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吳德峰與妻子戚元德、小女兒吳持生在西柏坡。供圖/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共隱蔽戰線領導人吳德峰：密戰交通線
文/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本文首發於總第856期《中國新聞週刊》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秘密交通是一條特殊戰線。由於當時絕大部分時間內，中共不被允許合法存在，黨內交通工作一開始就處於秘密的、非法的地位，鬥爭異常複雜艱辛。吳德峰服從黨的安排，走上了這條秘密戰線，成為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創建人、隱蔽戰線卓著的領導人之一。其工作甚至終其一生，不為人知。
對他，王震有一個評價：“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伍修權說：“吳德峰這樣一個老同志沒有進過中央委員會，對他是委屈的，有不公平的地方，主要是他長期從事秘密工作，不被人們所瞭解。”
西安事變後在西安從事秘密情報工作期間，吳德峰把兩支手槍子彈上堂，放在堂屋正面牆上的佛龕洞裡，外面用一張神像隔擋糊死，一旦出現緊急情況，捅開紙隨手就可取出手槍自衛。他與妻子戚元德約定，最後一顆子彈是留給自己的。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勇敢堅定者被敵人抓住只能捐軀，貪生怕死者、叛變者，組織是決不會饒過的，敵人也只視為癩皮狗始用終棄，決不會有好下場。”
組建地下交通網
1928年底，吳德峰迴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恩來代表中央與他談話，要他擔任中央軍委交通科長。1929年4月調中央外交科，負責與各紅色根據地的交通聯絡。
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是一個白色恐怖籠罩的城市，中央與各省和各根據地的聯繫非常不易。中央到各地的線路主要有三條：一是從上海至天津和北平，稱為北方線；二是從上海至漢口，稱為長江線；三是從上海至廣州，即南方線。
吳德峰對這三條主要交通線進行了調整，建立起一張環環相扣的地下交通網。根據中央秘書處1929年的統計，一年內由中央秘書處一家發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經過交通員送到中央的文件達4687件。
1926年，吳德峰在武漢國民政府公安局任上。供圖/中共黨史出版社
吳德峰領導的交通局還負責籌集、運送物資，特別是黃金、銀圓、鈔票和電訊器材等。1930年秋冬，他親自到鄂東特委書記胡梓處取回重達10斤的鉅額黃金回上海。
以往黨中央的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通過上海的德、法銀行匯入，但從1929年下半年開始，從這種途徑獲得經費越來越困難。黨中央不得不經常通過中央交通局到蘇區提取打土豪劣紳沒收的黃金、珠寶、現金。
1930年夏，交通員盧偉良從閩西帶500元光洋到香港，為避免被發現，他在自己兩個手臂上各纏250個，外面再套上衣服。當日天氣炎熱，光洋把他的手臂磨破了，但他泰然自若，闖過重重難關，到達香港時，內衣都被血肉粘住了。
在解決蘇區物資供應的問題上，吳德峰領導的交通局創造了開鋪子的辦法來解決。蘇區缺什麼物資，就開什麼鋪子。交通員不一定知道哪個鋪子是我們開的，但可告訴他到哪裡去進貨更為便利。鋪子裡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誰是蘇區來的人，只要按一般情況做買賣就行。當時，中央蘇區嚴重缺乏藥品，交通局就利用社會關係，在汕頭開設了一間中法藥房分號，名聲、規模都很大，可進很多藥品，滿足了中央蘇區的大量需要。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開通上海至中央蘇區的第一條路線。其中，有兩個交通大站（香港和閩西）、三個交通中站和多個交通小站。此外，在汕頭還設有一個絕密交通站。每個交通站的人數不等，如閩西大站有二十多人、十多支手槍，青溪中站有十餘人，小站3人至4人，也都配有手槍。
各線均有專門的交通員，派去蘇區的交通員並不進入蘇區中心，而是在赤白交界處國統區一邊的秘密交通站內將文件、物資、金條和進出的幹部交接。
護送張聞天、周恩來
中央交通局成立之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護送幹部。有許多護送行動堪稱驚心動魄，張聞天回國即是如此。
