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點擊封面，一鍵購買本期《天涯》
喬裝成“村姑”的天使
薛憶溈
《深圳人》法文版於2017年11月8日出現在加拿大法語區各大法語書店入口處的櫃檯上，與帕慕克、庫切和略薩等人最新的法譯本並列。這一天距離我與作品法語譯者第一次見面（也是正式開始翻譯）的日子只有257天。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距離她第一次感知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也還不到一個月。後來，我經常會用“親愛的同事”來稱呼我的這位法語譯者。我這樣稱呼她不是因為她本人也是寫小說的，而是因為我們曾經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所大學的同一個學院工作，而且那座城市的名字就正好包含在由她譯成法語的這部作品的名字裡。
我至今都在慶幸自己十二年前的果斷和冷漠。如果不是因為當時的“毫無興趣”，2017年就肯定會是一個殘缺的年份。2017年1月26日的深夜就肯定不會出現令我至今都驚歎不已的奇蹟。
我相信儀式感也是天意的一部分，所以建議我們面對面在出版社的辦公室簽署合同，而不要藉助掃描儀在電腦上將合同傳來傳去。這個建議也立刻獲得出版商的認同。但是直到在前往出版社的當天，我才知道這順應天意的建議與天意還有更奇妙的糾葛。那天剛進入老港，我就迷了路，有一段距離甚至走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對我這樣一個方向感極強的人，這當然非常反常。因為離約定的時間已經很近，我不敢再自作主張，而是開始不斷向路人和店家求證。這樣，我最後還是準時抵達出版社的樓下。上樓前，環顧四周，我突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時候，矗立在東面不遠處的那座紀念碑和它旁邊那座歷史博物館的頂部勾起了我的記憶。我意識到自己又來到了第一次走進蒙特利爾城區的時候就到過的地方：2001年的4月5日晚上，我帶著“身邊的少年”乘坐英航班機從倫敦飛抵蒙特利爾（這正好也是整部《異域的迷宮》的起點）。第二天，我帶著他在蒙特利爾的市區亂逛。下午三點左右，我們逛到了老港。在歷史博物館很快地逛了一圈之後，我帶著他繞到博物館後面的這個角落。我看到了那座紀念蒙特利爾1642年建市的紀念碑。“身邊的少年”在紀念碑前站好，為他拍了兩張照片。那應該是他在蒙特利爾拍過的最早的照片……
走進出版商的辦公室，我急著想與她分享這神奇的巧合，而她也非常興奮地說她也有神奇的巧合要與我分享。她耐心地聽完我的敘述。她當然會覺得這不可思議。而她接下來與我的分享會讓所有人都感覺更加震撼。她拿出合同，指著我的住址說，其實在我告訴她之前，她就已經知道我的住址。這怎麼可能呢？我問。她說她的那位作者現在就住在我住的大樓裡。這怎麼可能呢？我又問。出版商笑著問我在那座大樓裡住了多久。我告訴她已經十五年。她說她的那位作者是一月份剛住進去的，會在那裡住到四月底。她租的是一位朋友的住處。那位朋友自己剛搬進大樓不久。趁著他去弗羅裡達過冬，她租了他的住處，準備在那裡完成她手頭的寫作計劃。她萬萬沒有想到，在剛住進去幾天之後，一部名為《深圳人》的作品突然闖入了她的世界……這太不可思議了！我至今也不敢相信這是現實生活中的事實而不是文學作品中的細節。我看著年輕的出版商，過了很久才提出我的下一個問題：“她又是怎麼知道我住在那裡呢？”出版商笑著將合同遞過來。她說等我與那位作者見面的時候，她自己會告訴我的。
2月24日（也就是合同簽字三天之後）的下午兩點，兩個“深圳人”相約在聖約瑟夫大教堂旁邊的洛朗公爵咖啡館見面。我故意提前十分鐘出發，避免在電梯裡相遇的尷尬局面。我選擇的座位正好面向她從小區那邊走過來的方向。所以在她看見我之前一分鐘，我就已經看見了她。我看著她橫過馬路，看著她走進咖啡館。她那一頭披肩的淺黃色捲髮非常耀眼，足以將她與我“見多”了的魁北克女孩區別開來。站在我面前，她顯得有點羞澀。而我本應該也有的羞澀已經被巨大的疑問衝散。還沒有等我們完全坐下，我就迫不及待地說出了不可能再用其他方式說出的第一句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用驚歎的口氣問。