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藏書樓到現代化的數字圖書館，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本文主要論述了我國古代藏書樓的特點和發展，古代藏書樓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數字圖書館的興起和發展。
發展圖書館是人類智慧和知識的寶庫，是蒐集、整理、典藏和向讀者提供文獻資料的機構。歷來人們都把圖書館看成讀書治學的場所。革命導師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院就留下了永恆的腳印，列寧在流亡中到過歐洲好多圖書館，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學生時代利用圖書館讀了很多書，開闊了視野，豐富了思想，著名科學家華羅庚、陳景潤都是藉助圖書館藏書的幫助而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圖書館存在的歷史非常悠久，它收集、加工、整理、科學管理了人類智慧的結晶——各種珍貴的文獻資源。早在我國的上古的殷商時代，人們就會利用龜甲等獸骨來記錄日常生活的大事小情。其中大部分的記錄是關於占卜的，統治者對於這樣的記錄很重視，因而派專門的人員進行管理。圖書館也就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這些官方機構、民間團體或私人收集典藏文獻記錄的處所不叫圖書館，而喚作藏書樓。但藏書樓並非皆以“樓”名，而是多以齋、閣、堂、室、觀、居、軒、館、亭、秘府名之，儘管名稱千差萬別，但其作用大體相同。中國的藏書文化傳統悠久，相形之下藏書樓的發展是相對緩慢的，尤其是在金、元兩個歷史時期，連年的戰爭與動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藏書樓的發展。直至明朝，由於私家藏書的大規模興起，藏書樓又獲得了進一步發展。明代藏書樓的設計特點，主要在於解決藏書中的火、黴、蛀三害問題，營造寧靜舒適的閱讀環境。因為是專用的性質，設計上沒有考慮公共閱覽的要求。這些環境優美的藏書之所，是多少文人騷客心中理想的閱讀場所。延至清代，由文淵閣統管藏書的館閣制度已經日臻完善，另有避暑山莊文津閣、瀋陽故宮文溯閣、杭州孤山文瀾閣等作為清代藏書樓的代表。
中國的藏書文化傳統悠久，經過數千年的傳承與積澱，作為古代藏書文化載體的藏書樓，為現今的人們保存了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私家藏書與官方典藏並駕齊驅，成為中華文化保存和傳播的兩大重要渠道。
1 古代藏書樓的分類與發展變遷
官方藏書、書院藏書、私人藏書和寺院藏書一起，成為我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官方藏書是我國藏書史上出現最早的一種收藏典籍的方式。上古時期的史官收藏文化典籍開啟了我國的藏書史。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設立了專門的王朝藏書機構，官府藏書就此分成宮廷藏書與國家機構藏書。藏書、供祭和講學構成書院生活的三個主要內容，書院藏書隨即應運而生。寺院藏書，是佛教傳人進入中土以及大規模興建寺院之後興起的，其作用主要是保存佛教典籍。
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是官方藏書和私人藏書的發展。漢高祖劉邦為了妥善地保存蒐集來的文化典籍，特設了皇家圖書典藏與編校機——“石渠”、“天祿”、“麒麟”三閣。延至漢朝末年，官方藏書的事業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文獻典藏的數量有了大幅提升。隨著隋唐盛世的到來，官方藏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大力拓寬蒐集藏書的渠道，另一方面精心修繕藏書之所，從數量和品質兩方面著手發展官方藏書事業。其中嘉則殿是那個時期藏書樓的典型代表，其藏書量攀至古代官方藏書史上的最高值。
到了兩宋時期我國藏書體系全面完善，並且官方藏書允許政府高級官員、殿試考生等借閱瀏覽，藏書的數量和品質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明清兩代，官府藏書事業日臻成熟，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文淵閣，其後弘文館、華蓋殿等藏書樓也隨之建立。到明宣宗時期，藏書數已經達到古代官藏的頂峰。楊士奇曾查勘文淵閣藏書，編成《文淵閣書目》，其中收錄典籍達43 200餘冊，7 000餘種。清早期的皇帝對文化事業非常重視，為了編纂諸多文化典籍，屢次搜訪民間遺書和珍本秘籍。到乾隆令紀曉嵐主持修編《四庫全書》、修建著名的皇家七閣，使官方藏書事業在收藏品質、環境設計等諸多方面更加完善。藏書事業也隨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而到了清朝末期，京師圖書館、江南圖書館紛紛建立，這意味著官府藏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轉型，也意味著我國古代藏書樓歷史的終結。
