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Angeless
在如今的娛樂圈，《十三邀》顯然是一個很小眾的節目，無論是它的表現形式，還是要傳達出來的內容，都和許知遠一樣，散發著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氣息。
記得當時，我是去看的完整版，因為看了《吐槽大會》喜歡李誕，所以希望對他多一些瞭解，就去看了《十三邀》關於李誕的這期，看完整版的感覺，還是很真實的，許知遠這個知識分子，帶著他對這個世界的各種偏見，來和李誕聊各種問題，人生，理想，女人，大學等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許知遠是一個更純粹的人，他開書店，做單讀，看不慣現在年輕人的種種行為。可以說他更多的時候是在做自己，他的內心更像是一個孩子，他可以在談到女人的時候，說自己想死在女人的身上，包括後來在採訪俞飛鴻那一期，也是絲毫不掩飾對俞飛鴻美貌的欣賞，正因為他過於真實，大多數人反而不適應，因為人在這個世上生存，多多少少都要帶著一定程度的偽裝，這麼赤裸裸的攤開，反而無法接受，所以那一期十三邀，很多人罵許知遠猥瑣，大概跟這有一定關係。
李誕也是個文藝青年，所以他可能也有過這麼純粹的時代，但是後來選擇了娛樂圈，做《吐槽大會》，這意味著他很多的真話不能說，要說觀眾喜歡的話，但是吐槽大會的設計，一定程度上，也在說一部分真話，但是有限度。
李誕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找到了這麼一個出口，因為他曾經在大學的時候，也有一段很鬱悶的日子，那大概是一種，不願意面對現實，而又無法實現自己理想的兩難狀態，所以他在和自己較勁，後來他選擇了信佛，選擇了活在當下，選擇了給人帶來快樂，看他女朋友黑尾醬的微博，他們經常會去旅遊，吃各種美食，抱著貓，做各種奇怪的動作，享受當下的生活，因為人間不值得。
所以李誕對女人的態度，顯然不會是許知遠那樣，他生活的更有煙火氣息一點，就像他說的，我就是俗人。我願意這麼膚淺的活著。
而許知遠更像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追求不俗，追求深刻，帶著他對世界的各種偏見，做自己認為應該去做的事情。
兩個人在一個小店，點上幾個愛吃的小菜，擼著串，喝著小酒，然後打開內心，對話，交流。李誕愛喝酒，無酒不歡。所以真想和他聊點什麼，還真得有酒。
離漠漠的優質夢
我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兩季《十三邀》裡，最有趣的幾期，往往都是許知遠去訪問那些比他小的嘉賓。
比如第一季訪問彩虹合唱團的團長金承志，比如這一期的李誕，其實還有一期，就是第一季的第二期，許知遠訪談二次元，這一期有潛質變成第一季最有趣的一期，可惜訪談的妹子們都太老實，話跟不上。
在第一季的時候，《十三邀》每一期的片頭都有一句旁白：
我會帶著我的偏見出發，等待這些偏見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證。
這句話可能就解釋了，為什麼有趣的對話，往往發生在許知遠面對年輕人的時候。
面對那些比他大的人，比如馮小剛、比如羅大佑、比如陳嘉映，許知遠太恭順了，這個時候，他就沒有「偏見」了，問題往往都是圍繞著大家對那些人物已然固有的印象，就容易俗，那些問題，十三邀可以問，藝術人生也可以問，大家都可以問的問題，必然不是有趣的問題。
那幾期裡，你能看到嘉賓，卻看不到太多許知遠，你就會覺得無聊。
面對那些和他同齡的人，比如馬東、比如俞飛鴻，許知遠又太希望被認同，他有「偏見」，卻只希望被印證，不希望被打破，所以提問就被扭曲成了反問，不是問「你是怎麼想的？」，而是「你難得不是像我這樣想的嗎？」這也是為什麼，這兩期是許知遠被批評最多的兩期。
那幾期裡，你能看到太多許知遠，卻看不到太多嘉賓表達自己的機會，你就會覺得無禮。
可能只有面對那些比他更年輕的一代，許知遠才真正有一個更放開的心態，他不掩飾自己的「偏見」，但也沒有固守的意願，他願意去了解。而金承志、李誕，也都是能用更平等的態度來面對許知遠，用李誕的話來說，有時還要反過頭來「捅捅」許知遠。
這兩期你，你能看到他們都在，而且是平等的，有互相的認同，也有各自的交鋒，這可能就是有趣的原因。
說完許知遠，再說李誕。
我和李誕一樣，是 89 年出生的人。看過了完整版將近四個小時的談話，李誕身上，有我們這一代人的太多共鳴。
這一代人，夾在集體主義已經消亡，個人主義尚未興起的時間點。
許知遠一直在問，為什麼這一代人已經不再崇尚英雄主義？問題在於，在這一代之前，這個國家被機械地分成兩部分，因為有太強的主流的聲音，你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但不管怎樣，你已經被迫選擇的隊伍。
而對峙和衝突的中間，最容易產生英雄。
兩軍對壘，不論你持劍站在哪一邊，你也更容易看起來像個英雄。
可是那個聲音漸漸在變弱，也有更多的聲音出現，對峙在消解，隊伍在分散。
你持劍站在匆匆忙忙的人群中，就更容易看起來像個笑話。
李誕雖然一直在強調作為一個藝人，他不能說太出圈的話，但是整個訪談下來，他一直在打開自己，更難得的是，他能帶動許知遠也打開自己。
最戳中我的，就是他描述自己那種無可無不可的狀態，卻又不敢讓自己那麼放任，他怕自己活在內蒙的一間小屋中，四十歲的時候因為喝酒而猝死，雖然他心裡覺得這樣也可以，可是理智告訴自己絕不可以這樣。
這是我從身邊人身上常常能看到的一種掙扎。
所以李誕說自己要從別人身上找理由，為別人而活，從此獲得上進的動力。
我前幾天發過一條微博，說感覺身邊的同齡人，往往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從李誕的身上，也能看到這種迷惑。
