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巖 簡 歷
1919.11出生與河南省蔚氏縣小石莊，1938年入黨，1939年在延安抗大二分校任學員畢業後留校任二分校抗三團大隊特派員，經歷了殘酷的五一大掃蕩，以後任十三分區敵工科幹事《冀東軍區前身》，警備連指導員《常勝隊》，地區隊特派員，教導員，一三八師四一三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抗美援朝時期任四十六軍後勤部政委，一三七師政治部主任，回國以後任四十六軍政治部付主任，一三七師政委，六三年調離在戰火紛飛年代戰鬥多年的四十六軍這個冀東子弟兵的老部隊，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到渤海前沿的旅大警備區守備二師任政委，外長山要塞區付政委，旅大警備區政治部顧問等職，1983年離休，1999.11去世享年八十歲。
奔 向 延 安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蔣介石提出的“限制共黨活動辦法”以後，到處製造磨擦，屠殺共產黨人，破壞抗日勢力，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投降妥協，危機的烏雲籠罩著祖國大地，抗戰局面更加嚴竣。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知識分子紛紛奔向延安，尋找光明，追求真理。全國人民把抗日教國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
我於1938年10月在河南省淆川縣國民黨統治區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支部書記。因為年輕，沒有工作經驗，開展工作困難，要求到延安抗大學習。經組織批准，我和共產黨員張毅立同志，於1939年3月底，到達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我交了黨員介紹信，負責黨務工作的同志跟我談了話，要求我在去住延安的路上要嚴守秘密，遵守紀律，起模範作用。
幾天後，辦事處把我們去延安的二十多人編成一個分隊，由一名黨員帶隊，穿上軍裝，戴上十八集團軍的袖標、胸章，於四月初從西安向延安方向前進。
我們沿著公路向北走出三十華里，國民黨軍隊崗哨把我們攔住。這裡是一片樹林，裡面搭了一個帳棚，住著國民黨軍隊一個班。一箇中尉副連長，裝腔作勢地對我們說，奉上級命令，凡是十八集團軍過路人員，必預經過請示批准才能通過。我們只好停止前進等待答覆。這個副連長陰陽怪氣的問我們都是幹什麼的？我們負責帶隊的同志回答是十八集團軍的護士，到前方抗日。他以疑感的眼光，撇著咀說：我看不像，你們是去延安的學生，何必相瞞。國民政府對你們青年人很好嗎，為什麼要往延安跑。那裡生活很苦，沒有錢花，小米飯都吃不飽。到中央軍官學校多好哇！可以當軍官，吃得好，穿得好，每月發幾十元大洋。大家聽了這些話非常氣憤，齊聲反駁說：當前是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我們不願當亡國奴，到前線抗日救國，不願升官發財。蔣委員長不是說過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戰之責。我們要到前線抗日去，叫我們走吧！那個副連長把臉一沉兇狠的說：不行，上級命令不讓你們 通過。我們大家說不讓通過，我們就回去。他看見我們很氣憤，態度收斂了一下，緩和地說請大家到我們連部去一趟。
中午十二點鐘左右，我們列隊到了他們連部，出來了一個上尉軍官。神氣十足，扳著他那副紫色面孔，兇狠地對我們說：“奉上級命令，把你們袖標胸章摘下來。”大家聽了火冒三丈，用仇恨的目光對著他，絲毫不動。我們 負責帶隊的同志回答說：不能摘，我們是十八集團軍的，袖標胸章為什麼要摘掉？他蠻橫無理的說：叫你們摘就摘，沒有什麼可講的。大家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高聲喊道：為什麼要摘掉？我們死也不能摘！他看到我們憤怒得不可扼止，如果動武強行摘掉，勢必把事情擴大，產生嚴重後果。於是就軟下來不再堅持，國民黨這一手非常陰險惡毒。把我們袖標胸章去掉後就可以任意擺佈、抵賴，把我們說成是他們的人，混淆視聽欺騙輿論界。我們識破了他們的陰謀詭計，使他們沒有得逞。
他們的陰謀失敗後，派一個武裝士兵班由那個中尉副連長帶領，押送我們回西安，他和我們帶隊同志一起走在前面，那個班在我們後面。為了爭取時間迅速和西安辦事處取得聯繫求得營教，我們走得很慢，故意施延時間。有兩個同志在後面做他們士兵的工作，爭取同情我們的行動。這個班的班長對扣留我們表示不滿，而產生同情。共產黨員牛和同志和另一個高個子的河南同志邊走邊寫信。到了一個村鎮，我們要求吃飯，已經是下午兩、三點鐘了，不讓吃飯不行。牛和同志利用吃飯的機會找了一個老百娃，給了他一些錢請他把信送到西安辦事處，等那個送信老百姓走了半小時，我們才慢慢向西安走。
傍晚七點鐘左右，我們到了西安北大街就停下不走了。因為這是關鍵時刻，緊要關頭。如果繼續走，就要到國民黨軍隊的集中營了。只有停下來拖時間，等待西安辦事處營教才是唯一正確辦法。那個中尉副連長一再督促我們走，以牛和同志為首的積極分子都行動起來，嚴厲質問：要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現在國難當頭，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我們中國，我們要抗日救國到前線去，有什麼罪？為什麼不讓我們到前線抗日？聽我們講話的群眾越來越多，擠滿了街道，堵塞了交通。搞得中尉副連長狼狽不堪，驚慌失措。他用緩和的語氣督促我們走，同時命令士兵驅趕圍觀群眾。當時秩序紊亂，群眾非常氣憤，對我們深表同情。我趁機跑到一家雜貨鋪，店員把我藏在蓆桶裡，等他們離開後· 我一口氣跑到七賢莊辦事處。
到了辦事處，林伯渠主任親自聽取了我彙報被扣留的經過。他身穿蘭色中山服，神采奕奕，和靄可親，坐在椅子上，細心聽了我彙報後非常氣憤，嚴肅地指出這是國民黨蓄意製造磨擦，強行扣留我方人員，是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嚴重事件。必須向西安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他立即派辦事處一名副官佩帶少校軍銜乘坐汽車追趕被扣同志。在我彙報以前，辦事處已接到我們在路上寫的信。國民黨中尉副連長見到我處副官是少校軍銜，比他高兩級，連忙敬禮，神情非常緊張。副官質問他，這是我們的人要到前方去為什麼要扣留，馬上釋放，隨我回辦事處。有什麼事請到辦事處聯繫。在這滿街過往群眾面前他連聲答是。
我們被扣二十多名人員全部回到辦事處。第二天，西安新華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用大字標題向西安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並報道了我們被扣留的詳細情況。
經過這次鬥爭，西安國民黨當局的陰謀被挫敗，不得不暫時收斂。到延安去的人越來越多。三天後，我們四十多人由共產黨員牛和同志帶隊，經過十幾天行軍，於四月底勝利到達革命根據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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