私人藏書是古代藏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最早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莊子·天道篇》有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從中可以推知先聖孔子就有他的私人藏書。再根據那一時期諸如《禮》、《易》、《詩》、《春秋》等文化典籍的佐證，我們可以推知孔子擁有的藏書量很大，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古代藏書史上首位私人藏書家。並且從數量上說，他是那個時代私人藏書量最大的藏書家。在秦朝由於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私人藏書事業的發展。但就是這一文化黑暗時期，依然湧現了孔鮒、呂不韋等私人藏書家。到了漢朝，民間藏書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統治者的肯定，禁止私人藏書的“挾書律”被廢除了，這就給私人藏書文化事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藏書家的範圍也隨之擴大，參與藏書的人不只限於達官貴胄，一些有條件的學者、太學生等也紛紛加入其中。其中以東漢才女蔡琰為代表，她是古代藏書史首位女性藏書家。到了隋唐盛世，科舉制的興起與發展刺激了人們對學術文化的熱情，而在客觀技術層面蔡倫造紙術的發明更為文化典籍的收藏提供了實現條件。這一時期的私人藏書無論是從數量規模上還是質量品質上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一些真正意義上的私人藏書場所也開始出現，田弘正的“於府舍起書樓”為其中代表。到了兩宋時期，封建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私人藏書文化事業也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期。憑藉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文化典籍的保存與傳播也變得不是那麼困難了。珍籍易得，藏品可傳，為私人藏書的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有一定影響的文人學者大都擁有自己的藏書樓，譬如南宋大儒朱熹的寒泉精舍，司馬光的讀書堂，文學家賀鑄的企鴻軒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一些世代藏家，如安陽韓氏、宋城王氏等。到了明朝，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個繁榮期，私人藏書跟著蔚然成風，隨之而來藏書建築的設計與建造的精益求精，浙江寧波的天一閣、毛氏汲古閣等為其中典範。天一閣也成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及至清朝，由於統治者重視文治，私人藏書事業不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品質上都日臻成熟，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藏書家仍多分佈在江南。藏書建築更為精緻，其中以清晚期浙江湖州的麗宋樓、江蘇常熟的鐵琴銅劍樓、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樓與山東聊城的海源閣為其中代表。到了清末民初，隨著京師圖書館、江南圖書館等的紛紛建立，近代圖書館的時代開啟了。
2 古代藏書樓存在的文化價值與意義
2.1 文化典籍的保存。早在秦朝，文化藏書的這項基本功能已經得以體現。即使在秦朝焚書坑儒的歷史背景下，依然有很多藏書家敢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把文化典籍以各種方式藏匿起來，為文化珍籍的保存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藏書樓保存典籍的優秀範例便是浙江的範式天一閣。天一閣總藏書量達7萬餘卷，現尚存1.7萬餘卷，大多是明代刻本和鈔本，尤以明代地方誌和登科錄為特色。其中不少典籍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孤本。
2.2 典籍的傳播。其一是經閱覽的途徑進行傳播。從宋代的李氏山房直到清朝末期的古越藏書樓，已經有很多藏書家有了將藏書樓向公眾開放的意識，允許有識之士進入閱覽，使一家之藏為大家所用，從而拓展了這些珍貴遺存的受眾面和利用率，在此過程中也傳播了文化。其二經借抄的途徑進行傳播。藏書家不吝惜珍本秘籍，慷慨提供底本，使原書得以複製繁衍出諸多副本，這樣更有利於文化典籍的傳播。當很多刻本不復存在時，抄本書的存在就顯得彌足珍貴。其三是刊印的途徑。由於流失與損毀等原因，古代刊印業能依照的原本相對來說比較少，這其中藏書家所能提供的藏書佔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很多藏書家同時也是當時有名的出版家。五代時期的毋昭裔，是首位既藏書又刻書的典型代表。其後，不少著名文人學者也兼具藏書大家與出版大戶雙重身份，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有明朝的範欽與毛晉，清朝的納蘭性德與黃丕烈，還有民國的劉承幹，他們握有相當豐厚的藏書資源。藏書家熱衷刻書由此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優秀傳統。
