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曆”是唐代宗年號，但唐代文獻中卻從未見有關於大曆元寶的記載。最早記錄這種錢幣的是五代張臺的《錢錄》，此書雖沒有流傳下來，但南宋洪遵在《泉志》大曆、建中兩條中都引用了張臺關於這兩種錢幣的記敘。
大曆元寶錢的發行與鑄造
關於大曆錢，張臺曰:“大曆是代宗年號，計此時所鑄。”可見張臺並沒有看到確鑿的文字資料，他的結論僅是依據錢面年號估計的。說明唐末五代時期人們也並不清楚大曆元寶的來歷。
自宋代以後，人們為了對其有準確的認識，試圖發掘新的史料。據《舊唐書》記載:“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使第五琦等上言，請與絳州汾陽銅源等處兩監，增設五爐鑄錢，許之。”這是正史裡對大曆元寶僅有的記載。而根據現代考古發掘的結果，大曆、建中錢在新疆被大量發現，但在內地卻出土很少。根據出土資料報告:大曆、建中二錢除新疆庫車地區鑄行外，在陝西、江蘇、內蒙古等地也有少量發現，而新疆發現的兩種錢和內地發現的這兩種錢的區別，前者是新疆地區特有的紅銅鑄造，後者是青銅鑄造，說明唐代在內地也鑄造過這兩種錢，只是數量少得多罷了。
史書記載，唐代西域政務歸安西和北庭都護府管理，安史之亂後政局動盪，已經出現了地方私自鑄錢的現象，時逢吐蕃大舉入侵，朝廷無力撥付軍餉，導致軍心不穩，生出變亂，在此種情況下朝廷允許兩都護府自行鑄造大曆元寶並只在西域地區流通且充當軍餉，因此可以斷定這兩種錢應為唐代安西都護府在安史之亂後為堅守西域於大曆、建中年間(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間)在安西(今庫車)地區鑄造的，流通範圍僅限於當時安西守軍主要控制範圍即庫車及附近地區，主要是供駐軍使用的流通貨幣。
近日在浙江湖州的友人處看到一批鐵鉛錢，主要以開元、乾元為主。可在其中竟然發現了一枚鉛質的大曆元寶錢，這讓筆者大感驚訝。此品直徑24.1毫米，厚1.6毫米，穿口徑6.3—6.4毫米之間，材質為鉛鋅，流通磨損的痕跡明顯。按照傳統的觀念，湖州一帶在唐末五代時期為吳越國的屬地，而吳越國確實一直是鑄造使用鐵、鉛錢的，這早已有大量的實物發現為依據。然而吳越國何以會鑄有鉛質的大曆元寶呢？這確實很值得研究，友人也說就找到這麼二三個，現在只剩下這個品相最完整的留著收藏。
從“小錢幣”看吳越國與契丹的交往
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偏安東南，建都杭州。當時的杭州稱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錢塘，轄錢塘、錢江、餘杭、安國、於潛、唐山、富陽、新城八縣。在吳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統治下，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開拓建設，杭州發展成為全國經濟繁榮和文化薈萃之地。五代南方諸政權中，吳越國是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地區。在錢鏐“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發展手工業、商貿業和文化事業，擴建杭州、蘇州等中心城市，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終於使吳越的經濟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諸分裂政權的前列，也使錢鏐成為這一重大轉移的重要功臣和開拓者。
由於吳越國採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經濟繁榮，漁鹽桑蠶之利甲於江南；文士薈萃，人才濟濟，文藝也著稱於世。而吳越國阻隔陸路，因此吳越朝貢中原王朝多經登、萊海路，海上交通發達，吳越與南漢、百濟、新羅、日本、琉球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頻繁。根據近年在契丹遼國和吳越國故地及海外沉船中發現的大量有關兩國交往的文物，由此證明吳越國是五代初期與契丹交往最早最密切的南方國家。
據《遼史》記載，早在遼太祖九年(915)，遠在江浙地區立國的吳越國王錢鏐便派遣滕彥休跨海來貢。從這個時候起，直到太宗會同六年(943)，29年間，雙方之間的聘使往來僅《遼史》所載即多達14次，其中，吳越使遼11次，遼使吳越3次。因《遼史》簡陋，所記契丹與吳越國的交聘應遠不止這14次。除國家交往外，民間貿易更加頻繁，規模更大，近年南北兩地的出土文物驗證了這一點。
