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和連 鄧玉萍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長沙
摘要：通過構建環境汙染綜合指數，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對2000-2009年FDI及環境汙染在我國各省域的分佈格局及空間動態躍遷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我國省域FDI和環境汙染均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兩者在地理分佈上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徵並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區域，目前FDI高值集聚區一般是我國環境汙染的低值集聚區，FDI低值集聚區卻是我國環境汙染的高值集聚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採用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後模型實證分析了FDI對我國環境汙染的影響，研究表明FDI在地理上的集群有利於改善我國的環境汙染，從整體上來說“汙染天堂”假說在中國並不成立，但不同來源地的FDI對區域環境汙染的影響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其中來自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外資顯著降低了我國的環境汙染，東亞、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外資對環境汙染的改善不明顯。
關鍵字：外商直接投資；環境汙染；空間自相關性；汙染天堂
JEL Code：F21, O13, R12.
一、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外資的引入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髮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和引資數量的攀升，我國的環境質量也在急劇惡化，大氣汙染、固體廢棄物、酸雨等一系列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汙染之間的關係問題引起了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現有文獻中關於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汙染影響盛行的一個觀點是“汙染天堂”假說（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國外不少學者對“汙染天堂”假說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Smarzynska and Wei，2001；Keller and Levinson，2002；Dean，2002），其中一些學者的研究為其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往往會放鬆環境管制標準、加速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並生產更多的汙染密集型產品，進而淪為發達國家的“汙染天堂”（Markusen，1999；List和Co，2000）。而持續下降的環保標準將會出現“向（環境標準）底線競賽”現象，因而FDI會加劇東道國的環境汙染（Dua et.al.，1997）。另一些學者的研究則認為FDI的進駐不但沒有惡化東道國的環境質量，反而有利於改善區域環境汙染（Antweiler et al ，2001；Feng Helen Liang，2005；Jie He，2006），這主要是基於FDI的生產活動和汙染治理活動都具有規模效益遞增的特徵，並且與當地企業相比，外資企業往往執行統一的環保標準，其間接的生產外溢效應可以改善東道國環境質量（Zarsky，1999；Chudnovsky and Lopez，1999；Wayne and Shadbegian，2002；Feng Helen Liang，2005），因而FDI可以通過引進環境友好型的技術和產品改進東道國的環境福利（Letchumanan and Kodama，2000；Wang and Jin，2007）。國內的相關研究也以“汙染天堂”假說為出發點，一些學者從產業結構層面著手（如夏友富，1999；趙細康，2003；陳媛媛，李坤望，2010），試圖尋求FDI流入所引起的汙染產業轉移趨勢；也有一些學者以某一特定地區或全國為研究對象，單向考察了FDI與環境汙染之間的關係，其中應瑞瑤和周力（2006）、吳玉鳴（2007）、劉渝琳等（2007）的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中國已出現“汙染天堂”現象。此外，部分學者認為FDI對環境汙染的影響應該存在一個複雜的傳導機制（周力，應瑞瑤，2009），並從規模、結構及技術等方面對FDI的環境效應進行分解研究（如Grossman and Krueger，1991；Panayotou，2000；張顏博等，2009；包群等，2010）。
總體來看，由於研究的對象、思路和方法的差異，各國學者關於FDI對環境汙染的影響研究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縱觀現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首先，現有文獻主要選取SO2、CO2等氣體排放物作為環境汙染的衡量指標，對汙染物選取的不同往往也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釋能力。環境汙染並不是由單一的某種汙染物造成的，它是眾多汙染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在考察FDI的環境影響效應時不能僅僅依靠單一的汙染指標衡量，而需要一個綜合、全面的指標。
