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有幸同榮老一起吃飯，席間他向我說起他患了阿茲海默症，所幸尚不嚴重。對此我顯得頗為震驚。榮老看著我憂心忡忡的樣子，十分真誠地對我說：“我已經夠滿意了，因為命運對我夠寬容的了。”
這篇文章其實很早就想斗膽開始寫了，但是一來缺少勇氣；二來也缺少一個合適的契機。前不久，《朗讀者 第二季》裡，看到著名作家雙雪濤朗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雙老師在朗讀之前說了三個關鍵詞：善良、真誠和記憶，這三個詞砰、砰、砰地擊中了我腦海中關於《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記憶。於是卯足勇氣在休假期間、在最初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這個小房間裡，開始寫這篇文章。
最初讀《卡拉馬佐夫兄弟》還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當時剛剛讀完《罪與罰》，下了很大的勇氣決定從圖書館借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回家看。儘管以我現在的水平來看，想讀懂這本書還差得遠，但是在當時，它已經讓我著了魔一樣欲罷不能。在那個沉迷遊戲的年紀，每天晚上能讓我放下鼠標的，只有這本書。也正是因為這本書，榮如德於我來說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差不多五年之後，我能有機會見到榮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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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馬佐夫兄弟》
榮如德譯
2015 年 1 月出版
簡單說說《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長達 78 萬字的煌煌鉅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完成的絕筆之作。作品寫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時期，這時他已經過上了較為完滿的生活，因此與以前許多作品是為了儘快獲得稿費填補債務不同，《卡拉馬佐夫兄弟》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嚴謹構思後寫就的。寫完第一部之後，故事並沒有結束，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準備寫第二部時，某天早晨，為了撿起滾落的筆筒，他搬動了櫃子，結果用力過大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就不幸辭世。於是，卡拉馬佐夫一家的故事就成了永遠的謎團，但是這部尚未寫完的作品，已經成為世界文學桂冠上最閃亮的一顆寶石。
故事是圍繞卡拉馬佐夫一家展開的，主要人物是卡拉馬佐夫一家的五個男人：父親、三兄弟以及一個私生子，核心事件是“弒父”。圍繞著一家人和這個讓人聽著就害怕的事件，小說內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無限擴大。所以人們常常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
書的內容三言兩語無法說清，不再贅述。相信任何一個對於文學有執著追求、對人類精神世界和社會結構的複雜性存有疑問的讀者，早晚有一天會將這本書仔仔細細翻上幾遍。
說實話榮老給我的第一印象和想象中完全不同，本以為這樣一位大翻譯家，翻譯的作品又是如此深沉晦澀，想來必定是一本正經、不苟言笑。實際上正好相反，榮老是出了名的和氣、幽默。
榮老個子中等，身形清瘦，略有些駝背，頭髮自然已經泛白，顯然已經難掩老態，但是氣色非常好，與人握手也頗為有力，且不是因衰老而無法控制的那種有力。眉毛雖然也已經變白，但是很長，總之是長壽之相。
他很健談，差不多那天下午全都用在了和榮老聊天上。其實關於《榮如德譯文集》的事情並沒有聊多少，基本上都在聊榮老的過去。後來他又陸陸續續來過幾次才把一些原則上的問題敲定。經過這樣一個下午後，榮老對我來說，不再是個“神仙”一般的人物，但正因為了解了這些平凡的真實，我對他愈加崇敬，用個比較俗的說法：送他下樓時無形中竟覺得他的背影高大了起來。
榮老出生於 1934 年底，出生時父母均已年過四十。同那個年代的人一樣，他在童年、少年時經歷了不少坎坷，但很慶幸的是，雖然父母均屬文盲之列，卻堅持讓他去上學。同時因為小學時三位老師在他“這片小小薄田上也曾撒下幾顆種子”，才讓他有了後來的成就。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的日子，也正是在這天，榮如德這個名字同翻譯緊密聯繫在了一起。當時才滿十八歲的他開始了俄語教學的生涯。1956 年，他參與了著名俄語教育家、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主持的新中國第一套俄譯漢教材的編寫工作。後來由於各種原因，榮老辭去了教學工作轉而專職翻譯。這在當時看來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後來他又轉到編譯所工作，當時他年紀最小，也未成家，通過翻譯可獲得客觀的稿酬，所以經常將薪水讓辦公室的同事帶代領並不必轉交本人，代領者自己安排即可。