張聞天是1931年1月份離開莫斯科的，和他結伴而行的是他的好友楊尚昆。因為沒有護照，張、楊是偷越國境的。
在綏芬河有一個秘密交通站。張聞天和楊尚昆在這裡吃了一頓熱氣騰騰的晚飯，並脫下了身上的西服、大衣和皮鞋，換上中式的棉袍、棉鞋，並把隨身物品全部留在了交通站，楊尚昆甚至把女友李伯釗的相片也付之一炬。
交通站發給他們每人一根腰帶，內中縫有途中使用的錢，包括三種紙幣：從綏芬河至哈爾濱，使用“哈代”（哈爾濱地區流通的代價券）；長春至大連，坐南滿鐵路，使用日本的軍票；大連到上海，乘坐中國招商局的輪船，通用國民政府的貨幣。交通站的同志叮囑：縫在腰帶裡的錢是一段一段分開的，用時拆開就是了；錢數比路費多一些，是準備你們到上海後萬一找不到組織關係時的生活費。張聞天和楊尚昆聽後大為感動。
他們於2月7日到達上海。當時，從莫斯科回來的人的聯繫辦法，是去康腦脫路（今康定路）上一個出租小人書的書攤看小人書，然後把所住旅館、所用姓名、接頭暗號等寫在紙上，隨手夾在小人書裡，交給看書攤的朱同志。負責與朱同志接頭的是交通員李培南。他每天晚上去朱同志的住處一次，將莫斯科來人的地址取回，次日即去旅館接頭，解決他們的生活和旅費問題，隨後再將地址和接頭辦法轉交給中央組織部。
事過半個世紀，李培南對接待張聞天仍然印象較深。他回憶道，大概是1931年初，當時天氣還很冷，他到旅館和張聞天接上了頭。接頭後，張聞天告知了真實姓名（住旅館用假名，但接頭之後必須將真實姓名告知，以便轉告中央）。他一聽“張聞天”三個字覺得很熟悉，因為他還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讀過張聞天的小說《旅途》。當時，張聞天身上穿著棉袍，腳穿膠鞋，在那樣的冷天裡很不合時宜，容易引起特務注意。他給了張聞天錢買衣服和鞋襪，並把關係轉給中央。
伍修權後來說：“表面上看來，吳德峰夫婦彷彿閒居在上海，實際他們的工作是一條通向全國以至國外的秘密交通總幹線。”伍修權自己和黃火青等人從蘇聯回來，也是在上海通過吳德峰接上關係，並由他派人護送到蘇區的。
1931年9月，中央決定周恩來、李富春、蔡暢等先後分批轉移至蘇區。10月，吳德峰先行去蘇區打好了前站。12月，周恩來身著棉長袍，戴著氈帽大口罩，扮成商人模樣從上海出發，乘坐貨輪到汕頭。在汕頭，吳德峰啟用了由他直接控制的很少啟用的汕頭絕密交通站，並在此由精明可靠、綽號“小廣東”，以中央交通局“巡視員”身份在汕頭蹲點的秘密交通員肖桂昌和黃華（小黃華）陪同，從汕頭坐火車到潮安，然後坐電船沿韓江而上，在青溪沙崗上岸。晚飯後，周恩來離開青溪，由六位武裝交通人員護送，翻山越嶺，走了一夜，於次日上午10時，順利到達福建汀州中共閩粵贛蘇區。
吳德峰領導制訂了《秘密工作條例》。條例共五條：一、不允許發生任何“橫向關係”；二、機關所在地，只允許上級瞭解下級的，下級不允許瞭解上級、隔級和兄弟機關的；三、不該問的人和事不問，不該看的文件不看，不該傳播的不傳播；四、堅守崗位，不允許到群眾鬥爭場合，不許照相；五、寫過的複寫紙、印過的蠟紙和有機密文字的紙屑要及時燒掉。
吳德峰善於在實際工作中不斷總結交通工作的經驗。比如，在外交線路上設站的方法，要按照實際情況，有的以家庭方式做掩護，有的開店做交通站，有的用社會關係做交通站，有的就利用公共場所的信兜傳遞信件，約好了代名自己去拿，互不見面。
袁德生之死
1931年12月，吳德峰來到中央蘇區，擔任了江西省政治保衛局局長。他被認為是支持毛澤東的人，扣上“右傾”帽子加以批判，甚至因一個未經查證的“酒醉打哨兵”事件，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罰到湘贛蘇區去服刑。1933年6月，他復出擔任了湘贛省委政治保衛局長。
1934年4月，中央蘇區廣昌失守。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決定組織兩支部隊北上和西進。
西征前，中央通知清理在押“犯人”，“重犯”一律處決。原省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袁德生、原省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等人都在處決名單之上。袁德生是作為“AB團”成員在吳德峰來之前就被關押在保衛局的，張啟龍則是因為放走了在反“圍剿”中被俘虜的一個敵軍軍官（據他講是為了統戰原因）以所謂“通敵罪”被軍法處置的，原關在軍隊肅反保衛系統。突圍轉移清理“重犯”的命令下達到省保衛局的那天，吳德峰很晚才回家，並連續幾天早出晚歸，到省委商討有關工作。任弼時、王震等提議將軍隊的犯人張啟龍等人轉到地方保衛局關押。在這個階段中，保衛局幾乎天天都接到處理、槍斃犯人的命令，每當處理“重要人犯”決定時，吳德峰都要親自到省委向任弼時等領導請示彙報。
在撤出永新的那天凌晨，吳德峰向任弼時提出，這些人還有重要線索和口供要審問，暫不槍斃，帶著他們跟部隊一起轉移。他安排保衛隊指派專人分別押著袁德生、張啟龍等“重犯”先行，以造成既成事實。為避免節外生枝，“重犯”們都五花大綁、戴著頭罩。待這些“重要犯人”走後，他才和妻子戚元德等十多人最後撤離。
