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至8月間，開封市鼓樓警方在辦理農機經銷商孟慶安、陳成行、牛書軍三人所涉的案件中，將63名以出借身份證形式，幫助三人申報國家農機具購置補貼的農民逮捕。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63人陸續因詐騙罪獲刑。
重案組37號調查發現，目前國家農機具購置補貼實行“先購後補”，補貼資金以縣一級為單位結算，各地資金使用效率不一，申報週期相對較長。部分農機經銷商借用農民身份證，先行辦理補貼申報手續，再以補貼後的價格將農機出售。一審法院認定，上述63名獲刑農民，個體所涉補貼金額，多在數萬元左右，而實際獲利則在數百元。
依據公訴人意見，案件所涉農機補貼資金，實際並未落入經銷商或農民手中。據此，涉案人員是否構成詐騙罪，成為案件焦點。2018年5月22日，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將三名農機經銷商的一審判決發回重審。而全部63名涉案農民，目前絕大多數未提出申訴。
63名農民獲刑
“仙人莊社區矯正”群，高峰時有超過三十名成員，後來陸續有人因為刑滿退群。
2015年1月份，好友牛家亮找到李亞文，提出“借身份證用一陣”。牛家亮與李亞文是同村人，一起長大，彼此知根知底。李亞文說，自己沒有多想，便將身份證交給牛家亮。
牛家亮告訴重案組37號，親戚牛書軍委託他幫忙借身份證，用來申報農機補貼。農機補貼，全稱為“農機具購置補貼”，是農業部門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個人或組織，購置和更新農業生產所需農機具給予的補貼。
牛書軍是一名農機經銷商。1997年從開封市農機公司下崗後，開始從事農機具代理銷售。他妻子李坤告訴重案組37號，生意紅火時同時代理3到4個品牌，有6名僱員從事銷售和售後服務。
▲6月7日，河南開封，牛書君的農機經銷點。
李亞文說，身份證借出沒幾天，接到農機銷售人員電話，對方說，已用“李亞文”名義購買農機，並申領購置補貼。按照程序，農機管理部門會通過電話核查。“那邊跟我說，如果人家問有沒有買農機，就說剛買過。”
大約一個月不到，李亞文接到農機局核查電話。根據之前對好的口徑，他回答了相關問題。事後，李亞文得到500元報酬。
2017年8月，開封市鼓樓警方以涉嫌詐騙罪逮捕李亞文。當年11月7日，開封市鼓樓區法院一審認定，李亞文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判決書顯示，法院認定，李亞文在明知經銷商利用其身份信息騙取國家農機補貼款的情況下，仍提供其本人身份證和糧補卡等證件，並向農機部門核實農機情況的工作人員提供虛假證明，以虛假購買一輛自走輪式穀物聯合收割機的方式，騙取國家農機補貼款40500元，並分得贓款500元。
與李亞文有相同經歷者，僅在仙人莊鄉就有數十人，涉及新城集、仙人莊、龍王廟等下屬各村。
重案組37號獲得的多份判決書顯示，2017年3月至8月間，開封市鼓樓警方在辦理開封市鑫豐農業機械有限公司經理孟慶安、副經理陳成行，及開封市鑫源農業機械銷售處負責人牛書軍涉詐騙罪兩案中，通過追溯銷售源頭，共逮捕63名相關人員，其涉案情形，均為向農機經銷商“提供其本人身份證和糧補卡等證件，並向農機部門核實農機情況的工作人員提供虛假證明，騙取國家農機補貼款”。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63名涉案人員陸續因犯詐騙罪獲刑。重案組37號梳理判決書發現，年齡最長者案發時66歲，最幼者24歲，其中90後3人，大多數年齡在40歲左右，職業均為農民，絕大部分居住在仙人莊鄉及周邊地區。
判決書內容顯示，從涉案金額看，最高者被控騙取國家農機補貼83000元，有2人，最低者8700元，有1人，多數在25000元至4萬元間。不過一審法院開封市鼓樓區法院認定，上述63名涉案人員“實際分得贓款”，絕大多數為200元或500元，有1人獲得100元，甚至有數人僅以“請客吃飯”的形式取酬。
上述63名涉案農民，因涉及農機補貼金額、所獲報酬不同而各有差異，絕大多數的刑期在1年半以內（緩刑2年）。如今，大部分人仍在假釋期。
▲申辦農機補貼，需要提供產品合格證明，攝於6月8日。
經銷商求“變”
重案組37號注意到，63名涉案農民借出身份證的時間，全部為2013年以後，其中相當部分是2013年1月份。