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榮老開始動筆翻譯《卡拉馬佐夫兄弟》。最開始對翻譯這部鉅著他的內心是拒絕的，而最終促使他著手開始翻譯的動機竟是一位鋼琴家的壯舉：俄國鋼琴家斯維亞託斯拉夫·裡赫特應邀前往美國作巡迴演出，節目是勃拉姆斯的兩部鋼琴協奏曲：上半場演奏 d 小調第一協奏曲，半場休息後再演奏降 B 大調第二協奏曲。兩部鋼琴協奏曲每一部需時都需四十五到五十分鐘。光彈任何一部都足以令獨奏大師累得大汗淋漓。而裡赫特大師一場音樂會把兩首很長很長的協奏曲全拿下來，中場只有短短一點休息時間，這在榮老看來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他起了模仿之意，於是同時接下了兩部大部頭作品的翻譯：《卡拉馬佐夫兄弟》和《名利場》。
對音樂我可以說是一竅不通，甚至叫得出名的流行歌星也不多，對鋼琴協奏曲更是聽過也不知道自己聽過，但是看榮老談起這件事的神態，他是非常得意的。順便提一句，榮老可以說是資深古典音樂的愛好者，每次打他的電話，背景音一定是交相輝映的鋼琴曲。而他也把聽音樂當做生活中最大的休閒樂趣。
對於這兩部作品，榮老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不得不服的苦藥；《名利場》則是緩解苦味的巧克力。對於這幅苦藥，他保持著三天翻譯一萬字的高效率，直到交了初稿。做過翻譯的人想必都清楚，三天一萬字是多麼可怕的速度。若不是與作者達成了一定精神上的契合，是絕無法完成的。我想這應該也是讓大學一年級的我對這麼一本晦澀難懂的作品，在閱讀時欲罷不能的原因。
總之，1998 年夏天他已經讀完了校樣，開始著手下一部作品的翻譯了。但不幸的是，有一天他騎車摔傷了腿，手術後又發生了感染。對此飛來橫禍，榮老非但沒有抱怨反倒是覺得慶幸，一來完成了兩部作品的翻譯工作，二來受傷前剛領到了可以解決醫保問題的紅卡。遺憾的是，傷愈後榮老決定不再從事翻譯工作了。這些經歷，在《榮如德譯文集》的總序中，榮老本人都有比較詳細的交代。
隨著交往的頻繁，我對榮老愈加欽佩和崇敬。他一生無兒無女，也未曾結婚，平時起居多靠自理，但是年紀大了之後，據說房間越來越亂。所以我幾次表示不要他老人家受累，我去看望他，他都一口回絕，理由就是：家中太亂，丟不起人，語氣理直氣壯。有時向榮老求字籤書，本想不必麻煩只簽名字落款即可，但是榮老不肯，他必定深思熟慮，想好上下款，而且措辭必要符合身份關係又帶些幽默。
說到幽默，榮老曾提起有人建議由他翻譯托爾斯泰的作品，他說，“這位仁兄的作品太過一本正經，一點幽默都沒有，便是殺了我也不會去翻譯的”。而說到自己翻譯的作品時，他每次都不忘囑咐我，“如果發現錯誤，便大膽去改，千萬不要以為我榮某人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還有一次，同事找榮老續約合同，他既不肯讓我來他家，又嫌到辦公室裡太麻煩，索性就委託另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同事將合同帶去，在附近的肯德基舉辦了“簽約儀式”——到場嘉賓為一桶全家桶。不幸簽約結束，嘉賓就祭了他倆的五臟廟，順便說一句，嘉賓費是榮老出的。
同事當時乘機偷拍的榮老照片，“嘉賓”雞腿君還在榮老手中
去年夏天，我有幸同榮老一起吃飯，吃的是他常去的一家江浙菜。為了盡“地主之誼“（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把所有江浙有名的菜統統點了一遍，然後還不住唸叨：“沒關係，我們多點一些，我帶了打包盒，吃不下可以打包帶走。”
席間他第一次向我說起他患了阿茲海默症，醫生已經正式確診，所幸尚不嚴重。對此我顯得頗為震驚。不過想來也不意外，因為之前和榮老聊天時，經常發生話到嘴邊，他卻突然記不起這個詞該怎麼說的情況。我至今仍記得，榮老看著我憂心忡忡的樣子，十分真誠地對我說：“我已經夠滿意了，因為命運對我夠寬容的了。”
吃好飯，他真的拿出了大大小小七八個打包盒，能吃的東西一點沒剩全部裝好，還強行塞給我了幾盒。我要去買單，他一把抓住我說：“我一把年紀了，你不要跟我搶，我們誰摔倒在地都不好看。”總之，同小輩吃飯，一般他是絕不肯讓我們花錢的。
榮老一直反覆強調一位英國老太太——康斯坦斯·加內特對他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幫助極大。這位老太太因喜愛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為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半段人生歲月都是在俄羅斯度過，也因此才能準確、恰如其分地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以榮老每每在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難題時，俄文之路不通，便參考這位老太太的英譯本。說起這事時，他總是語氣坦蕩從無遮掩。榮老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加內特這樣一位英文譯者是他的幸運。而我在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榮老這樣一位中文譯者，同樣也是他的幸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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