到達宿營地時，天已很晚，清查“犯人”時，發現少了袁德生。經詢問才知，離開駐地不久，正好碰上一位“左”傾領導人劉士傑，劉一眼認出袁德生，說袁德生是省委上報、中央批准的死刑“重犯”，不準帶走，並命人就地槍決了。吳德峰聽後氣得跳腳大罵。帶出的這批“重犯”後來全部鬆綁、除去頭罩，跟隨保衛局行軍。
後來，張啟龍重新安排了工作。對於袁德生之事，吳德峰一直深以為憾，後悔沒親自將他帶在身邊一起走。
延安整風中的波折
1940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由吳德峰再度組建成立中央交通局，擔任交通局長。中央交通局對外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即“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實際上，農委並不管農村的事，乾的仍然是機要交通工作。
從1942年春天開始，黨中央將全國各根據地團以上主要幹部數千人集中到延安參加整風。這些幹部基本上都是由黨內交通帶路和護送。
1942年，擔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的劉少奇一行人從蘇北回延安。負責帶路和護送任務的黨內交通採取接力的辦法，一段一段轉送。他們在炎熱的暑天爬過了高入雲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穿越了冰封雪蓋的呂梁山。交通人員克服各種困難，配合部隊，經過十個月的日夜行軍，護送劉少奇一行穿越日偽軍和國民黨軍的103道嚴密封鎖線，安全到達延安。
從1943年9月起，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進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階段。湘贛工作座談會是1944 年10月召開的。
在討論湘贛蘇區抓“AB團”肅反擴大化問題時，一些人將矛頭焦點對準了吳德峰，說：“吳德峰到湘贛後肅反擴大化最嚴重，抓、關、殺人最多，達到極點、最高潮。”甚至將整王首道、抓袁德生、槍斃袁德生等問題全部推到他頭上。
對此，吳德峰向任弼時提出，要在會上說明：第一，整王首道、抓袁德生這些事是發生在他擔任湘贛保衛局局長以前。第二，他執行解救袁德生、張啟龍等過程的事實真相、鬥爭情況以及關連到的複雜人事。
但任弼時沒有同意。他說，湘贛肅反歷經幾任省委，鬥爭錯綜複雜，涉及的人多面寬，再把很多人和事扯出來，不利於當前穩定團結的大局要求。死者已死，談之無益，倖存者有牢騷怨氣衝著我們發，我們只能息事寧人，顧全大局，相信七大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後來問題反映到黨中央，周恩來親自找吳德峰談話，毛澤東也直截了當地問他：“德峰同志怎麼回事？聽人講，下面有反映說你就是一貫喜歡抓人、殺人，你為什麼就是一貫喜歡抓人、殺人？”周恩來聽後向毛澤東彙報說，他向王震、鄧發等人做過調查瞭解，總的反映吳德峰任湘贛保衛局局長期間是講政策，反對行刑逼供、制止亂抓亂殺人、反對肅反擴大化的，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不是罪行。社會部印發的《內戰時期肅反文件》中記載的吳德峰簽發的保衛分局政令、通令，也充分證明這一點。毛澤東聽後“哦”了一聲，點了點頭。他對吳德峰說，肅反擴大化錯殺、傷害了不少我們自己的同志，這對我們全黨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今後決不可動不動就隨意亂開殺戒。
10月26日，任弼時作了總結講話。他說：“在肅反政策上，好像有這樣一種空氣，說吳德峰來了以後湘贛肅反鬧得很厲害，在這個問題上，今天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查一查。”他認為，第一，“吳過來以後捉的人的數量並不很多”；第二，吳德峰主持湘贛肅反工作時，同前一個時期相比，“肅反則比較有秩序些”；第三，“新舊省委都是執行左的肅反路線的”。第四，“不能說後來肅反是怎麼樣擴大化”。他的結論是，吳德峰過去並沒有“大鬧天宮， 我想這樣估計是合乎事實的”。
吳德峰聽了任弼時的話，心裡獲得了極大的安慰。不過，在一些具體事實的認定上，座談會還存在不同認識。比如，關於袁德生被殺一事的最後結論意見。吳德峰沒有過多申辯，這是因為，一來任弼時已當面告訴過他，現在不作結論，留待七大和七大後再說，不要造成黨內不團結；二來他相信“日久見人心”，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與一些人過多糾纏。
