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城歷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被譽為“文史之鄉”。韓城千年文化史，可以說是儒家文化的發展史，韓城燦爛的文化形態，是儒文化的結晶。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先引用了老子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安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他認為，如果按老子的這一套去做，百姓閉目塞聽，改變近世風氣，幾乎無法行得通。於是，他又引用了《周書》裡的一段話：“農不出則乏其實，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司馬遷對此評論道：“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他肯定了經營工農商虞富國富民的重要性。正因如此，韓城人也遵照《周書》之言，人各執其業，為發展當地經濟作出了貢獻。
漢代，韓城的冶鐵業就有了長足的發展，朝廷並在韓城設置了鐵官。到南北朝時，韓城的冶鐵業更有大規模發展，西魏任薛善為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
與此同時，北以龍門古渡、南以芝川古渡為主的航運業也發展迅速，纂修於清康熙年間的《韓城縣續志》記載了龍門渡水上運煤的盛況：“每數十百艘，連尾上下，自韓而南，合陽、朝邑（已併入今大荔縣）、同州（今大荔縣）、潼關、華陰，自河達渭，至於長安、盩（今周至縣）、鄠（今戶縣）之西……長年舟子一出渚北，率相慶賀，至有鳴金擊鼓、披紅掛帆而下者……”其航運之興隆繁盛，可見一斑。
除了農業、煤炭開採和運輸，韓城的花椒栽植很早就已成規模。清康熙《韓城縣續志》載：“花椒極盛，各原野、村墅俱樹之。種不一，有大紅袍、有枸椒、有黃色椒。遠發江淮。”
韓城的經濟特色，很早就形成了南原以農為主、北原以工商為主，川道以種植菜、麻、靛藍等經濟作物為主的格局，所以纂修於明萬曆時的《韓城縣誌》就以“南敦稼穡，北尚服賈”予以高度概括。
至建國前，韓城商人的足跡遍佈遼寧、寧夏、甘肅、河南、湖北、四川、蘇杭等地，湧現出“隆盛”、“合和張”、“協意誠”等一批著名大商號。
據清光緒年間編修的《韓城縣鄉土志》載，韓城每年外貿物資佔前三名者，棉花輸出，折白銀五萬兩，水煙輸出，折白銀五萬兩，煤炭輸出，折白銀三萬兩。而羊毛和羊皮由於質量高，成為出口物資。
如果沒有儒家思想的支撐，韓城的經濟很難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經濟的繁榮，又推動了文化的發展，江山代有人才出。早在西漢時期，韓城就誕生了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南北朝時薛麟駒家族，連續三代湧現出兩位尚書、一名御史；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宋代宰相張昪（biàn）都是韓城文化史上的佼佼者。至明清，韓城的文化事業步入鼎盛期。據《韓城文物志》記載，當時除遍佈鄉村的私塾外，由縣鄉辦的書院就達16個，比較著名的有龍門書院、蘿石書院、少梁書院、靈芝書院、古柏書院等。鄉試、會試、殿試中式者達數百人。明末解家村“一母三進士、一舉一貢生”被傳為美談，衛氏一族中舉人、進士者達24人，成為韓城一個姓氏中取得功名最多的家族。這個時期，韓城還出了祖孫巡撫，父子御史，兄弟侍郎，並有“朝半陝，陝半韓，韓半解、衛”之謠。而明末宰相薛國觀、清乾隆狀元宰相王傑更是這一時期韓城人文鼎盛的顛峰人物。
除了名人輩出，韓城市境還有15處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擁有國保級文物之多，在全國縣（市）級行政建置中，居於前列。此外，還有17處省級重點文保單位、184處市級重點文保單位，未列入市級保護的就更多。這些文保單位，絕大多數為儒家色彩顯明的古建築，如文廟、娘娘廟、大禹廟、關帝廟、書院、村落等。唐代詩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句，而在韓城，則可以說是：“城鄉四百八十廟，多少廟宇綠蔭中。”
儒家文化，更普遍地滲透於韓城的民俗之中。
