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日”是從什麼時候流行起來的呢？對於今天的中國年輕人而言，自從改革開放後，隨著索尼、動漫等的進入，“哈日”已經不是一個新名詞了。更有人認為，自大清學子留日開始，“哈日”就已經存在了。
那麼在過去，在歐洲，特別是在文化界，人們對日本保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法國文化史學者雅克·杜加斯特在《存在與喧譁：19、20世紀之交的歐洲文化生活》一書中講述了100多年前歐洲的“哈日”風潮，饒有趣味，不妨一起來看看。
[法]雅克·杜加斯特 | 著
黃豔紅 | 譯
除了對當時在法國被稱為“日本工藝品”的興致外，藝術家們對於日本藝術的興趣還引發了對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被視為無可爭辯的構型表現規則的質疑。
亨利·裡維葉、莫里斯·丹尼斯、埃米爾·貝爾納和保羅·高更等納比派畫家
採用的新手法並非簡單地模仿日本版畫，但它無可否認地表現出後者的表現原則。文森特·凡·高也對日本畫家的技法著迷，並試圖追攀之。
文森特·凡·高《唐基老爹》（1887年）
在畫作的背景中，出現了日本浮世繪美人畫、富士山、雪中行人等
畢沙羅、莫奈、德加、羅丹等人也承認受惠於日本藝術。1890—1910年間，我們在廣告畫師、書籍插圖作者、裝飾師和實用藝術品製作者以及建築師們的風格中也能發現日本的影響，儘管他們並不總是直接以日本為參照。
莫奈《穿和服的女人》
與新藝術流派有關的大部分創作都帶有日本藝術的痕跡。日本風格的影響還促進了私人和公共裝飾的深刻變革。它與世紀之交的現代性密不可分。希臘和愛爾蘭血統的拉夫卡迪奧·赫恩對日本文化甚為痴迷,1890年他選擇到日本生活。他1904年所寫的《解說文》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日本美學，並對後一代的藝術家們產生了影響。
拉夫卡迪奧·赫恩
1858年之後日本對歐洲的開放使得藝術愛好者們逐步注意到日本文化的財富。1860—1890年間，畫家、作家以及所有對藝術創作感興趣的人都對一切來自日本的事物表現出日益增長的好奇心和關注之情。
當時一些大型展覽會也給予來自東方的作品以重要的位置，如1873年在巴黎工業展覽館舉行的中央實用美術聯合會展覽，1873年在維也納、1878年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1882和1884年在巴黎舉辦的裝飾藝術展，等等。
在1890—1900年之間，這種對日本藝術的痴迷表現在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1890年，巴黎的薩繆爾·賓畫廊展出了725件日本版畫和428本插圖書，這次展覽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觀眾。
1891年10月的《費加羅畫報》上刊登了皮埃爾·羅蒂題為《日本女人》的文章，並附有一位日本畫家的插圖，各種私人日本作品展覽層出不窮,有人還發表了研究日本藝術的論著，如埃德蒙·德·龔古爾(《宮廷畫家喜多川歌麿》，1891年；《葛飾北齋:18世紀的日本藝術》1896年)，德國和法國有了翻譯過來的日本書籍，《寫作》(第72和108期)和《白色評論》(1896年2月1日)等雜誌為日本藝術發行了專號，此外人們還舉辦有關日本的研討會。
喜多川歌麿 作品
劇院和音樂廳演出改編自日本題材的節目：1893年1月30日，巴黎上演了輕歌劇《菊子夫人》，該劇以1887年皮埃爾·羅蒂發表的同名小說為藍本，由安德烈·梅薩熱譜寫音樂。同一時期，音樂舞臺上還出現了《菊子父親》和一些“日本幻想曲”。倫敦上演了輕歌劇《藝妓》，它隨即在歐洲舞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皮耶特里·馬斯卡尼的歌劇《伊麗斯》也取自日本題材，1893年在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上演。歐洲各國的收藏家(還有美國人)都在蒐羅日本物品。