李誕說自己很羨慕更小的一代，比如池子，覺得他們沒有「包袱」。我理解他所說的羨慕，我也說不上來這種包袱是什麼，可是卻能真切地感覺到它的存在，比起更年輕的一代，確實有太多掙扎、懷疑和內耗。
這種內耗，也許就構成了李誕悲涼的底色。
許知遠說他比馬東更悲涼，李誕說王建國比他更痛苦，不知道為什麼，搞喜劇的一個比一個內心更悽苦。
所以這一期又構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反差，節目裡皺著眉頭的許知遠，其實是個享樂主義者，樂觀的少年心態。
而整天在電視上嘻嘻哈哈的李誕，卻反而是個悲觀的人，希望自己能比年齡更成熟。
這種交叉的反轉，本身就是一段耐人尋味的戲劇。
看完這一期訪談，我讀了李誕的書《笑場》，發現一首很有趣的詩。
《天有不得不亮的理由》再互相憎恨的人也得睡在同一個夜裡
甚至同一張床上
甚至一起失眠
心裡惦記著同樣的事
感到同樣可笑
也同樣沉默
憎恨是沉默的一個理由
夜晚是第二個
如果一個人終究忍不住說，算了吧
另一個就一定會問
真的嗎
兩句話脫離兩張嘴
兩個人同樣後悔
於是繼續相互憎恨
天有不得不亮的理由
許知遠和李誕，擼串喝酒交心，各自展現出另一個人格，也算是「睡在同一個夜裡」吧。
可惜，更多的時候，李誕還是嘻嘻哈哈做諧星，許知遠還是皺著眉頭，問我們這個時代為什麼這麼淺薄。
天有不得不亮的理由。
陳章魚
這一期節目看完，其實內心是比較悲涼的。至於悲涼為何，我也說不清楚。在這個多元價值的時代裡，我們對普世價值的認識已經不存在了，比如不再相信人們一定追求崇高，真理，美好；反過來振振有詞地說，我就喜歡自己淺薄，就以自己的審醜為榮，就想追求世俗的快樂，不想追求真理。哲學家穆勒的那句追問，在我們的時代中幾乎沒有什麼意義：你想做一頭快樂的豬，還是痛苦的蘇格拉底？當然是快樂的豬，因為快樂是唯一的價值觀，是唯一的共識，而規避痛苦，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中人人想追求的目標。尤其那些成功的精英人士，那些說著我再也不想讀書了，我只想快樂地生活著，也想傳遞這種快樂的人。
前幾天讀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的隨筆《另一種美》書中的一段話很打動我， 他說， 請想象一個人，他相信無形的事物，相信不朽的靈魂、人類的價值，認為人是一個更高的存在，註定要有崇高的作為、高貴和忠誠，而且他想在寫作裡表達這一切，他該有多麼絕望。他生活在一個憤世嫉俗的時代，唯有低俗的一切能獲得掌聲，崇高的事物被當作純粹修辭的建構，當作教師全然脫離現實的廢話。它們只會受到蔑視和嘲笑，或者更經常地，被冷漠地對待。這樣許多年後，這個人便得出結論，他是完全沒有天賦的——天賦正是公認的更高的事物之一——於是他開始沉默。他沉默了，但並不永遠沉默。經過一段孤絕的人生後，他開始——起初膽怯地，接著便開始大膽地、大聲地讚美低俗的一切，嘲笑崇高的事物。（而且他這樣做時，比其他人做得還好，因為他不像那些笨拙的對手，他對這些事物起碼還有一些認識。）他努力獲得成功，變得富有而有名。最後，在他彌留之際，他懇求原諒——不知道誰的原諒。而他獲得一個低聲回答：別擔心，沒什麼事情就得如此。不得不如此；我們利用了你，別生氣。
在我看來，這個段落形容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娛樂至死的社會是恰如其分的，很多個體放棄了追求崇高的權利並不可怕，他還為這種追求找出很好的理由，並且賦予一種意義，更可怕地是，還洋洋自得地通過各種媒體宣揚這種膚淺地價值觀，獲得一呼百應的掌聲。在許知遠與李誕的對談中，最尷尬的部分不是誰說服誰，而是你眼睜睜地看著兩條完全不同的平行線在毫無交集地訴說著各自的理由、原因和追求。許知遠在扮演者痛苦的蘇格拉底，而李誕就是那頭快樂的豬——我不是罵人，借用那個哲學中的比喻而已——我們習慣上說對牛彈琴，現在也許可以說蘇格拉底在對著一頭豬講述如何追求真理，如何把哲學變成一種生活的一種方式。而豬此刻只想著，我只想吃飽肚子，我只想吃飽了美美睡一覺，其他的問題，我不想思考。這是最大的悲哀了吧。
說書人思鬱
《十三邀》裡許知遠和李誕的對談，讓我看到了在陰晴不定喜怒無常的時代情緒面前，每個人都是失敗者，都是炮灰。
在資訊的豐富帶來的交錯、選擇的多元帶來的惶惑面前，許知遠和李誕這兩個老男人像共同經歷了一場生命的劫難之後，濁酒淺斟，強顏當歌，新亭對泣，把大眾媒介當做特效雲南白藥包紮著彼此兩敗俱傷的潰膿。拽文一句，這真是“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傷”了。
許知遠的內省與自律，李誕的發洩和疏狂，殊途共歸，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觀照人心惟危，印證時代的悲歡交集，還有生命的不由自主。就像里爾克《哀歌》裡所寫的，永恆的潮流始終席捲著一切在者 ，穿越兩個領域，並在其間湮沒他們。
所以，本期的《十三邀》，不妨視為用舍行藏決然異趣的兩類文人，對著時代各自傾訴的“笑忘書”的結集。
有關許知遠
許知遠與其說是“公共知識分子”，毋寧說是後現代社會的文化遺民。
遺民的記憶和眼睛，總是顧後恐前的，在大眾狂歡的昇平鼓吹中，獨自領受，寂寞啃噬，對理想中的人倫、社會自有一番營造與堅守 ；所說所想，又都是毫無顧忌，因為他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自我，或者純粹就是對眾意與民意公然表示敵意。
