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邊緣
小王今年28歲，和妻子在北京打工，女兒4歲。去年年底，很多像他這樣的打工族都紛紛回了老家。
要不要捲鋪蓋回去？小王夫婦猶豫再三：回到村裡，倆人一下子沒了工作，對種地是既沒經驗也沒興趣。
最後，夫婦倆決定在北京換個地兒，重頭再來。
這下，房租漲了不少。但小王說：“雖然存不下什麼錢，但至少我還有工作，在這兒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小王屬於新一代進城的農民工。在過去40年裡，數百萬像他這樣的農村勞動力來到城市，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
當年，如此大規模的城鄉人口遷徙並未造成明顯衝突。但如今，新一代的農民工比前輩們面臨更多的問題。
以前，觀察者一貫把目光集中在新興的中產階級身上，就像在任何一個國家，富起來的這撥人會對政府有更多要求。但是現在，處於城市底層農民工的境遇愈加成為觀察者擔心的焦點。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大量農民工來到城市，勞動密集型工廠是他們奔赴的前線。
2017年，城市農民工的數量達到了2.9億（目前增速放緩）。2010年，中央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來描述外出打工的80後農村勞動力。
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是“民二代”（上一代農民工的子女，隨父母在城市生活），另一部分是近十年陸續從農村進城打工的孩子（包含之前的留守兒童）。目前，
這批80後“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已達9000萬。兩代農民工的區別顯著。早期的農民工有的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和文革，童年時期的困苦讓他們迫切希望到城市改善生活。即使最後沒能在城裡紮根，農村至少還有那一畝三分地在等著他們去耕耘。
新生代農民工是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代。他們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大多不願待在最髒、最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裡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
2009年，社科院旗下學術刊物《經濟研究》發文稱，新一代農民工不是基於“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
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學者田豐對近十年來（2006-2015）中國農民工社會經濟地位的發展變化做了詳細研究。
《經濟學人》結合中國社科院研究，對北京、廣州90位年齡在18-33歲的農民工做了調查，從中可以一瞥發展變革中的中國社會一角。
一是，教育方面。
田豐的調查研究顯示，60後、70後農民工受正規教育年限不超過10年，而80後新一代農民工受過的教育年限超過了12年。
但是，雖然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教育卻可能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導致收入增長速度比其他社會階層更慢。
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普遍低於平均水平，並且他們更容易陷入抑鬱情緒。但是，很多進城務工的父母還是隻能將孩子留在農村，由親人照看。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廚師說：“我也想把孩子帶過來，但是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
據《全國總工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新生代農民工基於自身閱歷和切身體驗，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
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正是為了讓子女能夠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選擇在務工地就業和定居。
據中國流動人口監測報告，2009年農村流動人口子女中，70.2%隨同父母流動，只有29.8%留守農村。
然而，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仍相當突出。
二是，婚姻狀況。
很多新一代農民工都是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1980年以後，新生男嬰與女嬰的比例開始上升，到2005年達到峰值，比例為122/100。
目前，中國平均的初婚年齡是26歲。而今年，1990年出生的新一代農民工已陸續滿28歲了。
中國社科院學者王春光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樣本表明，超過3/4的受訪者未婚。在《經濟學人》開展的調查中，2/3的受訪者未婚。政府報告顯示，到2020年，中國達到適婚年齡的男性將比該年齡段的女性多出3000萬人。
目前，中國女性普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既受過良好教育，又要有一定資本。大城市的許多適婚女性，更是把“有車有房”作為擇偶的重要條件。
考慮到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的高房價，這些條件對於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朋友來說，可謂難上加難。
其一，適婚的女性數量小於男性；其二，一起從農村進城務工的適婚女性也希望嫁給更有錢的老鄉；其三，沒有城市戶口也沒錢，新一代農民工買不起大城市的房子。所以，大多80、90後農民工目前還結不起婚。
三是，收入狀況。
2000年，農民工的月工資平均為1700元（205美元），2016年為3000元。絕對收入上升，但增速卻顯著下降。
從2010年到2013年，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的增長速度均在10%以上，2015年農民工收入增速卻只有7.26%。2015年以後，農民工的收入增速顯著低於城鎮居民。
目前，1980-1989年出生的農民工收入水平較高，這或許與他們受教育年限較長有關，也從側面反映了農民工工種的變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服務業帶來的經濟增長逐漸超過製造業。之前的農民工大都集中在建築行業和製造業。
據田豐研究，2006年60%的農民工集中在第二產業；到2015年，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例已降至52%。目前，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比如快遞業務、家政、清掃業務。
四是，社會地位自評。
最近十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勞動力供給出現拐點，農民工的絕對收入水平顯著上升。同時，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農民工中出現了一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
但是，教育結構的改善卻沒有提高這些年輕人的相對收入，反而增加了農民工的相對剝奪感。
在80、90後農民工裡，“教育無用論 ”不僅體現在客觀的收入層面，也體現在主觀社會態度上，極有可能引發年輕的農民工放棄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機會，形成教育—收入—態度之間的惡性循環，進而導致農村社會流動的僵化（田豐，2017）。
田豐在調查中發現，受訪的這些年輕人普遍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自評較低。其中90後農民工的失望情緒是最高的。
《經濟學人》的調查進一步佐證了他的結論。一位在北京某咖啡館打工的24歲年輕人說：“我可能暫時會待在這裡吧”；另一位28歲的理髮師說：“可在這裡感覺不到幸福”。大多數農民工在大城市裡漂著，城市對於他們來說依然沒有歸屬感。
9年前，《經濟研究》發文稱，農民工深知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終歸要葉落歸根，回到農村。
但現在，新一代的青年農民工已不那麼親近土地了。“農村是回不去了，在城市也無法融入”。高昂的生活成本、戶籍制度的限制和所受到的歧視讓他們依舊處於大城市的邊緣。
參考文獻：
田豐，2017，《逆成長：農民工社會經濟地位的十年變化（2006-2015）》，《社會學研究》第3期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2010，《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工人日報》6月21日
王春光，2001，《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係》，《社會學研究》第3期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JIC投資觀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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