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曆五月初五,是我國民間重大節日——端午節，本名端五。《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仲夏端五，端，初也。”亦名端陽、重午、天中等。南京人過端午主要有吃粽子、划龍舟、炒“五毒”、鬥百草和賽詩會等民俗。
吃粽子
相傳，楚國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在同反動貴族子蘭、靳尚等人的鬥爭中，遭讒去職。頃襄王時被放逐，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創作了《離騷》《九章》《九歌》等著名詩篇，成為我國最早的偉大詩人。後因楚國的政治更加腐敗，首都郢亦為秦兵攻破，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於公元前278年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據說屈原自沉後，江邊的人就把米和草葉包成粽子投進水中，一方面祭祀他，另一方面喂水裡的魚龍，希望它們吃粽子而不去傷害屈原的屍體。這就是吃粽子的由來。
晉人周處在南京子隱堂（即俗稱的周處臺）寫的《風土記》中寫到粽子時雲：“端午，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熱，五月五日節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南梁吳均《續齊諧記》中雲：“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入祭之。”南京地處“吳頭楚尾”，因此是最早接受“吃粽子”這一民俗的地區。《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出生在南京，並在此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和少年。他後來在所著《紅樓夢》第三十一回寫林黛玉打趣寶玉、晴雯、襲人時說：“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就哭起來？難道是為了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黛玉、晴雯、襲人都是“金陵十二釵”（林為“正冊”，晴、襲為“又副冊”）中人。據此可知書中寫到的“吃粽子”乃是南京的風俗也。
划龍舟
吳均在《續齊諧記》中還雲：“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是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午競渡，乃遺俗也。”昔日南京有民謠雲：“五月五，劃龍船，過端午。”
近人夏仁虎《歲華憶語》中雲：“龍船向有數種，曰河幫，秦淮船戶斂資為之；曰江幫，外江船戶之入城者；曰木牌幫，上新河之木商所集者。午日，各幫鹹集於夫子廟前之泮池，以其地河身最廣，足資水嬉也。船飾彩亭，以小兒扮雜劇坐其間，助以鑼鼓。梢頭撐長竿，長年之好身手者，於上作種種遊戲。河岸人家，擲銀錢或放鵝鴨，俾沒水爭取以為樂。其並行競渡爭奪錦標，則與西人之賽船競走同一勇氣。是日，傾城往觀，橋岸均滿。”
又近人潘宗鼎《金陵歲時記》中雲：“龍舟競渡，吊屈子之溺水，楚俗也。吾鄉亦沿用之。秦淮河一帶，觀者蟻集。光緒初，水西門外某茶寮臨河一軒，因人眾倒塌，溺死無算。乙巳（1905）端午節，文德橋亦因人眾崩圯，有溺死者，後乃禁止。”
炒“五毒”
端午節到來之時，夏日蚊蠅蟲類增多，食物易腐，因此最易爆發和流行瘟疫。但早在千百年前，人們就有了“防疫”的保健意識。南朝宗懍在《荊楚歲時記》中寫道：“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是日競渡，彩雜藥，以五彩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對端午節的“防疫”也分外重視，他在《浣溪沙·丙寅重五戲作和令彰》 詞中寫道：“懶著朝衣愛早涼，笑看兒女競新妝，花花艾艾過端陽。髻綰靈蛇須有毒，身安磨蠍久無妨，喚風綾扇畫瀟湘。”
為了“防疫”，南京人使盡了“招數”。明人顧起元在《客座贅語》雲：“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懸道士朱符，人戴佩五色絨線符牌，門戶以縷系獨蒜，及以彩帛、通草制五毒蟲，虎、蛇、蠍、蜘蛛、蜈蚣，幡綴於大艾葉上，懸於門，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蓋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
潘宗鼎《金陵歲時記》 載：“端午人家，取銀魚、蝦米、茭菜、韭菜、黑幹雜炒，名曰炒五毒。是日必啖莧菜，謂可免腹痛。又取蠶豆和雄黃炒之，曰雄黃豆。”再夏仁虎《歲華憶語》中雲：“端午節人家，自五月一日，即用菖蒲葉，剪作劍形，並艾葉懸戶上，張鍾馗像於堂上，雲可辟邪。”“五日，以野花為束，蘸水洗目，曰洗火眼。洗畢，擲小鵝眼錢於盆中，傾向門外，曰拋火眼。酒中置雄黃，飲之曰可去毒。於小兒額用雄黃書‘王’字，以象虎形，雲易長成。以雄黃書小紙條，其詞曰‘五月五日天中節，一切蛇蟲盡消滅’。於牆角倒貼之，謂避蟲豸。午酒必有一饌，則萱花、木耳、銀魚等五種炒之，曰炒五毒。”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中寫道：“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系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此亦乃南京之風俗在《紅樓夢》中之反映。
鬥百草
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中雲：“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草，又有鬥草之戲。”
乃至唐宋，“鬥草”遊戲極盛。白居易《觀兒戲詩》中雲：“弄塵或鬥草，盡日樂嬉嬉。”杜牧有詩云：“鬥草憐香蕙，簪花向雪梅。”宋時，歐陽修有詞雲：“鳴蜩驚早夏，鬥草及良辰。”范成大詩云：“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從白居易、范成大的詩題詩句來看，“鬥草”多是小孩子的遊戲。
“鬥草”在元明清時雖然不及唐宋盛行，但也並非“失傳”。元人高則誠《琵琶記》第三齣就有“鬥百草”的描述。明萬曆年間安徽休寧布衣吳兆遊歷金陵時所作的《秦淮鬥草篇》則把當時南京的“鬥草”遊戲躍然紙上。從《秦淮鬥草篇》中我們得知，明萬曆年間在秦淮（南京的雅稱之一）的鬥草遊戲幾乎遍及全城內外，東至燕雀湖（在今明故宮東），西至鳳凰臺（故址在今花露崗），北至樂遊苑（故址在今小九華山），南至長幹道（今中華門至雨花臺一線）。清時曹雪芹在《紅樓夢》第六十二回中關於“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個人，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著坐在花草堆裡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一個又說：‘我有月月紅’……”的描寫，顯然是受了《秦淮鬥草篇》中的“君有麻與枲，妾有葛與藟；君有蕭與艾，妾有蘅與芷；君有合歡枝，妾有相思子；君有拔心生，妾有斷腸死”描述的影響。
雪芹兒時是在南京度過的，耳聞目睹甚至參與“鬥草”這一遊戲，以致他的好友在《贈芹圃（雪芹）》中有句雲：“秦淮風月憶繁華”。由此看來，雪芹在《紅樓夢》中關於“鬥草”的描寫抑或是他對“秦淮風月”的追憶和“追記”吧！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清時南京“鬥百草”這一遊戲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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