在許知遠看來，李誕的成功，李誕的歡醉，都是“本來無一物”。物質名利，娛樂鬧場，電影電視，不過都是假象，都是淺薄消費品，像張隨手抽出的衛生紙，在光鮮的餐桌和下水道之間來回，倏起倏滅，無有窮時；許知遠念茲在茲的，是當我們以統計學和財富值的種種作為自身的社會觀、生命觀的基準時，我們最終將徹底走失自己，煙迷城市，火燎樓臺，“自退於野蠻”。
可在節目中，像先知一樣說出這一切的許知遠，其實也沒那麼自信。在整個對談裡，面對著從文化陣線撤退的“異已者”李誕，先知面對逼問，滿臉尷尬，顧左右而言他，只能憑藉著一個文字工作者優秀的語言功底作為盾牌遮擋住時代大眾的質問。 顯然，這不是強者示弱的智慧表現，而是他遠未臻至“仁者無敵”的境地。這正是許知遠的尷尬之處，面對時代，他有精神和良知的底色，卻缺乏物質和受認可的底氣。
一方面，許知遠最大的絕症，在於他那麼樂衷所探測的歷史現場，是與腳下的土地脫節的，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告誡的“致遠恐泥”的狀態。可以說，這是一個被文字所欺騙之人，如此執著的相信一個烏托邦時代的存在；又如此堅定不移的主觀認定大眾是無處不在的庸眾，具有強大並以平庸殺人的屬性。 他懷著一腔激憤，闖入四顧茫茫的萎黃之地，自以為“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因為理想與現實的劇烈反差，動與時忤，只能以“傷時之語，罵座之言”來噴撒他的憤激、無奈和悲哀。可他又從未想過，這些是否只是他幻想出來的“無物之陣”。
而另一方面，許知遠又是時代悲哀的樣本——一個知識分子的真誠竟然換來四面八方的不解、輕視、甚至謾罵與嘲弄。在《十三邀》的對談中，許知遠不吝自取其辱，裸呈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嚴謹又認真，在纖細敏感而又真摯的告白中，摻雜著一種要把自己剝光了展示的純潔和真誠。他說，“大眾是愚昧的”；他說，此生最好的死法“是死在女人身上”；他動不動對著鏡頭說“牛逼”之類的粗話；他深情而憐憫地看著你的眼睛發問，“你不覺得自己無聊嗎”。 許知遠不想在這個時代面前媚俗，不想背叛自己。他說人被光明浚偉的景觀吸引，才是一件美好的事；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種最溫柔氣息，是何憂何懼的氣息。
諷刺又是辛辣的：許知遠自以為是時代的精英，是世界的良心，是庸俗的批判者，是古典情懷的思想家。而在大眾眼中，他們所面對著這個人，只不過是科技時代的華強北翻新版的“孔乙已”而已。這樣一個人，必然是盛世時代的“落伍者”，必然要遭遇李誕、羅振宇等從中突圍的“成功前文人”的嘲笑，有著大眾尤為看不上的腐舊與冥頑不靈。可以說，這是一個21世紀初期破落文人的窮酸與不幸的凌遲示眾，在環堵的看客中痛苦呻吟與哀嚎著，情到深處又不忘至情，基調永遠是灰暗的，悲愁的，也註定要被現代大眾所判決和流放。可以說，《十三邀》“邀”出的，是“知識精英”虛矯的精神富足與真實的社會困頓。
這才是大眾時代最值得憑弔的“精神事件”。一個時代，知識、批判、獨立、真誠、理想這些詞彙在大眾眼中變成不乾不淨時，變成可笑至極時，變成疑竇叢生時，實際是已經對美好的事物放棄希望，放棄尋找，而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幅破碎而又扭曲的世相圖。
2，有關李誕
很多人說，李誕是許知遠的對立面，而實際上，李誕更像是“向死而生”後的許知遠。
安德烈·紀德傑出的自傳《一粒種子如果不死》有這麼句話：“一粒種子扔到地面，倘若不死仍是一粒，若是死掉，才會結出更多籽米粒”。許知遠這些知識精英在大眾廣場舞中倒下，無數的李誕才能拔芽而起，春風吹生，鬱鬱蔥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在這場對談裡，前文青李誕其實只說了兩個意思，一個，文化\\文化人真不是東西；另外一個，一切都將灰飛煙滅。所以，在李誕的行為意識中，高調的口號毫無意義，生存並且挺立就是一切。為了避免被時代所誤所傷，為了肉身的體面，“可以穿金戴銀”，就必須和社會建立一種妥協的關係網，費心經營，過去的情分，美麗的回憶，可貴的情操，感人的詩歌，得有所犧牲，得所有退讓。可當真的從知識理想國的廢墟離家出走時，文化棄子李誕還是忍不住在懷裡揣著一塊理想的碎片，時常在半夜的幽光中摩挲，感懷不已。
李誕作為一類時代標籤，最大的特徵在於解構崇高，而這也是李誕的生命甲冑。作為曾經的知識分子一員，自立門戶卓然自立後的李誕當然是疏狂的，對窮酸精英許知遠有著不可掩飾的不以為然，甚至是嘲弄，唯有如此才能證明自身當初背棄知識、學術、理想的光明正大和理所當然。他疏狂的底氣在於鏡頭啤酒杯的身後，有著一套大眾娛樂傳播的機制和權威在作支撐。人人都喜歡大眾文化，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同語言，李誕“預流”於此，佔盡先機，高能得志，自然有足夠的信心仰天大笑出門去。
但是弔詭在於，於此同時，李誕面對大眾喧譁境界現前的考驗，又無法徹底斬斷對生命問題如何解決的疑慮，還有自身被大眾娛樂大浪徹底湮沒的危險的警惕。以他的聰明，哪裡會真的那麼坦誠的跪倒作資本的奴隸，而不會意識到自身生命的異化。為此，還是娃娃臉的李誕，學佛，還念茲在茲著詩歌，還在玩世不恭中不經意的閃現對於許知遠的敬佩和同情；即便是節目中的李誕，也是屢屢低頭自語“是為了生活”，毫不虛偽的對許知遠發出種種善意。
李誕的問題之一，在於精神世界的分裂。現在已經物質成功的商人李誕，其實並不那麼灑脫。在節目中，他一方面熱情地抒發著對自己眼下的生活的滿足，非常張揚的流露出他的喜悅之情來；另一方面，又總在悲愁和歡愉交具中回憶自己理想張揚的過去，戀屍癖般的對“逝去”的自己充滿懷念，對“沒有心理包袱”的池子飽含羨慕。這樣的李誕，讓我 們看到他人生光彩的一面，分享到他內心的快樂的同時，總能瞥見他不經意的感傷流露，而這樣的情境比比皆是。