而契丹是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北方草原強族，從4世紀始興至13世紀初西遼滅亡為止，共存在近千年。自北魏起，契丹族就開始在遼河上游一帶活動，到中唐時期時契丹依附回紇部族。由於回紇部落地處西域，此時的契丹應該與西域的唐朝駐軍進行過貿易接觸，從而收入了唐軍鑄發的大曆、建中銅錢(因此在內蒙古和陝西才會有實物發現)。至唐末建立了強大的地方政權，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國，後改稱遼，統治中國北方達200餘年。1125年為金所滅後，餘部建立西遼王國，又延續了93年，終遼一世，統治中心始終在赤峰地區。由於契丹遼國名聲遠揚，國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國稱做“契丹”。
《遼史》記載契丹與吳越交往頻繁，兩國除禮節性拜訪、互通情報外，主要還是經貿往來。兩國的使團，實際上就是貿易代表團，兩國政府之間稱“貢賜貿易”，民間則為“易貨貿易”。早期雙方主要是交易絹馬，後逐漸轉向交易茶馬。貿易額規模很大，估計每年馬匹當在萬匹以上；茶葉，以中檔茶計，就達數萬斤。兩國貿易也可以通過海路，所以吳越國被契丹列為航海輸貢國。由於雙方交往吳越所輸貢品均為北方稀缺物品，契丹的回賜豐厚，吳越得到了經濟繁榮的實惠。
小錢幣有“大文化”
茶，為“南方之嘉木”。吳越地區一向產茶，唐時茶聖陸羽在《茶經》中就說，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至五代時，吳越產茶區迅速擴大，湖州、杭州、睦州、蘇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當產量。五代吳越積極發展茶葉生產，特別是在低丘緩坡地大量種植，茶葉產量逐年提高，製作也日漸考究，除了大量生產用於與北方貿易的茶葉外，還研製了精製的腦源茶，主要用於向中原政府貢奉。“貢茶”的生產，反過來大大促進了茶葉研製，許多“名茶”應運而生。
吳越國對於茶葉之路的開闢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除始終如一以茶貢奉中原政府外，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人的商業往來還促成了洲際交流系統的形成。後梁乾化五年(915)，吳越王錢鏐派遣商人使者進入北部大草原契丹，開創兩國之間第一次商業接觸，促成貨物商業往來。由於和契丹開展貿易交流，吳越就會從契丹人處收進前唐的大曆、建中銅錢，而吳越的貨幣一直秉承唐制，鑄行前唐的年號錢，且以鐵、鉛錢為主，銅錢較少。在湖州的儀鳳橋和雲巢一帶的遺址中，出土的完全都是鐵、鉛錢。可以想見的是既然當時市面上有紅銅的大曆元寶錢可見，那麼以此來製作錢範，鑄造大曆元寶的鉛錢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數量極少，應為試鑄的性質。
11世紀早期，吳越與契丹君主之間簽訂茶葉貿易協議，為後來的茶葉之路通往俄羅斯轉運歐洲奠定了基礎。10世紀時，俄羅斯尚處於基輔羅斯(862—1240)時期，這個時期，操蒙古語的契丹人首先把茶葉介紹給俄羅斯人，契丹人是突厥、蒙古草原上茶葉貿易的關鍵人物。至17世紀，中俄之間展開了頻繁的茶葉貿易，史稱“草原茶葉之路”，始於福建武夷山，止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線路為:武夷山、鉛山、九江、崇陽、咸寧、漢口、樊城、社旗、洛陽、晉城、長治、太原、大同、張家口、殺虎口、呼和浩特，經蒙古至俄羅斯的恰克圖，往西至伊爾庫茨克、烏拉爾、秋明、莫斯科、聖彼得堡。綜上所述，正是吳越國和契丹，為今之中國往北、往西的“一帶一路”首開先聲。13世紀當馬可波羅到達杭州的時候，他宣稱:杭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為精緻和高貴的城市，而這些都應歸功於茶葉貿易等給杭州帶來的繁榮。吳越地區幾乎壟斷了茶葉商品交易，臨安天目山茶區是當時茶葉生產與貿易的貨源地之一。後梁乾化五年至後晉天福八年(943)間，吳越與契丹之間共有17次互訪，而茶葉在雙方外交關係中發揮了直接作用。南方的茶葉，溝通了兩個民族的經濟生活。吳越國和北方的契丹民族，構成了1000年前國際茶葉貿易的兩端，是吳越國首先開創了北方這條茶葉之路。
從一枚小小的大曆元寶鉛錢上面，居然引出瞭如此豐富的歷史文化，這不能不說是錢幣歷史學的卓越意義了。
撰文 姚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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