其次，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傳統的面板數據分析FDI與環境汙染之間的關係，引入空間計量方法的研究還很少。傳統的面板迴歸通常假定各個地區的汙染排放是相互獨立的，這顯然與現實存在偏離，風向、水流等客觀因素使得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必然會受到鄰近地區汙染排放的影響，環境汙染存在很強的空間聯動性，而FDI的高度集聚、公共政策的外部性等則進一步加強了環境汙染的空間相關性（Poon et.al.，2006）。因而如果忽略這種空間相關性的影響，模型估計將是有偏的或產生錯誤的參數檢驗（Anselin，1988）。近年來，一些學者採用空間截面數據對FDI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如Coughlin et.al.，2000；王劍，2004；王立平等，2005）及EKC曲線（如David Maddison，2006；朱平輝，袁加軍等，2010）進行空間實證分析，由於這些研究均採用某一年的截面數據，其估計結果存在較大的隨機性和偶然性（蘇梽芳等，2008）。
鑑於此，本文在分析FDI與環境汙染的空間動態躍遷基礎上，重點考察了FDI的地理集群對省域環境汙染的影響程度，並從空間相關性這一角度對環境汙染的“局域俱樂部”問題作出合理解釋，進一步驗證“汙染天堂”假說在中國是否成立。與以往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採用熵權法構建環境汙染綜合指數，從整體上衡量各個省域的環境汙染程度。第二，將FDI與環境汙染的空間自相關性同時納入計量模型，採用空間面板數據實證分析FDI對我國環境汙染的影響。第三，考慮到不同國家對華投資規模的巨大差異，選擇近10年來對華投資份額較大的12個國家和地區並根據其地理位置劃分為全球離岸金融中心、東亞發達國家、歐美髮達國家三個主要外資來源地，考察不同外資來源地的FDI對環境汙染的影響差異及原因。
全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FDI與環境汙染分佈格局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第三部分建立空間計量模型實證分析FDI對我國環境汙染的影響，並進一步考察不同來源地的外資對環境汙染的影響差異及原因；第四部分為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
二、FDI與環境汙染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一）FDI與環境汙染的空間自相關檢驗
空間自相關性可以通過Moran指數來檢驗。從表1可以看出，FDI的Moran指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我國30個省域FDI在空間分佈上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即空間依賴性）。也就是說，FDI在空間上的分佈並非是隨機的，而是表現出某些省域的FDI在空間上趨於集聚。對環境汙染的Moran值考察，本文選取工業三廢中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六類具體環境汙染度量指標，並借鑑Ma Jianqin et.al.（2010）的方法採用熵權法計算環境汙染綜合指數（具體計算過程及結果見附件1和附件2）。從表1可以看出，環境汙染的Moran值除2007年外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並呈現出波狀波動態勢，2007年達到最低值0.0915，因而我國省域環境汙染也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環境汙染在空間分佈上存在一定的汙染集群現象。
因而產出與環境汙染之間呈N型曲線關係，環境汙染隨著產出水平的提高呈現出惡化――得到改善――進一步惡化的發展趨勢，兩個拐點分別為647.38億元和7506.49億元。在拐點7506.49億元附近，環境汙染存在一個“平臺期”，在此期間環境汙染不會隨著產出水平的變化而發生急劇的變化，但是一旦超過這個平臺期，環境汙染速度加快。
環保意識的估計係數為正，也就是說我國工業環境汙染治理投資額的提高增加了環境汙染，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相對於持續增長的地區生產總值而言，汙染治理投資嚴重不足。目前我國部分省域的環保投入佔GDP比重不到0.03%，最高的只有0.83%，甚少的環保資金投入無法遏制環境汙染的加劇。第二，環保資金投入缺乏持續性和穩定性，環境汙染狀況剛剛有所改善後就減少資金投入，導致環境再次惡化，汙染治理存在一定的投機行為。第三，政府工業汙染治理的投資都是針對企業的汙染排放物治理，這種投入不可能對企業採納更清潔生產技術起到激勵作用（李永友，沈坤榮，2008），企業汙染排放的增加必然會導致環境汙染的加劇。
產業結構、技術進步迴歸係數未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產業結構對環境汙染有負的影響，也就是說隨著第二產業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上升，環境汙染將會改善，這可能是由於第二產業中更多的行業其產業結構調整主要體現在由製成品的粗加工向精加工、汙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的估計係數為正，說明雖然目前我國的人均資本存量在增加，但直接用於消除環境汙染的技術研發支出仍然有限，人均資本存量的增加並沒有帶來相應的清潔性生產技術的提高。