也許，李誕的生活體驗，太強調一種對外的關係，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大眾的喝彩聲、鈔票的颯颯聲對生命有著最深刻的移情作用，反而迷失其中；同時又不能契入直觀，“活在一如”，過去理想主義的“餘毒”還深藏體內，時常竄出作案，成為生命中的大負擔，時常讓他在物質生活的慣性和大眾文化的“所知障”中雙手互搏，疲憊不堪。是的，他成功了，該得到的已經得到，但是，不該喪失的也早已喪失。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李誕最大的問題之二，是所有冷眼看穿的“覺悟”姿態，可能都是不曾經歷就自我確信的假相。他對精英式理想主義的告別和嘲諷，多數時候不是揭穿，而是褻瀆；他對“成功”的理解方式，不可避免的將陷入生命的空疏和資本的異化之中，只因為他所有的認識都出於一個宿命論者本能的與世推移和隨波逐流，而不是知行合一後的自由意志選擇，更不是洞徹生命本源和知識虛空後的如實觀照。
這種弊端，用他痴愛的佛學來講，就是“戲論”，就是口談而非行者，只是徒逞口舌，依文解義，而無境界現前的勘驗，自以為看穿一切，依然墮落在假象。他能做的，只能是“心外求法”，將雲深霧繞的庸俗化佛教術語拌上過眼雲煙的物質財富熬作雞湯，在嬉笑怒罵中仰頭喝盡。這是一種態度，一種應對，但絕對不會是一個固定的答案，可以讓“成功”的李誕得以安身立命，甚或等而下之，只是誇富而已，麻痺而已，而資本唯利是圖的高淘汰率，可能會迅速的讓他“泯然眾人矣”。
許知遠的擇善固執，孤獨，窮酸，傻冒，但有不可替代性，只因為知識、理想、真誠、還有富有的激情，以及人性的光輝，才能使得一個人在本質上真正超過他人；而被大眾工業招安的李誕，瀟灑，笑傲，坦蕩，但只是資本流水線上的一個商品，隨時可以無限複製出來。這是兩種類型文化人在時代震盪中遭遇到的不同的歡樂，不同的慘劇。
3，無關結論
人人都活在自己不能主宰的一生中。《十三邀》的意圖，李誕和許知遠的意義，不過是在藉此個例，打開某些被忽略的視域，使的這種存在的豐富性得以展現而已。
還是開頭的里爾克說的，“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可問題更關鍵在於，挺不住了怎麼辦？
這樁生命與世界的懸案，許知遠提供不了答案，李誕也提供不了，我們都要回到沒有救世主的本來世界，與自己赤裸相對，選擇何枝可依。
（圖片集自網絡，侵刪）
感謝閱讀。歡迎朋友們留言，我會盡量做到每條不刪，每回必復。
劉愚愚
注：本文原標題《“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不甘心的佛系青年，都在艱難地娛樂至死》，刪節版更名為《開心點吧佛系青年，人間不值得》，發表於騰訊·大家。
深夜我打電話給亦希，因為她剛發了朋友圈，表達了自己對最新一期《十三邀》李誕和許知遠談話的喜愛，“蛋蛋太可愛了”。
李誕1989年出生，是近幾年迅速走紅的脫口秀網紅、網紅詩人，因為相信佛學的許多教義，還是著名的“佛系青年”。許知遠則生長於70年代，是取得世俗成功的知識分子，書店老闆，雜誌總編，嚴肅作家，在網絡上謗譽滿身。
而我的朋友亦希，則是北京一所即將消失的著名高校的法學研究生。
馬上她快畢業了，前段時間，她參加了一檔求職節目，最後十二盞燈全亮，還得到了自己心儀企業——一家世界知名外企的法務offer。
亦夕身上有很多我欣賞的特質：
她在求職節目中，談論“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大眾戾氣，說“我和所有人一樣討厭罪大惡極的人，但我堅決捍衛他們請律師以及上訴的權利”，冷靜地表現出法學生的專業素養，贏得所有面試官的青睞……
然而同時，她也是這一代典型的“佛系青年”。
每次我們聊天，她老說的就是，我就要畢業了，在學校漫無目的、無所事事地“混著”，一副看上去生無可戀、毫無意義的樣子。
但實際上，她讀女性主義的著作，讀新興作家雙雪濤的小說，也會去參加一檔時下流行的求職節目，甚至拿到了這家著名外企的offer——充斥內心的無意義感和仍然在做事的行動力，同時“矛盾”地存在於這位“佛系青年”身上。
“我經常覺得什麼東西都沒有意義，早晚都有一死。是李誕讓我知道，如果覺得一切東西都無所謂了，那我就好好活。”
而最讓亦夕印象深刻的，是李誕的一句話——常年有工作不順、突然失業、慘遭失戀、身患抑鬱、自尋短見的人在微博上向“好笑的”李誕求助，李誕最後統一回復了一句置頂微博：
“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
1 我們都是不甘心的“佛系青年”
因為這句“人間不值得”，我已經從好幾個同齡人的社交媒體簽名裡看到了，他們有的在金融街，有的在電影業，有的在新聞媒體，大多數在北上廣深，有的則在國外——
我驚訝的發現，原來我竟然認識這麼多李誕的粉絲，身邊竟然有如此多充滿矛盾的“佛系青年”，而我也是其中一員。
於是我開始想，我們這幫所謂的佛系青年，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2017年末，當“佛系青年”一詞迅速走紅中國大陸網絡時，“佛系”的意思被規定為這樣：有也行，沒有也行，不爭不搶，不求輸贏。
然而問題是，我們是發自內心地覺得，“什麼都毫無意義”嗎？真的有也行，沒也行嗎？
這一期《十三邀》給了我啟發。節目裡除了有李誕和許知遠的對談，還有許知遠參加講座分享的現場，其中不少年輕人都表達了巨大的困惑，昭示了部分答案：
“佛系青年”根本不“佛系”。
年輕女生A說起“開不開心”，“我自己的感覺是，其實大家都過得不開心，但每個人都在強裝自己特別開心。”
