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8月28日，一艘西洋風格的三桅橫帆船駛入廣州黃埔港。作為當時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市民對遠道而來的西洋帆船早就習慣了，可是這艘船和其他西洋船隻不一樣，它懸掛著廣州從未見過的十三星條旗，鳴禮炮十三響。
原來這艘船是“中國皇后號”，來自遙遠的紐約。這是粵港澳大灣區和紐約灣區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邂逅。
當時的美國剛剛贏得獨立戰爭，但在長達八年的戰爭裡，紐約遭受了嚴重破壞。戰後，英國又對美國的海外貿易進行封鎖，美國失去了同傳統貿易對象西印度群島的貿易機會。
眼看紐約即將陷入衰退，當地商人想出了開闢新航線繞開封鎖的辦法。既然英國及其殖民地沒辦法進行貿易，那就去中國吧。
當時在美國幾乎沒有人瞭解中國，開闢中國航線是相當冒險的。美國政府給即將遠航的“中國皇后號”頒發了航海證書，因為不瞭解中國國情，美國人只好在證書上寫上他們能想到的所有頭銜：君主、皇帝、國王、親王、公爵、伯爵、男爵、勳爵、市長、議員……
“中國皇后號”滿載著473擔西洋參、2600張毛皮、1270匹羽紗、26擔胡椒、476擔鉛、300多擔棉花等貨物到達廣州，銷售一空後又購進紅茶2460擔、綠茶562擔、瓷器962擔、大量絲織品、象牙扇、梳妝盒、手工藝品等中國貨物，滿載而歸。
歷經一年半的航行，“中國皇后號”回到紐約，帶回的中國貨物廣受歡迎，就連美國國父華盛頓也購買了302件瓷器及繪有圖案的茶壺、精美象牙扇等中國貨。這一來一回獲得了25%的利潤。
優良的港灣還需要開拓進取的商人
從開闢遠洋航線的故事看，紐約灣區的崛起，首要條件是有優良的通商條件。
紐約港分為上紐約港和下紐約港，下紐約港由拉里坦灣、布魯克林和斯坦頓島包圍，穿過這裡就進入了上紐約港的懷抱。在周圍陸地和島嶼的掩映下，港口風平浪靜，使船隻免於風暴侵襲。
曼哈頓島把上紐約港分為東河和哈德遜河兩部分。哈德遜河與內陸聯通，東河則連接長島海峽直通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上紐約港錯綜複雜的水文結構既提供了優良港灣，也讓紐約通向廣闊的腹地。
與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其他競爭港口相比，紐約港優勢明顯。北邊的魁北克港和波士頓冰期都比紐約港長，而南邊的費城等港口水深又不如紐約。
法國政治家塔列朗寫道，費城“太深入內陸了”，除了漲潮的時候，根本無法讓這些吃水很深的船隻舒舒服服地靠岸。而紐約港是“又優良、又方便的港口，從來不被冰凍困擾”，大型遠洋船隻“可直接到達其中心”。
港口自然條件得天獨厚，但發展起來還需要人的開拓精神。紐約開拓了中國航線後二十年，每年來往於中美之間的商船就超過了三十艘。等到美英關係轉好，為了滿足來往於大西洋兩岸的貨運需求，紐約又有一項創舉。
由於大西洋航線遙遠，風險較大，當時往來於大西洋兩岸的商船要麼出發不定期，需要滿載貨物才開船；要麼定期，但是一年僅航行春季和秋季兩次，以躲避夏季和冬季的惡劣天氣。紐約的商人推出班輪制度，不論天氣情況如何，不論貨物有沒有載滿，都準時開船，定時發貨。
儘管一開始會因載不滿貨物而蒙受損失，但是定期發貨的可預見性為紐約贏來了美譽。很多急於發貨卻沒有自己商船的商人也願意來紐約預定班輪。
與歐洲的貿易往來就這樣逐漸集中到紐約，與之伴隨而來的就是貨物、人才和情報。在集聚效應下，紐約成為了北美洲對歐洲貿易的物流中心。
廣闊的腹地依靠著長遠的眼光
19世紀初的美國首富阿斯特是這樣起家的：他在密歇根購買皮草，將皮草裝上紐約的船，運送到中國，並將茶帶回國。這意味著，憑藉著足夠多也足夠遠的海上貿易航線，紐約可以將其影響力投射到中國，而在美國本土，其腹地可以一直深入內陸直到密歇根州。
而紐約對腹地的拓展可以用喪心病狂來形容。在紐約市長的牽頭下，紐約州耗費8年投資興建了伊利運河。運河連接哈德遜河上游的奧爾巴尼和伊利湖畔的布法羅，總長將近600公里。伊利運河的修建把哈德遜河流域和五大湖流域連接起來。
伊利運河
伊利運河剛修成的那年，從內地向東的商船總噸位就達到了18.5萬噸，主要包括22.1萬桶麵粉，56.2萬桶小麥，43.5萬加侖威士忌以及3200萬棵木料，另有相同價值的貨物由東向西運送。
隨後，紐約又參與了俄亥俄州境內多條運河的投資。等到俄亥俄州境內的運河打通，來自於芝加哥的商品開始運往布法羅，再通過伊利運河源源不斷地運往紐約港。
紐約的輻射範圍從美國東北部擴展到了五大湖區。
腹地的擴大，極大地提升了紐約灣區的競爭力。伊利運河開通的1825年當年，紐約一舉超越費城和巴爾的摩，成為美國麵粉銷量最大的城市。
背靠廣袤的腹地，紐約逐漸成為多種貨物的集散中心。1860年，紐約進出口貿易的總額和總量都佔全國第一，其中進口占全國的三分之二，出口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歐洲運來的紡織品、鐵製品、酒類、陶瓷器皿、煤炭、果品等，拉丁美洲運來的糖、咖啡、毛皮、銀、雪茄、海鳥糞等，林林總總的貨物都在紐約彙集又散去。
紐約的這種商品集散功能，還能保證它在參與它所不能出產的物產，如棉花的貿易時，也能賺得盆滿缽滿。這就是金融的力量了。
金融創新和產業集聚互相促進
棉花出產於美國南方，最大的需求方在歐洲，紐約看似與棉花貿易無關，它又是怎樣參與棉花毛衣並從中得到發展機會的呢？當然是巧用金融手段，讓棉花貿易也逐漸離不開紐約了。
紐約商人會積極投資南方的棉花種植業。下一季棉花種植以前，就付款給種植園主，為其提供購買更多土地和奴隸以擴大再生產的本錢。這樣一來，棉花收穫之後，自然就會被紐約商人優先收購了，原來直接從南方港口運去歐洲的棉花，就這樣先運到了紐約，再轉運至歐洲。
之後紐約又在棉花貿易中推出一系列金融創新，紐約商人從棉花貿易中獲得的利潤、佣金、運費、保險費等多重利益，在南方棉花商人賺得的每一美元中，紐約就能賺到40美分。
這段時間的紐約，從單純的貿易港口逐步變成了彙集製造業和金融業的大都市。
