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與你分享的是是日本講談社出版的《中國的歷史》系列的第一卷：《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分享這些書的主旨，是希望引入域外學者的視角，來重新看待我們熟悉的、或者自認為熟悉的中國歷史，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方面的優勢得天獨厚，他們既有旁觀者的視角，又更熟悉中國的文化，此外日本還保留了更多的中國文獻古籍，其中有的在中國本土都已經失傳了。所以，這套講談社版的《中國的歷史》系列，能帶給我們新的視角和認知。
《從神話到歷史》是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的第一卷，這套叢書是由講談社精心挑選的日本各個歷史研究領域的一線專家，一人一本，接力寫成的。
本卷講述的，是從三皇五帝的神話時代，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這個時代過於久遠，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史記》之類後世文獻，距離這個時代已經相隔兩千年，可信度存疑。而本書帶給我們的不是一個直接的結論，而是研究上古歷史的方法，那就是：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的結合。文字記載，要通過考古挖掘來驗證，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是可靠的。同時，這也是科學研究的態度：科學的結論必須有充足的證據。中華文明，是由南北兩條文化主軸共同構成的，只有用考古學的方法來驗證古籍和傳說，才能儘可能還原神話時代和夏王朝的真面目，能探究中華文明的歷史源頭。
下面，我們就進入這套書的第一卷《從神話到歷史》。作者叫宮本一夫，他的職業是考學家，京都大學的文學博士，現任教於九州大學，專攻東亞考古學。從業以來曾經來中國參加過多次中日聯合考古發掘，包括湖北省陰湘城遺址、江蘇省草鞋山遺址、內蒙古岱海遺址群等等，可以說足跡遍佈了大半個中國，現在也還在中國從事關於水田農耕的考古究。
為什麼這套歷史書，開篇之作要請宮本一夫這麼一位考古學家來寫呢？這就要說到本書的主題了，因為第一卷所對應的歷史時期，是從三皇五帝到夏朝，根據中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夏朝始於公元前21世紀，終於公元前16世紀，距今至少3500年，神話時代，那就更早，而當時並沒有文字記錄留下至少目前還沒發現。而後世對它們的記載，比如司馬遷《史記》裡面的《五帝本紀》、《夏本紀》等等，不是基於傳說，就是基於想象，本身有待考證，你想啊，司馬遷是公元前2世紀西漢時候的人，距離夏朝已經快要兩千年了，就跟我們今天距離司馬遷的時代差不多，所以他對那麼久遠的歷史的記載，究竟有多高的可信度呢？《三皇本紀》出現得就更晚，是由綽號“小司馬”的唐朝人司馬貞補寫的，距離'三皇”的時代那就更遠了。那麼是唐朝人發現了西漢人沒發現的古代歷史資料？還是唐朝人自己通過“腦補"，來完善了上古歷史呢？、這個還真不好下定論，反正從常理來推斷，前一種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說，要研究三皇五帝和夏朝，這些後世的文字非但不是有力的工具，有時反而是一種障礙。
文字不夠用，那怎麼辦呢？這就要藉助於考古學的幫助，就像本書的腰封上寫的那樣，這些上古歷史，就像一本無字的書，已經深埋在大地裡，只能通過考古學家拿著鏟子不斷的挖掘來解讀。
考古學和歷史學這兩門學科，是如何互補的呢？我們借用中國近代史上的大學者王國維先生的事例來說明，他有一大發明，叫“二重證據法"，大意就是說，我們除了要善用文獻這些“紙上之材料"，還要注意“地下之新材料"一所謂地下之新材料，指的就是考古，用考古所得來印證文獻，不管證實，還是證偽，都非常有意義。國維利用的“地下之新材料"，就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他在1917年寫成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等名篇，證實了作為“紙上之材料"的《史記》，關於商朝的記載，相當可信作者寫這本《從神話到歷史》，所使用的方法論，與王國維先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也是用考古發掘，來佐證文字記載，而且宮本一夫比王國維晚生了八十年，這八十年來考古學的技術水平也是日新月異，比如“放射性碳素斷“、“樹木年輪校正法”，這些高科方法，是王國維那個時代的學者無法想象的，所以，雖然研究對象是比商朝更久遠的年代，但新的技術手段以及這些年來的學術積累，能夠幫助我們對傳說中的神話和早期歷史，有一個新的認識。
考古學如何看待“三皇五帝時代"和夏王朝？王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向我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王朝？