年輕男生B談到“改變的動力”，“我們好像失去了對一些事情改變的動力，當我們需要用一種解構的態度，去面對世界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自處呢？”
年輕女生C講述“成為社會人”，“中國的年輕人是沒有青年階段的，都希望特別快地洗掉自己身上的校園氣，迅速地完成社會化。”
年輕女生D甚至不願把辛苦帶給“下一代”，“一個人當她自己還沒有準備好，來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她是不是就不應該把下一代，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重蹈覆轍？這樣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去感慨：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很顯然，他們的心情如此具有代表性，而很難用“有也行，沒有也行”來概括。
我和朋友在討論起“佛系青年”時，有朋友把中國“佛系青年”和日本“草食男”作對比，因為他們似乎共同呈現出一種“低慾望”的特徵。
“草食男”來自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的作品《低慾望社會》，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胸無大志的時代”。他感嘆消費不振，經濟萎縮，銀行信貸利率一再調低，而三十歲前購房人數逐年下降，階層固化，靠個人奮鬥上升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宅文化盛行，年輕人大步向低慾望社會演進。
“草食男”於是成為“低慾望社會”的典型公民：習慣獨居，儘量不必與人發生交集，野心小，靠日本發達的動漫和色情業解決情感和生理需求。
我自然不同意“佛系青年”就是“草食系”。
因為一對比就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回事兒，中國的佛系青年再“佛系”，也還在堅持著“佛系”戀愛和“佛系”約炮呢。
作為一個經濟富足、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緩慢增長的社會，日本產生的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低慾望草食系”，以至於日本《產經新聞》評論委員河合雅司，去年就憂心如焚地寫作了一本著作《未來年表》，悲觀地預言日本的“寧靜危機”，一下子暢銷三十萬冊。
而很顯然，中國社會的年輕人不是這樣。中國的“佛系青年”，絕對不像表面上那麼“胸無大志”和“低慾望”。按一個朋友的說法，今天的中國社會恰恰相反，物質慾望、對持續高增長的信念，幾乎是維繫社會的基本要素。
因此，“佛系青年”在中國大陸網絡語言中的流行，僅僅變成了一種“語言的叛逆”，這個高速增長的社會，太過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競爭太激烈，特別是那些通過高考、或大學畢業後去北上廣深等城市打拼的小城青年。作為“外來務工人員”的小城青年，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都市，從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真正“佛系”起來的。
這盤Hard模式的沙盤遊戲中，許多中國年輕人都覺得累，但又不能脫離這個遊戲，這是一臺越來越快的跑步機，但卻只能繼續跑，一旦停下腳步就會摔死，“佛系青年”的佛系打車、佛繫戀愛、佛系約炮——一切“佛系”，都只是“口嫌體正直”罷了。
真實的情況就是，把“佛系”掛在嘴邊的絕大多數人，在實際生活中根本不佛系，每天佛繫戀愛、打車、約炮之餘，白天都繼續在叢林中廝殺，繼續加班，繼續做著一夜暴富、財務自由的夢——
很明顯，並非一切都無意義，“財務自由”就相當有意義。
然而有意義的另一面，就是“求不得”。
對大多數中國年輕人來說，“財務自由”都只是一個夢而已，永遠不會成為現實——
因為求不得，所以理所當然的“不開心”；
因為要跟上這臺快速運轉的跑步機，所以要迅速“社會化”；
因為無法反抗和改變這樣的生存狀態，讓這臺機器更慢一點兒，所以“失去改變的動力”，進而只能以戲謔、解構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世界。
我們因此都成為了不甘心的“佛系青年”，這樣至少還能笑一笑——
70年代出生的許知遠自然無法懂得年輕人的困頓。在《十三邀》的訪談中，許知遠詰問，“僅僅只是有些時代，笑才重要。”
李誕反駁，“在哪些時代，笑不重要呢？”
很顯然，許知遠被問住了。
2 現有價值體系下，收入低是不快樂根源
正好，2017年年底，《第一批90後已經出家了》這篇文章爆紅大陸網絡時，一個臺灣的網紅朋友將此文轉到自己的臉書。意想不到的，這篇文章竟受到許多臺灣年輕網民的歡迎。
我們在一個內部論壇討論時，他說，近些年臺灣的許多媒體，經常報道大陸年輕人身上的“狼性”和強悍的競爭力，以此來批評臺灣青年的不求上進——而這種不求上進，在臺灣網絡裡被稱作“厭世代”。
然而，《第一批90後已經出家了》裡的大陸青年，呈現的卻是完全相反的現象，臺灣網民驚訝地發現，大陸居然也有和“厭世代”類似的“佛系青年”啊！——所以這才引人注目。
為了研究臺灣“厭世代”到底是什麼，我去買了一本在臺灣出版的同名著作《厭世代》，副標題就叫做：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
