
《東林會約》的主旨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
所謂“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第三要“尊經”，第四要“審幾”。
所謂“二惑”，一是有的人認為講學“迂闊而不切”，又“高遠而難從”，二是有人認為“學顧力行”就可以了，講學是多餘的，用不著。顧憲成認為以此兩點理由反對講學就是“二惑”，應當加以破除。所講即所行，所行即所講，講行統一，學用一致，就不為多餘。
所謂“九益”，就是為學講論的幾大好處。第一，講學能希賢希聖，進到人的最高價值領域。第二，是宣傳治道、教化百姓的好時機。第三，會講是修心養性的重要方式。第四，聽講能超凡脫俗。第五能取長補短，互相學習。第六，會講可以使人廣見博聞。第七，起舊圖新。第八，使人感到教育的責任和力量。第九能弄清求學的根本宗旨：“明道”，從而立言、立功、立節。
所謂“九損”，是講學中常犯的九種錯誤，提醒學者加以警惕，竭力避免。第一，比暱玩狎，鄙也；第二，同黨伐異，僻也；第三，假公濟私，賊也，第四，評論是非，浮也；第五，談論瑣怪，妄也，第六，文過飾非，估也；第七，多言人過，悻也；第八，執事爭辯，滿也；第九，道聽途說，莽也。
以上《東林會約》，最核心的是“知本”兩字。何謂“知本”？就是正本清源，還儒家理學正統地位，摒棄陽明心學虛誇學風。
可見，東林書院繼承的是儒家正統學脈理學，反對王陽明的心學。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興盛於明朝中期的陽明心學，到了晚明，已成流弊：造就了文人的不良學風——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果腹空而心高。
我們知道，中國有兩千年封建史，這兩千年中的大一統王朝自漢以降，一直是尊儒家為正統價值觀。但是所謂儒家學說自孔孟之後，也是變化發展的。自從宋代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北宋五子開創的新儒學，在南宋分為朱陸兩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學逐漸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學則進一步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並通過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為封建君主統治正統要義。
而至明代中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級的壯大，一股帶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個性解放思潮，開始猛烈衝擊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綱常禮教觀念。王陽明心學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王陽明出生於浙江一個官宦人家，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狀元，官至吏部尚書。少年時期的王陽明就已表現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邁，其命運也頗不平淡。儘管天資聰穎，但王陽明的仕進之路不算很順。他二十一歲就中了舉人，但此後兩次參加會試都沒有成功，直到二十八歲，才考中進士，步入仕途，累官至兵部尚書。王陽明政治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任職贛南巡撫時，平定寧王之亂，因立此功，被封信建侯。但總得來說，他的宦途不太順。正德年間因為得罪權宦劉瑾被貶謫，嘉靖年間則因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擠而鬱郁不得志，最後死的時候還不準其爵位子孫世襲。
比起政治落寞，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矚目。結過艱苦卓絕的現實磨練，他成就了自成一說的心學理論。“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後人因此也稱王陽明哲學為良知之學。據說，有人請王陽明講學，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麼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講良知，不要守著“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反駁他，說：“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麼可講的呢？”
但是，儒家的“太宗”《孟子》裡說，良知是一種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人們通過性善所體現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陽明卻把這個本能的道德感應變成了三觀的核心價值觀念。我們知道，禪宗就是把佛教中國化通俗化了，而王學與禪宗頗有些異曲同工，是將儒家學說也通俗化大眾化了，不必拘泥四書五經教義，人人都可隨心所欲地領會儒教，人人可以為聖賢。
陽明心學一直在民間流傳甚廣，但因為沒有系統嚴謹理論，所以無法取得正統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階段遭到官方打擊。即便王陽明死後，嘉靖皇帝還這麼評價他說：“守仁放言自肆，詆譭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此論一言以蔽之，心學即王歪理邪說。
然而，心學在王陽明死後半個世紀，突然火了起來，並得到官方承認。萬曆十二年，在張居正死後，一些陽明弟子進入了權力中心，在他們的鼓譟下，萬曆皇帝將心學當成了儒教理論發展創新，王陽明從祀孔廟。
但是，正統儒家士大夫依然對心學不屑一顧。尤其對王學末流，更是嗤之以鼻。
作為東林書院的主盟，顧憲成就對陽明白眼相對，他批判心學末流，稱其空疏淺薄，流於禪學，形成了不正的空談之風，跟當時的社會現實脫節。顧憲成為東林人高舉的是接地氣的實學，讀書不能脫離現實社會和國家政治。“東林先生”主張，知識分子要回歸儒家道統、敢於直面現實、干預政治、關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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