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時間的流逝並沒有消除人們的誤解，甚至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還有人說吳德峰在湘贛蘇區是怎麼怎麼整人的。
“文革”磨難
1966年5月，“文革”開始。當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吳德峰被勒令靠邊站，經歷了他一生中第二次被打倒免職。
“文革”中抓“叛徒”成風，吳德峰長期從事秘密工作，自然成為了被懷疑的重點對象。一次，紅衛兵鬥他時逼問：“搞秘密工作的人差不多都被捕過，你為什麼沒有被捕？”他乾脆地回答：“這說明我的秘密工作做得好！”他住的房子被貼滿了封條，並且被一次一次地抄家，院子裡貼滿了“罪該萬死”“砸爛狗頭”之類的大標語。
第一次抄家那天，造反派在中午突然用小車送吳德峰迴家。吳德峰感到蹊蹺，注意觀察，發現造反派頭頭在佈置人員車輛、準備口袋。他意識到這是要去抄家。他一進家門，立即叫醒正在睡覺的女兒吳持生，並請阿姨給女兒準備了上夜班帶飯的飯盒。他迅速從桌子、書架、櫃子內將一些能證明他革命歷史清白的關鍵資料、文件、證件裝入一個外觀不太大但裝東西多的提袋中。吳持生剛接過提袋和飯盒，就聽大門口門鈴急促地響起。吳德峰立即叫阿姨去前院開門，同時交待女兒沉著應付，用左手垂提手袋貼靠身體，右手舉拿飯盒靠廊壁行 走，若造反派問幹什麼去，從容回答去上中班就行了。並囑咐，這包東西帶出去後好好保管，他何時要何時再拿回來。
正如吳德峰預料的那樣，造反派在走廊迎面碰上吳持生，只注視檢查了右手舉拿的飯盒，並未在意左手垂提緊靠身體的手袋，就放行了。
第二次抄家時，戚元德和吳持生站在屋裡，注視著造反派抄查對面吳德峰的書房，突然看見吳德峰身體似站立不穩，就在“暈眩”之際，將桌邊兩本文件碰掉桌下。接著又乘彎腰撿文件之際，用撿起的一本將另一本絕密文件掃進了沙發底……吳持生沒有經驗，兩眼直愣愣地盯著父親看。還是戚元德反應迅速，說了句他們抄他們的，不關我們的事，把屋門關上，掩蓋了過去。
軍管小組進駐最高法院以後，吳德峰預感到要對他下手了。他對家人說：我可能很快被關押隔離，要是關押在高院，說明他們是欺瞞中央私“拘”的，你們就要儘快將情況捅上去。可行的途徑有三：一是通過王震等老同志找周總理向中央反映情況，二是找你們羅表叔（羅青長）向總理報告情況，三是持我親筆信到中南海北門對面北京圖書館門口的郵筒旁站著，等門衛來問，就將信交給來人，信封必須寫明周恩來總理親啟，下面必須署明我們家的詳細真實地址、電話和我的姓名，信封絕對不能封口。按以往情況該處門衛兵不會扣壓，會直送總理辦公室，只要送到總理辦公室，總理就會看到過問的。
他還叮囑家人，今後萬一他出了意外，一定要搞清他的死因，要相信他決不會做出“叛黨”、對子孫不負責任自殺的事。他囑咐家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注意保守黨和國家機密，不能胡言亂語。並約定，今後凡是他署名寫的親筆信或字條，一定要驗證他加蓋名章的方位（圖章的“吳”字向上對角蓋是真），不要輕信他人之語。
不出吳德峰所料，第二天中午，最高院軍管組就通知對他實行“專政”，隔離審查了。
周恩來親自過問吳德峰的問題，他多次指示，要解放吳德峰。1969年“五一”勞動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當著最高法院造反派代表的面向毛澤東彙報：據講吳德峰同志現在身體很不好，到現在還沒有解放。吳德峰同志是忠於黨、忠於革命的，他對王明、張國燾等的“左”、右傾錯誤作過堅決的鬥爭，在打敗胡宗南的戰鬥中是立過很大的功勞的。毛澤東馬上說：吳德峰同志是個好同志，一定要解放。凌晨1點多鐘，王震坐著周恩來的車溜出中南海，來到吳德峰的家，告知這一消息。吳德峰夫婦高興異常，與王震談了許久，直到天快亮時才分手。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吳德峰出席了大會，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這是他半個世紀革命生涯的最後一個正式職務。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吳德峰默坐良久，心痛如絞，潸然淚下。周恩來長期是吳德峰的直接領導，特別是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時期、西安事變前後，在共同的戰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時期，周恩來一直關心吳德峰的處境，幫助吳德峰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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