開封市一名農機經銷商告訴重案組37號，這並非巧合，其背後是國家農機補貼發放政策的變化。2013年1月前，農機補貼專項資金直接劃撥給農機生產廠家，“生產一臺補貼一臺，”經銷商以補貼後的價格進貨，再轉賣給農戶。但是“2013年以後，需要農民在購買農機後自己去申報補貼，然後錢打入卡里”。
開封市農機局一名不願具名的工作人員說，政策之變的目的，是保障農民直接享受到優惠，以及防止生產商虛報產量，套取補貼資金。
除政策之變外，地區補貼指標也有不同。一名關注此案的開封市鼓樓區人大代表告訴重案組37號，以開封市為例，農機補貼資金每年由市裡按照比例，統一劃撥各區縣。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地區補貼指標緊張，另外一些地區由於城市化進程較快，農民需求較少。
今年5月，新華社援引河南省農機購置補貼輔助管理系統數據稱，開封市城區之一的禹王臺區，中央補貼資金使用比例僅為8.18%。
經銷商牛書軍的妻子李坤說，實際操作中，在與出借身份證的名義購買者簽訂合同後，牛書軍會與名義購買者、實際購買者三方籤一份協議。重案組37號獲得的部分協議顯示，文中明確，儘管行車證及牌照以名義購買者辦理，但機器“日後所有問題”與名義購買者無關。此外，牛書軍還為雙方準備一份協議，以“轉讓”的形式，完成農機所有權轉移。
▲經銷商通過簽訂三方銷售協議和轉讓協議，將農機所有權轉移，攝於6月7日。
由於時間跨度相對較長，牛書軍會將農機的名義和實際購買者對應整理成表格。在其被捕後，警方依據這一表格，陸續將涉案農民控制。
“我也知道這樣是違規違法的”
“我也知道這樣是違規違法的。”李坤說，她也曾擔心這一銷售行為被主管部門查處，但由於“周邊經銷商都這麼做”，因此也沒有太在意，“想的就是，即便是被查了，可能最重的處罰就是吊銷銷售資質，以後不讓賣了。”
事情的走向，遠遠超過李坤的預期。2017年6月30日，開封市鼓樓區檢察院以涉詐騙罪，對牛書軍提起公訴。起訴書顯示，檢方審查查明，牛書軍先後通過36人的身份信息，辦理虛假農機購買手續，以及虛假農機購置補貼手續，“騙取國家農機補貼款合計256.9萬。”
一名農機經銷業內人士介紹，農機補貼標準公開透明，經銷商想要獲取更高利潤，幾乎只有兩種手段，一種是通過向廠家增加訂單，壓低出廠單價；另一種是通過代辦補貼手續，提高銷量。前一種方法適用於資金較為充足的大經銷商，後一種方法，則在中小規模經銷商中普遍通行。
2017年3月至8月間，開封市鼓樓區檢察院先後以涉詐騙罪，對三名涉案經銷商牛書軍、孟慶安和陳成行分別提起公訴。庭審中，三人是否構成詐騙罪成為控辯雙方焦點。
牛書軍的辯護律師、河南軌道律師事務所律師常伯陽認為，牛書軍使用他人身份證申請農機補貼款，其目的“只是為方便購機農民”，其使用自有資金墊付與補貼相當的金額在先，將國家補貼款划走在後，不構成非法佔有；此外，牛書軍實施欺詐行為，並非出於佔有他人錢財的目的，不能被認定為構成詐騙罪。
孟慶安和陳成行的辯護律師則提出，對兩人套取國家補貼的事實沒有異議，但不具備詐騙罪中非法佔有的主觀要件，沒有社會危害性，不應視為詐騙行為。
上述辯護意見，一審法院並未採納。開封市鼓樓區法院認定，購機者和農機產銷企業分別對其提交的相關申請資料，以及購買機具的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也就是說，除有資格依法申報、實際購置農機的人員佔有農機購置補貼款外，其他任何人對農機購置補貼款佔有，均屬非法佔有。”牛書軍等三人套取國家補貼款的行為，“表面上看似乎未得利，但其非法佔有農機購置補貼款後的處置行為，更是保持價格優勢的手段行為，利益仍歸於個人。”
因詐騙罪名成立，且數額特別巨大，牛書軍一審獲刑13年，並處罰金10萬元；孟慶安獲刑10年6個月，並處罰金5萬元；陳成行獲刑10年，罰金4萬元。
重案組37號注意到，農業部辦公廳2014年9月9日簽發的“農辦機（2014）22號”文件中稱，“農機具還是在農民手中，還是用於農業生產，補貼實惠最終落到了農民，符合中央農機購置補貼導向，達到了政策目的，不宜簡單視為違法違規行為，也不宜將此認定為給國家造成資金損失。”
基於這一文件精神，三人分別提出上訴。2018年5月22日，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鼓樓區法院重審。
重案組37號從開封市鼓樓區法院獲悉，截至2018年6月8日，63名因出借身份證而獲刑的農民，絕大多數未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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