這似乎已經說明了“厭世代”為什麼厭世了，雖然臺灣和大陸的經濟發展速度，到這個時代已經完全不同，大陸一線城市的薪資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臺灣。
但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說明了中國大陸“佛系青年”的“佛系”根源，就是腰樂隊在《硬漢》裡唱的：
“調查顯示國人，較去年快樂。收入低，是不安全、至少是不快樂根源。”
而同樣的，在李誕和許知遠的對談裡，李誕頻繁地聊到的字眼，除了“無意義”，就是“錢”。其他一切都無意義，但錢顯然很有意義。
李誕說了一段讓我印象深刻的話：
“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覺得，啥都沒勁。我後來逼迫自己，因為我喝三塊錢一瓶的啤酒，也很開心。但我想，我這樣下去是不是就這麼完了，我回內蒙，找個屋喝一杯子啤酒。這也行啊！我跟您說，最可怕的，就是這個也行。因為在我心裡，這種選擇，真的行。所以我就一定要像現在這樣，打一個小粉領帶，我才能夠健康的活著。”
“最可怕的，就是這個也行”——李誕道出了這一代人關鍵的恐懼。
表面上，佛系青年覺得這也行，那也行，充滿虛無感，其實真讓他們出家，一定萬萬不行。因為正如李誕說的，包括他在內的大多數人，都是“為別人而活”，甚至是為一整套評價體系而活。
而很顯然，在現有的這一套評價體系下，導致快樂的不是詩和遠方，不是大徹大悟，而是把握機會，迎風乾浪，和財務自由。
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每出現一個脫離這套體系的價值訴求，都會相繼出現一個更大力度的反擊和拷問，迅速直接地打壓這另外一套價值的出現：
當一位中學女教師“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辭職信爆紅網絡、點燃人們心中的浪漫、希望辭職去追尋遠方以後，就會有賣基金的廣告文案告訴你，“世界那麼大，沒有錢，你真的可以去看看嗎？”
當“逃離北上廣”的行為藝術爆紅網絡，點燃人們對大城市激烈競爭、環境汙染、高物價高房價的反感、紛紛希望向往自然、隱匿大理、回到家鄉以後，就會有《我賣掉北京500萬的房產，在老家生活的這兩年……》這種爆款文章出現，以“現世報”的悽慘下場，警醒著人們，不要逃離北上廣，不要逃離這個修羅場，因為這裡，才恰恰是最好的地方——
若要生活在這個最好的修羅場裡，就得活在這一套價值體系中。在這裡，“貧窮會限制你的想象力”，貧窮更會限制你的快樂，“沒有錢，就沒有安全感”——
1989年出生的李誕在北京這幾年，肯定深刻地體會到這種處境，而現在，因為獲得了這一價值體系下世俗意義的成功，他“感到更多的是快樂”，也“特別感謝這個時代……因為就是像我這樣的，也可以穿金戴銀。”
必須承認，李誕非常真誠地說出了這代人最真實的感受。
我剛去北京時，有金融業、電影業、連續創業的朋友告訴我相同的事情，我開始不信，因為我固執地認為，在尊重多元的價值體系裡，快樂的來源必然是多樣的——但後來有了類似的經歷後，我終於不得不信。
而在對談中，作為抒情詩人和“佛系青年”的李誕，很有代表性的講出了這一點：
“世界就是這麼運行的，我就得趕緊地運行起來唄。我就別嘚瑟了，我就加入大家一起運行。世界沒有錯，我沒有說它錯了。”
是的，即便是要當一個佛系青年，也得是一個“加入大家，一起運行”的佛系青年。
3 “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這一代人的娛樂至死
而“加入大家，一起運行”，這恰恰是70後的許知遠不能接受的。
在訪談中，許知遠非常困惑，這一代人為何這麼容易“被規訓”？
“這代人的搞笑、胡扯不是擴張性的，反而是收縮性的”。
而許知遠成長的年代不一樣。“對於我們七零年代這代人來說，普遍來講，都是個體去反抗的，這是非常普遍的。到更年青一代，就突然就消失了。你曾經也是（反抗的），為什麼這麼快的就消失了？”
李誕悠悠然說，“因為我變成社會了。”
他接著解釋，“我的價值觀是所有時代都一個德性，都得死。你問我重要不重要，我覺得都不重要。在我真正的內心的想法裡，我覺得一切都不重要。”
一切都不重要，因為人間不值得，所以我要娛樂至死——這是李誕堅定表達的、而許知遠一定是堅決反對的觀點。
但實質上，作為兩個時代的文藝青年，許知遠和李誕有很大的區別嗎？
許知遠在《十三邀》某一期採訪克里斯托佛·諾蘭時，表示博爾赫斯是自己最喜歡的作家，李誕則在自己的微博裡同樣引用了博爾赫斯的原話；
許知遠談到“人是為自己而活，同時幫助了他人”這一觀點後，李誕立刻說，這是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看法，但是最新的行為科學則認為，“根據我這一年的科學閱讀，有科學研究表明，人是為他人而活的”；
在談話中，兩個人在中學和大學時代閱讀的內容，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倆還都認為寫詩就是人的本能，任何人年少的時候，首先就是詩人。
兩人的共性明顯大於不同，並非一個本質上就是深刻而感時憂國的知識精英，一個本質上就是淺薄而玩世不恭的搞笑諧星——我甚至認為，如果他們倆生於同一個年代，想必人生選擇會相當趨同。
區別只在於，這個時代和許知遠成長時代的運行規則，已經很不一樣了。生活於其中的年輕人，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必須在這套價值下生存，“加入大家，一起運行”無疑成為近乎唯一的方式。
於是訪談最後，許知遠也終於無奈地明白，“每一代人的方式不一樣，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習慣把自己包裹起來，這是從眾年代的某種反應。包裹自己是安全的，這個社會可能更少特立獨行了。”