她顯然知道我說的“這”是指“這一切”，包括我為什麼離開深圳和深圳大學以及她為什麼會去到深圳和深圳大學直到我為什麼會在一座異域的大樓裡完成《深圳人》以及她又為什麼會在同一座大樓裡發現《深圳人》等等在內的一切。她說她也不知道。她說她自己從小就對中國感興趣，甚至感覺自己從靈魂的深處就是一箇中國人。她說法律是她原來的專業和職業，而寫作從來就是她的專長和理想。她說英語和法語都是她的母語，但是她卻堅持用受眾較少的法語寫作。她說有一天，一個在蒙特利爾跟她學英語的中國人問她願不願意去深圳為一個有錢人家的孩子做家教，她因此就變成了“深圳人”。大概一年之後，她離開那戶奇怪的人家（她說那一家的女主人每天都在哭泣，男主人幾乎從來都不回家），受聘為深圳大學的外教。她又說起了我們居住的小區，她說她小時候經常從它旁邊經過，總是想象將來會在這裡住下。沒有想到，半輩子過去之後，她終於利用一個偶然的機會住了進來；更沒有想到，剛住進來不久，她就發現在同一座大樓里居然隱居著一位自己沒有能夠在深圳遇見卻又最不應該錯過的“同事”。
接著，她說起了1月26日那天晚上的經過。那天晚上，她收到蒙特利爾“藍色都市文學節”發來的郵件，知道了自己在文學節裡唯一那一場活動的全部細節。那是一場以“中國”為主題的活動，一共有三位作家參與討論。另外兩位作家的名字足以讓她產生分裂的感覺：其中一個名字在加拿大眾所周知，不僅因為他是前首相的兒子和現首相的弟弟，還因為他自己也是出名的電影人。她對他毫無興趣。令她極感興趣的是另外那個她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名字。那是一箇中國人的名字。她很快就通過網絡看到了這個人的文學業績……可這是怎麼回事？她驚呆了。他怎麼居然還是她自己在深圳大學的“同事”？她亢奮起來。她需要更多的信息。她點開了在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黃金時段播出過的那個採訪。她憑著採訪者在節目一開始對被採訪者居住環境的那一句簡單描述，推論出被採訪者就住在自己現在居住的這個小區裡。接著，她憑著小說家的直覺或者幻覺相信被採訪者就住在自己現在居住的這同一座大樓裡。這是正確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的“相信”。她衝出房門、衝進電梯、衝到大樓入口處的電腦顯示屏的跟前：小說家的天賦很快就得到了機器的證實。
然後，我們從奇蹟回到現實。我首先需要知道她對《深圳人》的感受。她說那部作品裡的每一個細節都與她的深圳經驗相符。她還特別提到《出租車司機》，她說我的文字將她帶回到了深圳的出租車裡。我第一次聽到關於那部作品如此專業的評價。我感嘆她抓住了語言、抓住了情理，也抓住了場面和細節。接著，我將話題轉到翻譯。她列舉出英譯本里面的一些問題。她說在翻譯的過程中她會就這些問題與我進一步磋商。三天前在與出版商見面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她這位作者的翻譯將以英譯本為基礎。我當時就覺得這種“轉譯”是對原作更大的考驗，很有意思。而現在聽到她已經注意到英譯本的問題，我對她的翻譯就更是充滿了期待。我希望法譯本能夠恢復原作篇目的排序，她表示完全贊同。我還希望法譯本能夠恢復原作段落的安排，她也說在翻譯的過程中會將這一點考慮進去。最後，我問到翻譯的進度。她說她現在還不知道自己的進度。不過，她會將自己的寫作先放在一邊。她說她不想錯過《深圳人》給她帶來的特別的激情。
接著，她談起自己的一種偏好。她說她是一個對城市和鄉村都感興趣的人。但是，她更喜歡鄉村，包括中國的鄉村。她談到了自己在廣東的鄉村裡的一些見聞。她又提起了自己距離蒙特利爾城區大概八十公里遠的“村舍”。她說她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鄉村度過的。這讓我想起《深圳人》裡面的一個重要人物。是的，她說她就是一個“村姑”。她說在讀《村姑》的時候，她就覺得那是寫她自己的作品。我曾經多次驚歎總是在現實裡與自己虛構作品裡的人物相遇。這一次應該是所有的這些相遇中最為神奇的一例。