遍佈城鄉的青磚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選址要求方位正，建造高度有定數，用途有規定，居住有次序。廳房為主體建築，高度最高。平時供奉祖宗牌位，過紅白喜事用以待客。兩邊廂房低於廳房，為晚輩居室和灶房。在定位上，還必須遵照“哥東弟西”的原則。門房高於廂房又低於廳房，為長輩居住之所。其大門按《易經》中八卦位置開設，位於坎、震、兌、離者為四正門，位於乾、艮、巽、坤者為四隅門。門楣上均有木雕或磚雕的題刻。題辭內容多樣，寓意深刻，書法道勁，風格各異。院中廳房有木刻楹聯，山牆又雕有家訓。其內容多出自《論語》等儒家經典，講求修身、處世之道。因此，韓城的四合院民居，已不僅是單純的住所，而是融社會、政治、經濟、倫理、文化為一體的綜合表現形式，是獨具特色的儒家文化現象。
民間祭祀傳承著儒家信仰。韓城百姓，每逢農曆大年正月初一，家家都要敬神。而平時生子滿月，蓋房上樑，生意開張，也必敬神。這裡的“神”，就是天地神，所獻供品，是仿古時盛食物用具“瑚”而製做的蒸食，雅名“棗禡瑚”。
《史記·封禪書》載：“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這裡的“太一”，就是天神；“后土”，就是地神，合起來就是天地神。是儒家觀念中地位最高的神。而從漢武帝開始，就把祭天地神作為一項令典，也衍化為當地百姓的一種信仰。
儒家的禮制非常嚴格。古時祭祀，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七鼎五簋，大夫五鼎三簋，士三鼎一簋。老百姓無權使用鼎、簋，於是便以與鼎形狀相似的“瑚”盛滿紅棗祭祀。後來雖然以蒸食代替了實物，但在名稱、形狀、祭儀等方面仍然保持了原生態。為什麼要用棗？因為棗甘甜，大補，又耐貯藏，一年四季均可食用，是人類食果時期的最佳食品，祭祀供品當然非它莫屬。及至漢武帝建漢家封禪時，祭太一的供品，“加醴、棗、脯之屬”。“醴”是甜酒，“脯”是乾肉，除了酒肉，其他供品，便選了棗。可見，以棗敬神，既是韓城人民的創造，又是儒家文化的傳承。
婚喪大事一直保留著儒家儀禮。在儒家《儀禮》、《周禮》、《禮記》等精典教材中，將娶嫁程序定為“六禮”。而在韓城，雖將其簡化為“四禮”，但仍保留了其中問名、納彩、請期、親迎等主要內容。
韓城的喪儀儒家色彩更為濃厚。從孝子頭戴的系頭子，身穿的麻衣，腰繫的草繩，手執的麻杖，到喪輿的樣式，銘旌的製做，出殯的程序，無不保留著《儀禮》中的規範，稱韓城喪儀是古《儀禮》中喪儀的活樣板，一點也不為過。
韓城的民間社火，詮釋著儒文化的精髓。韓城的民間社火有鑼鼓、闖神樓、打獅子、唱秧歌、擺芯子、扭秧歌等，多種多樣，各有特色。而普及於城鄉者，莫過於鑼鼓。韓城也因此贏得了全國“鑼鼓之鄉”的美譽。
鼓的發明很早，但鼓樂在韓城形成並傳播，應歸功於卜子夏。前文說過，卜子夏是孔子高足，是儒家教衍西河第一人。《史記•樂書》中，有一段詳細記述魏文侯請教卜子夏關於《樂》（音樂）的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卜子夏向魏文侯講了金石之聲、絲竹之聲以及鼓鼙之聲的特點和功能。在談及鼓樂時，卜子夏說：“鼓鼙之聲歡歡以立功，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師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司馬遷能在《樂書》中專記魏文侯請教卜子夏關於“樂”的見解，說明卜子夏是一位治樂高手。
《樂》是儒家必修課之一，所以說卜子夏在韓城傳播儒文化時，不能不教授《樂》，當然也就不能不教授鼓樂。其後數千年，韓城鼓樂雖經不斷衍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保持著儒文化的色彩。
其次，儒家知識階層的示範和影響也具有深遠的導向作用。明萬曆年間韓城人張士佩，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他在其修纂的《韓城縣誌》中寫道：“昔賢，欲人其人，廬其居，非作惡也，蓋懼逃倫之教，相率至於滅世。……噫！彼亦人也，奚固逃倫歟？蓋彼欲身處倫外，心免倫淆，心易以清，性易以見，故創寺觀而群聚焉。倫見其逃也，心不見其清也，性不聞其睹也，只見世不繩繩爾。噫，立教而流至絕人，是可容於聖世者哉？……令與農、工、醫、卜偕為編戶，以自食其教，此萬物並育之幸也。”張士佩的這段論述，不只表明了他本人和儒家知識階層的觀點，更對當地民眾的信仰取向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例如，明成化年間的王盛，是韓城明清文化的先驅人物，官至山西布政司參政。《韓城縣誌•王盛傳》載：“（王盛）過汾陽，謁后土廟，見側祠有十六羅漢像，去之，有狄梁公之風。韓俗喪葬媚佛盛，非之，獨祖奠以《禮》，自是士遂移風焉。”至明萬曆時，便“喪用家禮，斥乎佛事”了（見明張士佩纂《韓城縣誌•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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