1900年看來是日本熱的最高潮，當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給了日本以重要位置，但其他的展覽，如第六屆維也納分離派展覽也是如此。1900年5月，巴黎美術學校還舉辦了一次
重要的日本畫師展覽。川上真奴歌舞團的演員和舞蹈家在歐洲的幾次巡迴演出延續了“日本啞劇”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上的成功。
1900年巴黎世界會日本館日
日本風格一直風靡到1914年。
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代表性藝術家很少不受其影響，其中不僅有1885年之後的大部分“納比派”畫家，還有以高更、埃米爾·貝爾納、和亨利·裡維葉為中心的埃文橋派，以及畢沙羅、保羅艾利·朗松、保羅·西尼亞克、阿爾貝·馬爾蓋、亨利·馬蒂斯、德加、皮埃爾·波那爾、歐仁·卡里埃、加葉波特、丹麥人卡爾·弗雷德裡克·利斯貝格、加泰羅尼亞人亞歷山大·德·利科爾、奧地利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荷蘭人格奧爾格·布萊特納、英國人惠斯勒、比利時人恩索爾、瑞士人菲利克斯·瓦羅頓。雕刻家有羅丹，海報畫家如捷克人阿爾芬斯·米夏、俄國血統的意大利人阿道夫·霍恩施坦因，以及稱其作品為“乞丐兄弟”的英國人威廉·諾克爾森和詹姆斯·普賴斯。
建築師和裝飾師也受到這一潮流的影響，如奧地利的約瑟夫·霍夫曼和科羅曼·摩澤爾,法國的赫克托爾·基馬爾，英國的查爾斯·雷尼·麥金託什，比利時的古斯塔夫·瑟呂列波維……人們還舉辦日本式飯局，佈置日本式的園林——如1909年在布洛涅。
莫奈和同伴站在拱橋上，如今這座建於19世紀90年代的日式拱橋已成為標誌性的建築。
畫家克勞德·莫奈在他1890年之後居住的日維尼公館裡建起了一個日本風格的花園。在保羅·普瓦萊、巴巴尼和沃爾思等時裝設計師那裡，時尚藝術尤其受到日本風格的影響。傢俱裝飾布料上、彩色糊牆紙上也出現了日本式的圖案。劇院裡的婦女用起了日本摺扇。日本風潮涉及藝術創作的所有領域:陶瓷、琺琅和瓷器,漆器和搪瓷，書籍裝幀及插圖排版，鐵飾藝術，金銀製品，等等。里昂的絲織業在經過了一場嚴重危機後也再度煥發生機。
文學方面，很多作品受到日本題材的啟發。皮埃爾·羅蒂1887年的小說《菊子夫人》的成功導致了1905年另一部日本題材小說的問世，這就是《李子夫人第三春》，於迪特·戈蒂埃1907年在輕喜劇劇院上演了一部四幕劇《愛之公主》，劇作家歐內斯特·戴維裡今天已被人遺忘，但當時他以一部名為《美麗的撒優娜拉》的“日本”戲劇而取得成功。
不過，日本的影響特別能在藝術家對某些圖案和形象的偏愛中感覺得到，雖然這種影響不是那麼直接：花形圖案和植物曲線出現在南錫的新藝術派畫家和裝飾師的創作中，出現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阿爾芬斯·米夏和和赫克托爾·基馬爾等藝術家的作品中，也出現在亨利·德·蒙特斯丘的詩句中、在馬賽爾·普魯斯特的意象及其語句格式中。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吻》：使用了日本浮世繪式的重彩與線描，色彩中摻入金粉
人們有時所稱的“向植物和水生物的迴歸”也是日本藝術影響力的一個反應，它與現代性的其他特徵一起深刻改造了歐洲藝術家的觀念，並在世紀之交留下了特殊的印記。
象徵主義的理論也在發掘日本美學時鞏固了自己的信念，斯特凡·馬拉美、愛德華·杜亞爾丹和古斯塔夫·格弗魯瓦當時發表的評論就證實了這一點。版畫的創作表明，人們有可能擺脫自然主義的表現規則。韻律結構的重要性使得融合繪畫和音樂的追求更具合理性，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融合正是當時許多歐洲畫家孜孜以求的。注重構圖中的手勢，消除實用藝術和“純粹”藝術之間的差異，把客體世界引向有機構型的雕刻中表現出的肉感效應，這些就是導致1880—1910年間的創作者真正迷戀日本藝術的確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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