1840-1860年，紐約市的工業投資增長了550%，服裝製造、製糖、印刷、製革、造船等製造業開始聚集在紐約。與之相伴的是銀行業的繁榮，到1860年，在紐約註冊的銀行達到了60家之多。
紐約成為了美國的製造業中心，1900年，紐約灣區成為美國最大的製造業基地，當地的製造業人口占常住人口37%，集中了全美國製造業11%的工人。
轉型與新生，服務業崛起
紐約的製造業中心地位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二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化的深入，美國傳統工業部門逐漸衰退。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不斷上升，逼著製造業逐漸從市中心遷出。
這一趨勢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紐約達到了頂點，隨著當時頻現的經濟危機，紐約製造業衰退，失業率上升，治安惡化。當時甚至有人在機場分發題為“歡迎來到恐懼之城”的小冊子，警告前來的客人注意在紐約時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紐約的製造業經歷了痛苦的轉型，不適合國際化大都市的行業逐漸遷出，適合的集中度增大，做大做強。到了2002年，紐約製造業部門前兩名是服裝業和印刷業，其從業人員總和與增加值總和分別佔紐約製造業總和的47.8%和41.2%。
紐約製造業向服裝業和印刷業這樣高度適應國際大都市的製造業集中，是與全球化密不可分的。紐約引領全世界時尚潮流，紐約時報等新聞傳媒文化行業在全世界影響力顯著，正是全球化的帶動讓服裝業和印刷業得以成為紐約最成功的製造業部門。
讓紐約重煥活力的是第三產業的崛起，紐約逐漸從製造業中心轉型成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金融中心、服務中心、信息中心、管理中心、科學文化教育中心。服務業、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以及各級政府部門就業人口和比重持續上升。
時至今日，紐約灣區控制著全球40%的金融資金，全球最大的兩個證券市場。美國7家大銀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證券、期貨及保險和外貿機構均設於此，這裡是世界金融的心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就歷史和自然、社會條件來看，中國能夠對標紐約灣區的灣區，當屬長三角大灣區。
從港口上看，在上海與浙江舟山合作建立的洋山港，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其自然條件當屬全國領先。這也是上海與浙江積極合作，灣區內互通共榮的結果。
從腹地上看，長三角灣區具有全國最大的腹地，2017年長三角的經濟總量為13.7萬億，總人口為1.5億，輻射範圍還可以達到長江中上游一帶。
轉型經驗上看，目前長三角灣區的中心城市上海正在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階段，其產業結構面臨著紐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樣的轉型過程。上海產業轉型過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問題。
比如政府在上海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導作用過大，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歷次產業結構調整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政府規劃對產業發展方向可能存在認知偏差，導致資源錯配。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應當更多利用市場的引導作用，以靈活配置資源完成轉型。
部分製造業產能過剩，高端製造業技不如人。本應遷出上海市擴散到長三角灣區其他城市的低端製造業並未完全出清，這成為去產能的又一挑戰。
儘管上海的服務業已經佔全市經濟的六成以上，但是服務業中的金融、教育培訓、醫療衛生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較為緩慢，且國際化程度不高。上海應加快金融創新，提升上海服務業的國際地位。金融等高端服務業加快開放，為上海的國際化提供動力。
下一步，上海的中低端製造業要向長三角灣區擴散，長三角灣區低端製造業也要向長江腹地擴散。這不僅僅是去產能的需要，也是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時期的必然選擇。
紡織、服裝鞋帽、皮毛羽製品和木材加工等輕工業已經原來的長三角灣區擴散至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區，甚至高新技術產業如電氣機械製造由長三角灣區擴散至皖贛等地區，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由長三角灣區擴展至川渝地區。
如果美國飛速發展的時代，紐約灣區是美國東部這隻雄鷹最犀利的鷹嘴；那麼與之對標的長三角灣區應該做好長江經濟帶的那個龍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紐約大灣區波瀾起伏的二百餘年曆史，對於長三角灣區的繁榮發展，無疑是寶貴的經驗，值得吸收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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