2.3 典籍的維護與完善。一是對典籍的維護。北齊的《顏氏家訓》有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對於典籍的愛惜和維護已經成為士大夫的必備素質之一。為了保證典籍的完好，很多藏書家汲取民間保護修繕紙張的經驗與智慧。不斷創造和改良各種有效的典籍保護方法，譬如珍籍的曝書和中草藥治蟲等方法。著名的範式天一閣及就將芸草夾進典籍中以達到防蟲的目的。二是對典籍內容的校勘補正。因為抄寫或刊刻過程中所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錯誤，故此，古本珍籍中往往會出現一些疏漏、錯訛之處。針對這些錯處，歷代的藏書家在收藏刊印的過程中就會自然而然地對心愛的古本珍籍進行校勘補正工作，使其更加完善。例如，明朝藏書家趙用賢曾經花費八年時間，完成了對五卷本《洛陽伽藍記》的補闕訂訛，其間共參考了五種不同的抄本校讎，從而使後人看到更為完善的《洛陽伽藍記》。三是對殘破典籍的收佚集全。藏書家收集而來的典籍往往有很多是殘本，影響閱讀與傳播。對於這些殘本，不少藏書家親力親為，歷盡數年艱辛，執著覓訪，竭力使殘本得延津之合，臻於完美。明人陸儼山、趙琦可謂是其中典範。
2.4 典籍的創造與生產。所謂生產，指的是對現有珍藏典籍進行加工與再創造，在博取眾家之長的基礎上，以彙編等方式生產創造出更為完備的文化典籍。古代文化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化典籍都是以這種方式誕生的。官方藏書諸如宋朝的《太平廣記》、《文苑英華》，明朝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是在研究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私人藏書方面，多位藏書家苦心孤詣、歷盡多年艱辛編制而成許多被後世奉為經典的文化典籍。其中以朱彝尊的《詞綜》、張月霄的《金文最》、黃宗羲的《明文海》等最為著名。清朝乾隆年間紀曉嵐主持編修的《四庫全書》，徵集了全國各地大量官藏與私藏的文獻典籍，並加以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古代文化史上又一鴻篇鉅製，實乃官藏與私藏各自發揮所長、相互協作的典範。
2.5 典籍的捐公。到了現代社會，藏書家自覺地繼承了古代藏書者致力於文化傳播的優良傳統，無私為大眾服務的意識也被越來越多的藏書家所接受。為了使文化得以更好地傳播，他們紛紛將自己擁有的珍貴藏本捐獻出來，就這樣，大量的珍稀善本與思想典籍匯聚到各個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私藏與官藏的文明之流在現代圖書館中得以融會貫通。
3 數字圖書館的興起與發展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公共文化事業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一大批致力於文化傳播的文化機構得以建立。尤其在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國的圖書館也越來越傾向於與國際接軌，朝著使人們更方便更快捷地獲取信息知識的方向發展。目前互聯網絡正在如火如荼地發展著，它也悄然改變著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的方式。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現代化的數字圖書館應運而生並迅猛發展起來。數字圖書館具有全方位的知識定位系統，同時又兼具符合未來網絡發展趨勢的信息管理模式，為人們提供的大量全面的知識信息。
具體到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下，數字圖書館的建設對於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具有特殊意義。首先，它能有效地解決目前圖書館建設事業所面臨的資源不足經費緊張等現實問題，其次，它的建成將大大提升信息基礎設備的利用率與信息服務的水平，從而加快我國圖書館的數字化與現代化進程。從古代的藏書樓到現代的數字圖書館，我國的圖書事業經歷了時代的變遷、歷史的演進。今天，藉助於強有力的技術支持，讀者能夠利用數字圖書館細化對文獻的需求、分析結果、變換信息形態和開展信息資源互動。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數字圖書館將以更加嶄新的技術、方法和手段出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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