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6日，南京雨花臺，早早地就聚集了了許多的群眾，連綿數里。這一天，對於南京市民來說很特別，因為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就要被槍決。當谷壽夫被押解到雨花臺時，人們終於掩飾不住心中的憤怒，斥責怒罵聲不絕。隨著一聲槍響，這個罪行累累的的劊子手終於伏誅。
然而，等來這一刻，中國方面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在審判谷壽夫時，美國派來的律師與審判官狼狽為奸，竭力為谷壽夫開罪，聲稱他在南京大屠殺中只是一個師團長，既然松井石根已經被判死刑，谷壽夫頂多判個三五年。受審時，谷壽夫要麼避重就輕，或者答非所問，後來甚至百般抵賴，無恥地聲稱他在案發時並不在現場，對於慘案一無所知，並說指證日軍屠殺缺乏證據。
審判頓時陷入了僵局，中方的法官號召親歷慘案的倖存者，提供人證，物證，勇敢地站出來，讓谷壽夫這個沾滿鮮血的戰犯受到應有的懲罰。這個時候，一個鐵證的出現讓審判出現了極大的轉機。事情還得從7年前說起。
1940年，南京在經歷了煉獄般的大屠殺後，處在鬼子的恐怖統治之下。一個名叫吳連凱的18歲少年，因生計所迫，加入了汪偽政府的“交通電訊集訓隊”。一天清晨，吳連凱上廁所時，在廁所牆壁的磚縫之間，發現了一本相冊。這本相冊封面上寫著一個很大的“恥”字，還有一顆紅色的心，被刺刀刺穿，從上面感受得出相冊主人的憤怒。打開一看，裡面有16張照片，每一張都是日本人殘殺南京百姓的殘酷景象。
這些照片，看得吳連凱心潮起伏，義憤填膺，他知道，如果這本相冊落在日本人的手裡，他們肯定不會善罷甘休，到時集訓隊無辜的人會受到連累，於是他將相冊拿走，妥善地藏了起來，並且對此事守口如瓶。過了幾天，除了集訓隊一個叫羅瑾的人失蹤外，其它一切如常。
直到七年後，已經改名為吳旋的吳連凱看到徵集證據的告示，就把相冊交了出去。這本相冊後來被編為“京字第一號證據”，當谷壽夫看到它時，全身瑟瑟發抖，在眾多證據面前，最終認了罪。
事隔半個世紀後，吳連凱見到了那個失蹤的同學羅瑾，他就是相冊的原主人。羅瑾也說出了相冊的來歷。
1938年，南京局勢剛剛穩定下來，時年15歲的羅瑾是一家相館的學徒。一天，一個日本軍官走進照相館，拿出膠捲讓他沖洗，當相片呈現在羅瑾眼前時，上面同胞的慘狀給了他極大的震撼，懷著對日本人的仇恨，他冒死多洗了一套照片，以便今後作為揭露日本人罪行的鐵證。
1940年，羅瑾迫於生計，也到了集訓隊，他把相冊藏在了廁所的牆壁裡，但是，有一天卻發現相冊不翼而飛，羅瑾以為是被日本人發現，擔心自己暴露，受到日本人的殘害，於是趁夜逃了出去，到外地去了。他不知道這本相冊是被吳連凱意外發現並拿走了。
那本相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是由參與大屠殺的日本兵親自拍攝的，目的只是拿來收藏取樂，卻是距離日寇暴行最近，最為真實的影像。天理昭昭，侵略者的暴行最終公之於眾，受到了因有的懲罰，也告慰了那些無辜死難的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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