既然其他的路充滿了危險，並不可行，那就只有和大家走一樣的路。
而很顯然，對於大多數這代人來說，“加入大家，一起運行”也並非是康莊大道。
這是憑常識就可以知道的結論：社會資源如此有限，社會競爭如此激烈，競爭結果如此無情，所以“通往財務自由”這件事，基本上從一開始，就是一條註定失敗的道路。
於是在這場激烈的角逐中，我們必須看到一些脫口秀段子一樣的殘酷而好笑的事實：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但有的人出生以前就準備好了；
我們都是普通的人，但也可以讓自己特別一點，就是成為特別普通的人；
人怎麼可以說自己累得跟狗一樣，狗如果哪天累了，倒是可以說累得跟人一樣……
既然這是一條必須要走的西西福斯之路，如何走就成了問題：
是哀嘆自己的人生是一場巨大的悲劇，還是把“永恆地推石頭上山又落下”看作一場遊戲，以至於白天累得半死、晚上還可以看一場《吐槽大會》、刷一刷李誕的微博，讓自己終於可以開心一下？
那些裝作開心的A，感到無力的B，迅速社會化的C，生而為人、深感抱歉的D，每天晚上下了班，看李誕的微博和脫口秀，看他在網絡上各種自黑和吐槽，總比看許知遠老在批評自己——為什麼不質疑膚淺，為什麼要這麼享受時代，為什麼不憤怒不悲傷——來得痛快吧？
娛樂至死，總比不娛樂而致死，來得舒坦吧？
當一個不甘心的佛系青年，總比當一個不甘心的憤怒青年，讓人賞心悅目，讓自己活潑開朗而和群吧？
就像我那位遠方的朋友亦希一樣，對這一代人來說，許知遠那麼多的憤怒與悲傷、質疑與深刻，李誕一句話就解決了，“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
如此真實，這就是這一代人無可奈何、艱難開心著的娛樂至死。
而和所有這一代年輕人一樣，李誕當然有過黯然的時刻。對談最後，他對許知遠坦承，“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活得不正義。”
許知遠問，“什麼時候？”
“就是看到有人還在堅持的時候”，李誕說，“當然很快就過去了。我知道我做不了那樣的人，我也不應該去做那樣的人。”
正是如此，李誕之所以得到那麼多共鳴，是因為他自我感覺到不正義的時刻，也正如這一代人感到的時刻，正如《十三邀》裡出現的年輕人A、B、C、D，也正如我那位喜歡李誕的朋友，覺得生命並無意義、又在不斷行動著的矛盾“佛系青年”亦希。
那晚我們打電話的最後，亦希對我說，“我有一次也會對李誕看待世界的方式，這種什麼都無意義感到懷疑，特別是在看了《惡毒梁歡秀》之後。”
“我聽朋友講過，梁歡支持許知遠，他反對娛樂至死，批評馬東是犬儒主義”，我說。
“對，梁歡在節目中說，他之所以沒有把李誕說成是犬儒主義，是因為在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李誕轉發過微博。”亦希最後說。
終於掛了電話，我突然想到，亦希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相信法律的法學研究生，喜歡李誕的佛系青年，當她面對這個社會上發生的一切時，她能做什麼呢？
畢竟，她喜歡的李誕，已經不再頂著一頭大粉紅頭髮，而是變成了大平頭。支持許知遠的梁歡，也不知去了哪裡。她的母校就快要消失了，研究生畢業時，她拿到的會是另外一個大學的畢業證書。
三年前的亦希想象不到所有這些，她也只能讓自己佛系一點，同時又積極一點，好好工作與生活，看看流行的吐槽與戲謔，覺得人間不值得，再娛樂至死一點。
鄒思聰
許知遠，一位追求崇高、壯麗、嚴肅之美，身在21世紀心在20世紀80年代的，並飽受爭議的知識分子；李誕，脫口秀表演者，篤信佛學戲謔人間的80後，在《十三邀》節目裡過癮地碰撞了一回。
李誕雖然嬉皮笑臉， 許知遠話也不多，但能明顯看出兩人在角色定位和生命認知，包括價值觀上都幾乎處在驢頭不對馬嘴的狀況。兩人對談時爭論的焦點主要有倆。第一，大眾娛樂文化對個體真的有積極意義嗎？第二，人生怎麼過才是有價值的？
李誕覺得作為一名佛系青年，人生要是為了自己是沒啥好過的，“人是為了別人而活的。”大眾娛樂能夠給大夥兒生活添點笑料，將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夾著些調皮話摻進笑料裡，亦假亦真地在虛無裡找點樂子，這就是大眾娛樂對於個體的意義。許知遠當然反對，他認為人就是要活出自己，就是要在嚴肅的藝術中表達自己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從兩人對各自的生命期許角度看，李誕 也許本質上更悲觀，喜劇演員大多是個幌子，以玩笑偷生，給意識裡的虛無添點活下去的念頭。而知識分子的執著反倒能讓他們有更豐厚的生的留戀。
他倆在節目最後開了個有趣的玩笑。許知遠說他想成為那個崇高的人，可望而不可即地聳立在人群之上。李誕說他討厭高高在上，一定會拿雞蛋把他打下來。許知遠又說，我同樣享受被扔雞蛋的感覺，非議能讓我更崇高。李誕一笑，說：我們在彼此成全。
對，所有的對立，到了最後，都是彼此成全而已。
大象音樂空間
其實我覺得節目本身其實還好，都是在認真思考著的人，只是路子不同，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節目所表現出來的衝突感也不是什麼秀才與兵的衝突，他們各自都明白對方在說什麼，只是各自堅持自己的方式表達，一個自顧自語重心長，一個自顧自裝渾。
反倒是很多關於這期節目的評論報道我覺得很好笑，說什麼文化沒落了，說什麼現在都理直氣壯追求淺薄了。
拜託，不要說得只有像許老師一樣板起臉來語重心長才是深刻，才是堅持著的知識分子，好不好。如果他思考那麼多依然看不透有些人的插科打諢嬉笑怒罵裡本質上也是經過了大量思考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那他思考了也白瞎。