（四）FDI對環境汙染影響的空間計量檢驗：基於主要來源地的實證分析
為了進一步考察“汙染天堂”假說，考慮到外資來源地及利用規模的差異，本文重點從全球離岸金融中心、東亞發達國家、歐美髮達國家三個主要外資來源地考察FDI與環境汙染之間的關係。表5、表6的迴歸結果顯示SEM中的空間固定效應對樣本的解釋力度較高。
從表中可以看出，來自全球離岸金融中心、東亞發達國家、歐美髮達國家三個不同區域的外資對環境汙染的影響程度存在顯著差異。整體而言，這三個地區的外資迴歸係數均為負數，但只有離岸金融中心的外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目前對華投資的三大自由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亞群島）的資金主要來自中國，從這些自由港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很大一部分屬於國際遊資範疇，其中一部分甚至屬於國內資金的迴流（中國貿促會，2007），且國內學者一致認為我國約有1/3的實際利用外資額是國內資本通過離岸金融中心形成的返程投資（Geng Xiao，2004）。所以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全球離岸中心的外資很大一部分是國內資本回流形成的“假外資”，其對環境汙染的改善更多的是國內企業自身執行嚴格的環保排放標準、採用清潔生產技術、降低耗能的結果。此外，全球離岸金融中心因其提供的資金成本低、快捷方便、資金量大而成為跨國公司的重要融資場所。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從離岸金融中心籌集的資金投入當地企業，其規模收益遞增特徵逐漸顯著，這種規模效應將提高當地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並降低單位產出的耗能量和汙染排放量（Copeland and Taylor，2004）。同時，全球離岸金融中心提供的大量資金也為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戰略產業併購及兼併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併購及兼併的過程中，外資企業將帶來更多的先進技術來提高企業運作效率（Bresman，Birkinshaw and Nobel，1999；Hagedoorn and Duysters，2002），從而產生正的環境效益。
東亞發達國家、歐美髮達國家的外資迴歸係數為負但未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上述來源地的外資有改善區域環境質量的趨勢，因而FDI導致的汙染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現象在中國尚不明顯。眾多的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外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環境績效與企業規模和投資來源地密切相關（戈愛晶，張世秋，2006；徐鶴等，2007）。目前東亞發達國家對華投資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基於尋求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以及擴大自身的市場份額等生產目的，東亞發達國家的外資更多注重尋求能夠降低生產成本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進行投資，技術含量普遍偏低（張季鳳，2010），因而大部分企業缺乏技術轉移的動力甚至實施雙重環保標準。當FDI流入環保法規很不健全的地區時往往會受到使用更低廉技術來降低生產成本的誘惑，從而會將一些過時技術和工藝轉移給東道國（Andreoni and Levion，2001；Luke and Stares，2005；張博顏，郭亞軍，2009），因而東亞發達國家的外資在實際引進過程中所採用的清潔型生產技術比較有限。此外，東亞發達國家基本都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其生產的產品絕大部分都用來出口或返銷，因而企業研發和技術創新基本是在母公司內部展開，且技術保密程度較高，因而不利於國內企業的模仿和創新，FDI所帶來的清潔型生產技術溢出效應非常小，所以對區域環境質量改善不太明顯。而歐美髮達國家對華投資更注重佔領中國的市場及關心國際生產關係的建立（Wang et.al，2007；Buckley et.al.，2002）。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建立過程中，這些外資企業往往會考慮與國內企業的配套程度，傾向於在中國建立研發與銷售中心並採用公司統一的最優環境標準來實現跨國界管理的規模經濟（Kogut，1985；Hansen，1999）、競爭優勢或者更好地應對發展中國家將來更為嚴格的環境管理要求（冼國明，張誠，2001），因而歐美企業比國內其他企業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資具有較強的環保意識並採用代表先進環境管理技術的環境管理系統，但東道國必須具備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獲得正向的環境技術溢出效應（Chudnovsky and Pupato，2005；Albornoz et.al，2009）。基於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等“吸收門檻”的限制，當地企業提供高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的中間品的能力相對不足，配套企業聯繫不緊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歐美企業本土化採購，影響了其技術外溢效應的發揮（何潔，2000；賴明勇等，2005），因而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相對不明顯。
