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漢族的一個重要民系，以不斷遷徙和團結奮進而著稱，廣泛分佈於海峽兩岸以及世界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千百年來，客家人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繼承弘揚了中華民族譜牒文化的優良傳統，完整記錄了客家先民及其後裔從中原到閩粵贛邊，再移居臺灣、海內外各地的遷徙歷程，完整保留了客家民系在祖居地和遷出地的繁衍發展、世代延續的歷史脈絡，清晰記述了客家人所處時代和所居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民俗文化和宗族制度的情況，記錄了客家無數仁人志士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鴉片戰爭以來堅忍不拔、愛國愛鄉、奮力拼搏的英雄事蹟和優良品格，在中華譜牒文化寶庫中獨樹一幟，不可替代。
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為了應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挑戰，族群意識特別強，尊祖敬宗，編修族譜，保存記憶，用以增強內部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因此客家民系編修的族譜不僅體例完備、內容豐富，而且傳承有序、形式多樣、風格獨特。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歷史檔案中，像客家族譜那樣具有強烈民系特徵、又保存得如此完整系統的草根性民間檔案十分罕見，是值得珍惜的珍貴的民間檔案遺產。
《客家緣文化中心》張強福/攝
一、客家記憶 正本清源
客家族譜記錄了很多客家源流史料，特別重視記載得姓來源和歷代祖先遷徙的情況。這些資料與散佈各地的祖祠、祖墓相配合，可以充分印證客家民系的形成，以及遷徙路線、遷徙原因等，對於正本清源具有特別重要的史料價值。
“《白虎通》曰：姓者所以崇恩愛，別婚姻，使不知同而異，何以崇恩愛？不知異而同，何以別婚姻？鳴乎，此後世姓氏所以難辨也！惟我鄧氏，已無異而同之本源難晰，亦無同而異之他族難分。其先出自鄧國，即今之南陽鄧州，是蓋殷時諸候襲封於周者也。至魯桓公七年，始見春秋書曰：鄧侯吾離來朝，厥後子孫以國為氏，故姓曰鄧，以其蕃衍南陽，故曰南陽郡。東漢光武中興，有仲華氏杖策軍門，遂為雲臺首選，封高密侯，生子十三人，累世貴顯，為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仕宦不可勝數。自後子孫繁盛，有因官而羈留異地者，有因亂而播越他方者，於是鄧氏之族遍天下焉。”
寧化《巫氏族譜》載：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戰火頻仍，祖籍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的巫羅俊隨父南遷到劍津（今福建南平），巫羅俊率眾開拓黃連峒（今三明市轄的寧化、清流、明溪一帶），墾荒種植，建設家園，築堡自衛，撫平寇犯，人民安居樂業。唐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出巡南方，巫羅俊親詣行營，上疏奏稱：‘黃連峒地廣人多，可以授田定稅。’太宗嘉喜，升黃連為鎮，封巫羅俊為黃連鎮將。”
《杭武胡氏族譜》載：
“閩汀胡氏始於宋，出於廬陵（今江西吉安）。當南宋之世，金人迭侵，中原鼎沸,資政殿學士忠簡公四世孫諱垶，字萬九郎，避亂入閩居汀州青大里胡家坊，為閩汀胡氏之鼻祖。生三子，長五郎，紹定監察御史，有惠政，相傳遇異人導居郡東青巖裡，因卜築焉，遂為青巖胡氏之始基；次六郎，祖居；三七郎，徙永定夏陽，分衍金豐月流、忠坑等派，今南洋華僑鉅子文虎、文豹其苗裔也。青巖胡氏復分三支：一曰八郎徙同裡傅地；二曰小五郎祖居，兩傳至鈺，以薦舉授御史；三曰大一郎，生子二，長千一郎，徙白砂岐山，子姓蕃衍，分徙杭城小份裡、長壩頭、水井凹及廣西榕縣藤縣，次千九郎徙上杭珊瑚鄉，寖昌寖熾，衍派於上逕、嚴逕、梅溪及武平黎畲、長汀翠峰、江西雩都、浙江龍游等地。”
客家族譜記載了客家人的祖源是來自中原，或以國為氏,或以官職為氏,或以族號為氏……，也記載了客家人的遷徙史，能夠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張強福/攝
二、民族融合 歷史見證
唐、宋、元、明時期，贛閩粵邊區活躍著被稱為畲族的少數民族，他們在與不同時期遷入的漢族構成了雜居錯處的格局，通過長期接觸和交往，互相學習，互相適應，最後融為一體，成為客家民系的一分子。客家族譜在世系、人物傳記等方面充分記錄了南遷漢人與閩粵贛邊畲族（主要為藍姓、鍾姓等）通婚、融合的情況。
《中都何氏五修宗譜》記載何氏二世祖五郎公迎娶鍾三娘為妻：“二世祖五郎公，祖妣鍾三娘，……生男六：長：九郎，次：十郎，三：十一郎，四：十三郎，五：十六郎，六：十七郎。”
《郭氏東塘公譜》記載郭氏廿四世祖慶先公於清康熙年間娶藍氏為妻：“慶先名孫衍，……配藍氏，康熙壬申四月初一卯時生，雍正丁未卒，葬磜上堂移葬楊公嶺下，倒地金鉤形，午山兼丁庚子庚午分金。”
