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吃人:來,請吃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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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巡

張巡(709-757年),唐朝著名將領。天寶十五年(755年),安史之亂中,張巡與太守許遠攜手駐守睢陽。在孤立無援、糧草斷絕的情況下,帶領士卒經過殊死的抵抗,最終城破被俘,英勇就義。但在守城過程中,曾帶領士兵食人肉充飢,更以自家愛妾開始。儘管情有可原,但此舉還是一直遭到詬病。

《舊唐書》中這樣記載:

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

《舊唐書》還陳述了當時危急的狀況:“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也就是說,張巡不僅有來自外敵攻城的壓力,更要面對城內動亂的可能。所以,把“食人”從官方角度正常化和普遍化,也是穩定城內局勢的權宜考慮。

《新唐書》與《舊唐書》的記載大抵相同:

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資治通鑑》描述了艱難決定之前城內軍民的種種努力:

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

史書把這段寫得駭人聽聞,慘烈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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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巡祠

我們不禁想問,張巡在“出愛妾”之時,該是一種什麼心境呢?

《舊唐書》記載,張巡“有能名,重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

在史官眼中,張巡是一個德才兼備、能救人於危難的大丈夫。

這樣一個大丈夫,殺妾成糜、為人所食,就不顧一絲舊情嗎?

這似乎已經完全不可考證。

雖然在我們幾千年的封建歷史當中,“忠義”是士大夫要堅守的首要大義,雖然小妾這樣的身份只不過是官宦貴族家中的私有財產,就像家裡的傢俱擺設一樣,雖然又有“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這樣的家常俚語,但是,——一個在忠義大節上如此堅貞,在戰略大局上如此透徹,對待同僚士兵如此體恤、有血有肉的一方領袖,難道對他曾經朝昔相處的愛妾,就如此冷酷,真的不體現一絲情義嗎?

殺了曾經紅袖添香的愛妾,以饗兵士,張巡的同僚和下屬,難道真的都會產生更加捨生忘死、同仇敵愾、殺身成仁的氣概嗎?

“將士皆泣下,不忍食”,這讓人感到的更多的是不寒而慄以及窮途末路的絕望。

也許考慮到後方數量更眾的百萬婦孺,對於當時的張中丞來說,真的無法兒女情長了。

作為儒家道統先驅的韓愈,在《張中丞傳後敘》這麼評價:“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這句話正是張巡英名流芳後世的關鍵所在。

又有人說,張巡為了大義大局,能將吃人這樣的惡名背在自己身上,已經置個人名利於身外了,是為真英雄;此言頗為中肯。

再說吃人:來,請吃我的女人

張巡祠內

然而,能將對自己言聽計從、悉心照料的溫柔小妾送上砧板,那也真的需要勇氣。

清代王士禎,講過一個鬼故事,說的是張巡妾的後身向張巡的後身索命。她在故事裡說出這樣一句話:“君為忠臣,吾有何罪?”

——雖然小妾在封建家族的地位並不高,但在張巡這樣的士大夫門第,再考慮張巡一貫以來的名望,這句話似乎並不可能出自張中丞家族成員之口。這顯然是漁洋山人的矯情之作了。

更有人為張巡辯解,說張巡軍隊“所食三萬”指的不是百姓,而是陣亡後士兵的屍體。又有人說,史書中描寫張巡殺死愛妾、許遠烹書童,似乎也與事實不符;是小妾看到情勢危急,畏而自殺,許遠的書童是憂懼而暴亡,張許二公則藉機用他們的肉來犒賞士兵,以穩固軍心。還有人從史料中的糧食數量,以及其他記錄中推斷,即使真的吃人也不可能有三萬之眾。

在我看來,辯解也沒有太大必要:張中丞如果怕身後汙名,當時何必多此一舉拿愛妾開這個人倫慘劇的頭,招致後人指指點點!

想想張巡不僅僅要考慮肉身存滅的問題,更要承擔身後“滅絕人倫”的指摘,他所承擔的精神壓力何其之重,這所要表現的豈僅僅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胸襟與氣度!

是啊,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一個女人的生命,是何其渺小。

而脫離了歷史背景和現實情境,去奢談倫理、人性,甚至什麼女權,的確顯得苛求古人。

一直以來,有句詩這樣評價張巡:

倘使清談能退敵,張巡何須死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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