關於三皇五帝的傳說，本書並沒有多交代。這也難怪，作為考古學家，他始終堅持，只要歷史學作為人文科學而存在，那就必須以科學為依據，無法證明，則不能稱之為科學。看看《三皇本紀》對三皇的描繪，三皇指伏羲、女媧和神農（有的地方也說是燧人、伏羲、神農），伏羲和女媧都是蛇身人首，蛇的身體，人的臉，神農則是人身牛首，人的身體，牛的臉，這些描述聽起來就是神話，所以如果把這些當作歷史來討論，意義不大。至於五帝，作者採納了司馬遷的說法，包括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他對五帝生平的傳說興趣不大，而聚焦於他們的活動地域。當時五帝活躍於黃河中游地區到渭河流域，也就是今天華北這一代，跟五帝對立的蚩尤、共工等，也屬於同一地域，三苗的位置則在長江中游地區，這說明，自打神話時代開始，文明就不是隻有一個單一的源頭，而是多元發展共同構成的。、這是一條引線，貫穿了這套“中國的歷”叢書，拋開三皇五帝的傳說，再說夏朝。有兩個問題擺在了作者面前·夏王朝是否實際存在，怎麼用考古學來證明；如果夏王朝實際存在，它是否達到了一個王朝或國家的社會進化標準。
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在學術界其實是由來已久了，可以說到今天也沒有定論，包括本結論，也只是一豕之。為了理清這個問題的脈絡，我們需要講講學界對“夏王朝”定性的認識過程。
近代中國，最早質疑夏王朝存在的是“疑古學派"，也叫“古史辨派"，思思就是要重新辨別對上古歷史的記載。這一派的主力，包括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眾多名家，陣容強大，其中最激進的是顧頡剛商朝都不肯承認，後來王國維用甲骨文證實了商朝的存在，狠狠打了他們一巴掌，逼迫他們低頭。不過對於商朝之前的歷史，他們照舊持懷疑態度。最著名的論斷莫過於顧頡剛對大禹的質疑。傳說中大禹把王位傳給兒子啟，由此開創了夏王朝，以及中國王權的世襲模式，然而顧頡剛認為，大禹的原型是鑄造於九鼎之上的一個動物圖形，禹和夏朝的聯繫是後人附會的。雖然這個觀點捱罵不少，但直到晚年，顧頡剛還固執己見。
今天的學者雖不像顧頡剛那麼誇張，但對於夏朝歷史的真實性，仍然採用一種非常謹慎的論調，叫“有條件的不可知論"就是說，沒有足夠的歷史信息出土，則不可能解決夏王朝的政治屬性問題。比如為本書作序的許宏先生，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他就是“有條件的不可知論"的代表人物。
在國際學術界也是這樣，關於“夏王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學者的觀點也是不斷演變的，比如在日本歷史學界，2003年是一大分水嶺，此前，沒有學者承認夏王朝的存在，像東京文獻學派的創始人白鳥庫主張“堯舜禹抹殺論"和“神代史否定論"，徹底把中國上古歷史歸為虛構。但是在2003年之後日本學界逐漸有人轉向“有條件的不可知論"
根據現在的二里頭文化遺址，足以證明夏王朝確實存在，然而這不是重點，真正的問題在於，二里頭文化是否達到了一個王朝所應該達到的標準一換句話說，如果二里頭文化代表了夏朝的政治與經濟巔峰，那麼夏朝能不能稱之為王朝呢？達到了王朝的哪個階段，初期還是成熟期？
這背後，還有一個參照系，叫二里崗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一字之差，但年代差很遠，二里崗遺址在今天河南鄭州附近，被認為是早於安陽殷墟，而晚於二里頭文化，考古學家對二里崗遺址的發掘，直接證實了商朝的存在與發達。
我們先來說二里頭文化。它的遺址現在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頭，因而得名，遺址共分四期，在其初期，文化中心處於潁河、汝河流域，二期之後轉移到伊河、洛河流域，三期開始蓬勃發展，青銅器興起，除了青銅刀，還有斧、鑿等，以及青銅鈴、牌飾、圓形器、圓泡等裝飾品，這標誌著青銅時代的到來；同時，二里頭特產的伊洛系陶器越過黃河，向北擴展“二里頭文化三期已經擁有了更加明確的、稱得上初期國家的條件，“然而這是否真的相當於初期國家階段呢"？
那這個問題又該怎麼判斷呢？我們再插入一點學術背景介紹，關於判斷一個早期人類活動遺址，是否能達到“文明”的水平，一般有三個判別標準：文字；大量非農業人口組成的城市；第三個標準，有的說是複雜宗教禮儀，這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提出來的，所以也被稱為“雅斯貝爾文明三要素"，但也有的說是金屬冶煉，日本和我們中國的學術界都主張把金屬冶煉作為文明的判別標準。總之，這三個判別標準你至少得達到兩個，才能理直氣壯地說，自己算得上是“文明“舉個例子，我們用這個標準來檢驗一下商朝一文字：有甲骨文，OK!市，有安陽殷墟，不僅規模很大而且有明顯的社會等級和分工，也OK!屬冶煉，那就不是OK這麼簡單了，商車勺青銅器在同時代的全世界範圍內都是頂級水平。所以，商朝可以視為一個文明古國，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