產出與環境汙染之間仍呈N型曲線關係且在統計上高度顯著。產業結構迴歸係數為負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空間誤差係數的估計值在0.70左右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環境汙染的空間依賴性依然非常高。整體而言，產出水平、主要來源地外資、產業結構對環境汙染的影響比較顯著，而環保意識、技術進步對於降低環境汙染的作用相對不太明顯。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
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對我國各省域2000-2009年FDI與環境汙染的分佈格局及空間動態躍遷進行分析，並進一步採用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滯後模型（SLM）實證分析了FDI對我國環境汙染的影響，得到以下結論及啟示：
（1）我國省域FDI和環境汙染均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兩者在我國地理分佈上都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徵並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區域，目前FDI高值集聚區一般是我國環境汙染的低值集聚區，FDI低值集聚區卻是我國環境汙染的高值集聚區。可見，一個地區的引資效果和環境汙染與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周邊省域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加強跨區域環保合作、實行“富鄰”的引資政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首選。一方面，經濟實力較強的省域應充分發揮FDI的示範和擴散效應，加強與周邊落後地區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實現雙方共贏的引資局面。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之間也應打破各自為陣的行政壟斷，推進以排汙權交易為核心的跨區域環保合作，具體合作過程中可以建立合理的補償機制，積極應對各種突發性跨境環境汙染。
（2）我國省域環境汙染不僅受到周邊鄰近省域環境汙染的相互衝擊，而且還受到區域間結構性差異的誤差衝擊，這種結構性差異體現在各個省域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引資水平、環保意識和技術進步等空間影響因素的差異。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全面分析自身所處的經濟發展環境，並綜合考慮鄰近省域發展政策上可能存在的衝突，借鑑發達地區引資和環保的成功經驗，因地制宜採取不同的措施來避免引資和環保政策的千篇一律，以期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3）FDI的引入有利於改善我國的環境汙染，這主要是由於FDI傾向於使用較為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汙染排放系統，其對區域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作用有利於降低單位產出的資源消耗量和汙染排放量。整體而言，“汙染天堂”假說在中國並不成立。因此，我國應一如既往積極引進外資，同時針對各個地區的環境汙染情況及經濟發展程度給予不同的政策導向和扶持力度，而各級政府部門和企業在引資過程中要有選擇、有針對性地引入高質量、高效益的外資，並引導外商投資逐步從一般加工向研發、高端設計和高附加值製造業領域拓展，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環保標準，注重開發外資企業的先進工藝和綠色生產流程。
（4）不同來源地的FDI對區域環境汙染的影響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外資顯著降低了我國的環境汙染程度，而東亞、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外資對環境汙染的改善作用不顯著，來自東亞、歐美髮達國家的FDI所導致的汙染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現象在中國尚不明顯。因而各級政府必須徹底改變“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的發展觀和政績觀，建立綠色GDP考核指標，鼓勵高質量、清潔的技術密集型FDI的引入，對已有的外資企業加強其環保監控力度，加大對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清潔型外資引入的政策引導力度，以期實現區域經濟增長和環保的“雙贏”發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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