一會感慨文化人都向媚俗了，一會又感嘆不媚俗的太冷清。這邏輯捋一捋啊，自己先跟大眾劃清了界限，然後回頭又撒嬌大眾不懂自己，這多矯情啊。
當然我是覺得許老師不是這樣的人，那些人看自己呢~
個人觀點，歡迎交流。
流浪在澳洲的Xiufen
1
許知遠這檔節目《十三邀》蠻成功的，時不時成為熱門話題，笑也罷罵也罷，引起關注就是成功。
《十三邀》因著許知遠，意外地成為一個以“尷尬”為賣點的節目，在眾多同類節目中獨樹一幟。
2
這期對談李誕，一樣是衝著“尷尬”而來。
李誕表面歡樂，內心深處卻悲觀厭世；許知遠表面孤傲，內裡卻是個享樂主義者。
另一個顛倒是，李誕明明很年輕，但顯得很世故通達；許知遠明明已人到中年，又偏偏不願看破紅塵。
看到李誕貌似真誠地給許知遠傳授經驗，甚至在保護許知遠，有一種有趣的違和感。
3
慚愧，我與這個時代的距離漸行漸遠，要不是這期節目，我可能還不知道已經這麼紅的李誕。
去看了幾期李誕的脫口秀，他的演出真是很好看，而且難得的是，他的段子很高級，充溢著智慧，並且有意味在其中，不是純逗樂而已。
例如，他從魯迅的寓言故事裡發掘出“社會笑”這個詞來，這種帶有鋒芒的幽默，多年少有。
4
我不知道許知遠是否有發現李誕身上的那些閃光？
我有一個感覺是許知遠對標籤的熱情大於對人的熱情。
比如他習慣性地要讓李誕代表這一代年輕人，而自己代表一代人。
這其實是需要警惕的。
像李誕在節目所說的躲避崇高，不就是上世紀九十代初的王朔嘛。甚至他說之前看讀的米蘭·昆德拉，也是1990年代的熱門讀物。
再有，許知遠所言的他對崇高壯麗悲壯的陶醉，不正是《無問西東》打動了很多年輕人的點嗎。
5
某種意義上，我認同許知遠的感受。
我們同樣需要警惕的還有“聰明”，還有“通達”。
這個世界當然是崇尚聰明的，這不是某個時代的問題，這是人類在所有的時代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在訪談裡，李誕很智慧地得出了這個結論，但他似乎不願意正視它，而只是故意把它丟得遠遠的，以為就可以視而不見了。
6
我猜，李誕遲早都會面對這個苦澀的結論，而不是用“社會笑”去避開。
無論對面是否有個許知遠，憂心忡忡地望著他。
大豆看電影
我是一個對美男無法抗拒的非常俗的天秤女。我會對帥哥天然有好感，也更包容。我常常說長得那麼帥了還需要別的嗎？
許知遠自己和他的採訪者都不是帥哥，但我卻幾乎全程看完了《十三邀》。羅振宇說跟許知遠聊天很有聊天的慾望。因為不管他認不認同，他至少知道你要表達什麼。而我在許知遠身上看到了王小波的影子。就是當代知識分子應該有的樣子。他配叫知識分子！儘管我跟羅振宇一樣不屑一顧他無病呻吟的輓歌。
他跟李誕的訪問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在於他願意去了解洞察年輕人的世界。他沒有說教，沒有反駁，甚至認真思考李誕提出的大眾娛樂應該有的一些表達方式。
作為80後李誕代表著我們很多人的生活態度。戲謔，努力卻與世無爭。很矛盾卻就是現狀。李誕說如果做自己他將放飛，我們將看不到他。他難道不是說出了我們心中最想表達的嗎？不然我們為什麼天天幻想著我們的詩和遠方呢？
關於普世價值觀和自己本心的撕扯我相信只是因為我們有機會表達了。被放大了，就像馬東說這個世界只有5%的人是精緻的，大部分人只是活著而已。活著有很多種方式，卑微、懦弱、不思進取也是活著的方式。這個世界應該是多元的。普世積極的價值觀應該被提倡和推崇。但其他應該是允許存在的。不然我們又回到了那個打雞血的年代。
資深吃瓜群眾紫悅
很早之前有把《十三邀》許知遠對話李誕的視頻翻出來看，因為真的蠻好奇又期待他們兩個人之間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許知遠和李誕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
許知遠是活在自己世界裡的知識分子。你看視頻有一些小細節很有意思，在餐館等李誕來的空隙許知遠還帶著一本書來看，當時我在心裡想，如果我等我朋友見面，我肯定不會隨身帶一本書，或者看電子書，應該是在不停的刷手機接收一些碎片化的訊息吧。
李誕不同，不同的地方我認為李誕是社會化的文藝青年。
李誕說他之前在懷揣著新聞理想，到《南方人物週刊》實習，某天在電梯裡發現兩個同事聊天，說起春運回家的車票難買，一個同事就說他有門路可以留兩張。就這麼一個事兒，甚至算不上是事兒，李誕說他接受不了，就放棄了。許知遠當時第一反應是說“啊沒那麼嚴重吧？”,李誕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說“可是就在自己心裡挺嚴重的。”但是他和許知遠聊的時候還說了，當時他只是個實習生嘛，如果當時他也有機會這樣的話，可能他也會像他同事一樣。
當時在片中兩個人坐在一起“尬聊”，真的非常好玩。
開頭，李誕就告訴許知遠說“知識分子在對抗過程中享受失敗，享受被打壓，這些都很正常，但是人是社會性動物，充分的自洽，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就已經死了。”
有個印象比較深的地方。
李誕問許知遠會以什麼方式結束生命？
許知遠說，死在女人身上。
李誕趕忙告訴許知遠說 在屏幕上不能這麼說，不能站在大眾的對立面，哪怕是浪漫真實的，不是不好的。否則，就會被罵噁心、流氓。並說這就是知識分子和藝人的區別。
許知遠悠悠然對李誕說：你比我活得累多了。
……不去評價兩個人人生觀誰對誰錯，但你往後看你會發現李誕骨子裡其實很悲涼的，一個文藝青年走向世俗，許知遠不一樣，是天生的享樂派，依舊浪漫啊。
還是挺感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