那用這個標準再看看二里頭文化遺址（我們先假定二里頭就是夏朝），結果怎麼樣呢？
首先說文字，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器物上有一些刻畫的符號，但是不能被認定為文字。再看從二里頭遺址來推斷它發展到社會的哪一階段，這裡可以引入這麼幾個考古方面常用的指標：1、王墓，就是王的陵墓。沒有發現，但究竟是壓根就不存在呢，還是我們沒找到，或是在歷史中已經被盜墓賊給盜掘、破壞了呢？這個還沒法達成共識，不過沒發現的東西，就不能認定為“有"2．棺槨結構，指在地下建造墓室，再把木棺置於其中的墓葬方式，在商朝，墓葬採用棺槨結構，一種身份與地位的標誌，。他們一開始宣稱周朝之前無信史，可惜，在二里頭文化，棺槨結構從未出現。3．隨葬品，也就是這些年流行的盜墓小說裡常說的“冥器"二里頭文化後期，已經陸續浮現，但應用的規模還很小，無法跟商代相比。而且，青銅器要到二里頭文化的後期才逐漸出現。4．祭祀活動，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中國文化特別注重祭祀，《左傳》裡有句話，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戰爭，祭祀和戰爭，構成了最大的國事。反過來講，從祭祀與戰爭的發達程度，可以判斷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商王朝以祭祀儀禮和禮制為基礎，誕生了維持社會秩序和群體組織的祭儀國家。商朝的祭禮已經相當完備了。但是二里頭文化，在祭祀活動這一項上，還差得很多。二里頭文化遺址沒有發現人牲，犧牲的牲，就是用人來殉葬，這自然是非常殘忍、落後的習俗了，不過就考古學而言，人牲的出現，正可以印證王權的擴張與國家的成型，在二里崗上層二期，相當於商王朝的中期，一個叫白家莊小雙橋的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牛和人的犧牲坑，這說明當時犧牲祭祀十分盛行，然而，這樣的犧牲坑，在二里頭文化遺址，卻是無跡可
基於以上這四個參考標準，二里頭文化可以證實，在商朝之前，中國存在過一個更古老的文化，而如果這個文化就是傳說中的夏王朝的話，那麼可以說，夏王朝的社會進化尚未達到成熟的王權階段，而處於王權的形成期，所以他將其定位為“初期國家形成期或萌芽期"，或者說“前王朝年代"。叫“夏王朝"，其實是有一點勉為其難白、。從二里頭遺址來看，夏並不像商朝那樣已經具備了王朝與國家的資格。
綜上，對“夏王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有一個初步的結論，那就是：夏是存在的，但是它能否真正稱得上一個“王朝"，則有待商榷，從現存的考古證據來看“夏"似乎距離我們想象的那種發達的完備的王朝社會，還有很大的差距，不能算得上是一個王朝。
我們再來看看對中國文明源頭的一些看法。在這本書的結語當中，作者還有一點高論。我們平時說“中華"或者指中華民族，或者指中華文明，作者則把“中華"視之為一種思想方式。在他看來，由於夏朝、商朝奠基於中原地區，從而形成了以中原為地理中心和王權中心的國家結構，形成了“保護中華這個自我群體的思想方式"。當然，他並不認同中原中心觀或中華中心觀、華夏中心觀（這很正常，就像我們也不認同西方人的“歐洲中心觀"），作者更注重講究歷史的多元性，對於中國文明的源頭，他提出了兩條文化軸的說法：自史前社會以來，中國便出現了兩條文化軸，一條在北方，一條在南方，北方時常與歐亞大陸草原地帶保持交流，南方則呈現出相當保守的狀態與緩慢的物質變化。
而中國文明，可以說就是這兩條文化軸不斷相互影響、彼此交融的產物，包括中國古代的世界觀，對世界本源的看法，這其中就能看到來自南方神話的影響。我們都熟悉盤古開天的神話，這是中國人經典的創世神話，然而盤古的形象，是在漢代之後才出現的，很多大學者都考證認為，盤古源於西南少數民族的神話，而盤古的形象和事蹟，又跟印度神話裡的故事非常相似，因此可能也是帶有來自域外的影響。
而這種影響，又隨著中國南北兩條文化軸的接觸和交融，進入了中國人的信仰體系，甚至是價值觀體系。
作者還提到中國西南地區苗族與瑤族的傳說：伏羲與女媧是親生兄妹，有一次雷神發怒，引發大洪水，部落裡的人都死了，唯有藏身於葫蘆之中的兄妹倆得以倖存，此後他們結為夫妻，成為人類再生的始祖。這就跟《聖經。舊約》裡描寫諾亞方舟的故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由此來看中西文明的起源，正可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
這些例子，就能幫我們理解作者的觀點也就是：中國文明是多源頭多文化交匯形成的。並且他認為，這兩條文化軸的接觸地帶，便是新社會體系、新文明的源接觸地帶，便是新社會體系、新文明的源泉所在，它們在哪裡融合呢，就是周原，周王朝的發祥地。
關於周王朝，就是我們下一期將要講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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