雜居錯處必然打破民族界限，促進漢畲人民的接觸和交往，而這種接觸和交往的過程，便是漢畲民族融合的開始。在階級社會里，被壓迫階級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往往成為民族融合的催速劑。宋元時期，畲民反抗統治階級或起義之事屢見不鮮，且有些鬥爭是跟漢族的下層平民百姓結合在一起的。
如《潁川上杭鍾氏族譜》第一冊人物傳略載：
“鍾子仁，字時七五郎，號壽七，生於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上杭縣來蘇裡灘下。祖父鍾四五郎公，父四七郎公，子仁排行第七。家境貧寒，生計艱難，隨父遷居烏石崬，後又從烏石崬遷居來蘇裡灘下，以耕為業。
元朝末年，政治腐敗，群雄峰起，社會動盪，地方富室與社會豪紳趁機互相交結，殘害百姓，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上杭知縣鄧致中勾結城內豪紳周子禮、郭元中等橫徵暴斂魚肉鄉里，在滿口修築城垣，大肆敲詐勒索，百姓怨聲載道。鍾子仁素性耿直武勇，遂以來蘇裡之灘下、黃坭壠上登等地為大本營，聚集畲漢人民數百人揭竿起義，會合廣東農民領袖曾水蔭率領起義軍，準備攻打上杭城，鄧致中等驚惶萬狀，急募丁勇抗戰，起義軍與丁勇隊長張愛和官兵梁文彪部在南郊遭遇，激戰，眾寡懸殊，起義軍失敗，被抓去數百人，鍾子仁撤回上登一帶，重振旗鼓，誓與張愛及官兵決戰，張愛率兵輕進，鍾子仁誘敵深入，擒張愛斬之，鄧致中惱怒，糾集官兵，大肆進犯，子仁與之激戰，不幸戰死，失敗。此次起義被鎮壓了。”
這些史料真實反映了漢族客家民系與當地畲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融洽關係，可以彌補官修正史、地方誌記載的不足。
張強福/攝
三、客家精神 源遠流長
客家族譜特別重視記錄歷代先賢的光輝業跡和高尚言行。這既是對前人的表彰，更是對後人的薰陶和激勵，從而形成開拓進取、艱苦奮鬥、崇文重教、愛國愛鄉的客家精神。
1838年，林則徐本想將鴉片運回京師銷燬,不過御史鄧瀛認為，為防鴉片被偷偷換掉,就地銷燬更好,道光帝同意，於是林則徐決定於虎門公開銷煙。《仙村鄧氏族譜》卷首，全文刊載道光十八年（1838年）鄧瀛的《請就地銷燬鴉片疏》，疏中寫道：
“今皇威遠震，夷人畏罪自首，將所攜煙土盡數呈繳，至二萬二百八十二箱之多，大害迅除，民人慶幸……但各省距京，程途遠近不等，若紛紛解京，委員稽查難驗，必致沿途偷漏，又滋種種流弊，......此次鴉片，獲自外夷，為數較多，雖與直省拿獲之案不同，然為數少者，猶恐其偷漏貽害，設為數多者，一經偷漏，則貽害更不可窮。……可否飭令該大臣等，將起獲煙土，毋庸解京，俟收繳完竣，即在該處督率員弁，公同查核，目擊銷燬，以省解運之煩，而早除一日，亦早免一日之患。”
《閩杭田背劉氏族譜》記載其祖先劉良機為防“寇”亂保地方平安，在廣東三河壩殉難的事蹟：“良機，字維珩，號白如，官總兵，明萬曆四年撫院熊考取將材授千總職標，下效用復奉撫院鄒加升守備委守安海有功，升廣東參將守鎮北營督兵屯田至，國朝初奏令加升總兵，仍管本營事，順治四年寇逆張恩選擾擾犯廣東地方巡道周移札除寇至三河壩殉難，勅授一品榮祿大夫。”
《渤海吳氏宗譜》卷首人物傳記中，記載多位祖先的事蹟，其中吳奇勳及其弟希稷的事蹟尤為感人：“奇勳，連城崇禎間由武舉授京營把總，升漳南道中軍守備，奉繳勦□子山寇時上杭令陳中正被圍，奇勳奮身救之，格殺數十人而死，其弟希稷亦以大同參戎，戰死盧溝橋。”
客家族譜的族規族訓、家風家訓是家族精神的體現，更是一種無言的教育，對後代子孫的言行舉止起著重要的規範作用。
張強福/攝
《章氏房族譜》藝文志記載祖先對子孫的告誡：“人生在世有所當為，有所不當為者，士農工商人生之德業此人所當為者，嫖賭淫蕩為娼為盜為光棍濫灑潵潑此人所不當為也，不當為者而為之斯足以喪身亡家，吾宗子孫當訓以四民，為務富貴貧賤安分而行士者，教之立志勤學，嚴督成器，異日自有光前裕後之榮，其餘者訓之務勤，一業或農或商或工或賈各有所事，一業成則一身無慮矣，上之可以應公務，下之可以立身家，毋使閒遊流蕩，異日敗常亂德，為下流不肖，辱及吾宗，此大戒也。”
《上杭縣古田鎮黃姓族規》：“崇孝悌，睦宗族，和鄉鄰，明禮讓，務本業，端士品，隆師道，敬宗祖，戒非為，戒異端，尚節儉，尊老愛幼，戒賭博，戒輕譜。”
這些族規家訓，包含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方面的內容，寄託著客家先祖對後代的諄諄教誨與美好期望。
家風正則民風淳，民風淳則社稷安。現在新修的客家族譜，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衡量標準。這對於傳承客家傳統美德，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社會和諧與文明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如今，上杭縣客家族譜博物館經過20多年的努力，徵集和保存了大批客家族譜，涉及153個姓氏，共計2900多部、20000多冊，此外還有大量民間契約文書和祖先圖像等輔助資料，是目前國內外收藏客家族譜文獻最多的一個專題博物館。這批珍貴的客家族譜文獻已經成為海內外客家鄉親尋根問祖、接續譜系的重要文化資源。她將繼續承載著客家人的歷史記憶和血緣情感，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彩。
張強福/攝
傅清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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