也許正因為這樣，也許正因為她本身就像是我的作品，我們的對話從一開始非常融洽。有時候，我們的對話讓我感覺就像是自己的獨白。我對她的妙語還以妙語。她對我的幽默報以幽默。而且這不僅是實時的反應，還是具有可持續的功效。比如當話題突然變成作家與異域的關係，我提起了一位從海地移居蒙特利爾的著名法語作家。她笑起來，說那位後來的大名人剛移民過來的時候苦於不為人知，有一天將自己的簡歷和照片貼滿了蒙特利爾的電線杆。我做出豁然開朗的樣子，聲稱當天晚上也要步其後塵。我們見面結束之後的當天傍晚，她就離開小區回她的“村舍”去了。我在第二天一早寫給她的郵件裡問及我們分手之後下起的暴雨對她有沒有影響。她回覆說路上一切順利。她驕傲地說暴雨對她那樣的“村姑”根本就不是問題。而我在馬上的回覆裡責備她對暴雨的豁達。我說下了一整晚的暴雨卻讓我非常懊惱，因為它沖走了我貼在電線杆上的所有照片。她的回覆也馬上進入我的郵件。她用好像非常嚴肅的語氣說：“你的形象已經不可能被暴雨沖走。”我們的文字和交談裡從此就充滿了這滾雪球似的語言遊戲。
我們的第三次“約會”就是導致我們感知對方存在的那場文學節的活動。那是一場成功的活動：臺上的討論非常熱烈，臺下的反應也非常積極。她的“發小”帶著丈夫也來捧場。他們曾經在上海經商多年（各自經營不同的工廠），有豐富的中國生活經驗。活動結束之後，我們步行到藝術廣場附近的一個酒吧，繼續關於中國的交談。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愉快充實的夜晚。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當與她的朋友們在地鐵站分手，我們一起坐上回小區的公共汽車之後，我突然變得傷感起來。我談起《白求恩的孩子們》法文版的出版合同還沒有著落，而現在甚至連它的譯者也沒有了消息。那不是我第一次向她提起我的另一位法語翻譯，但那肯定是我第一次用傷感的語氣提起Sylvie。我說我不知道她為什麼一直沒有消息。我甚至提到因為在英譯的過程我自己對《白求恩的孩子們》做了大量的重寫，將來的法語翻譯肯定也會需要參考它的英譯本。我不知道這複雜的過程將來要如何處理……後來我從Pascale的郵件裡知道這大概就是Sylvie在世界上最後的時刻。
每次見面的時候，我最關心的其實是一個最實際的問題：翻譯的進度問題。她一直不願意明確告訴我自己的進度。我對此非常理解。在寫作狀態之中，我自己就從來不願意明確告訴別人我自己的進度。當然通過關於翻譯本身的討論，我對翻譯的進度也就會有大概的掌握。我非常滿意她的“深圳速度”。但是隨著翻譯的接近完成，我的焦慮卻越來越重。我很清楚焦慮的根源就是我對法譯本的期待。我期待它是一個完美的版本。完美的意思非常簡單，就是它要更接近我的原作。我已經不擔心內容上的接近（也就是神似），因為天機已經被一個接一個的奇蹟洩露。我擔心的是形式上的接近，也就是形似。進入6月，這種擔心變得越來越強烈。我“親愛的同事”不停地在郵件裡減緩我的壓力，但是那好像無濟於事。在距離6月9日回國的時間還差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一個極端的想法突然出現。我想通過法譯本全部恢復原作的分段狀況。這當然就意味著必須對英譯本做一次徹底的核查，將它對原作分段的改變全部標示出來，這也意味著我們還必須再見一面。她那一段的安排正好非常密集，更是沒有時間再來城裡。但是為了確保翻譯的質量，我堅持我們必須再見一面，把好最後一關。在我的堅持之下，她擠出了一天的時間，我們約定在她的“村舍”見面。
一位朋友同意開車陪我前往，這是整個計劃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而我自己從出發前一天（6月3日）的傍晚一直工作到出發當天的凌晨，不僅將英譯本對原作分段的改變全部鎖定，還發現了另外兩處非常隱蔽的誤譯。清早出發之前，估計到我們超大的工作量，我特意寫郵件提醒“親愛的同事”不必準備複雜的午餐，我說我們有可能根本就沒有午餐的時間。為了避開高峰期可能的堵車，朋友建議儘早出發。我們冒著濛濛細雨，一直向南。那是我從來沒有去過的方向。但是，沿途清新的鄉村景色卻並沒有怎麼緩解我對工作的焦慮。我甚至都沒有怎麼去想象即將走進的“村舍”是什麼樣子。
走進“村舍”，我馬上想起何懷宏教授對我的隨筆作品集的推薦：“美麗、乾淨、溫暖，是文學的祖國，也是思想的家園……”我笑著問與“村舍”完美匹配的“村姑”，既然擁有如此的“祖國”和“家園”，為什麼還要去異域做我的“同事”，又為什麼還要來城裡做我的“鄰居”？她當然知道這是不需要她回答的明知故問。她當然也知道這是她已經用翻譯的速度和質量回答過的明知故問。她沒有理睬我的問題，而是帶著調皮的表情從工作室的書架頂上取下一件令我感覺非常眼熟的紀念品。她指給我看那上面寫著的一行漢字：“深圳大學校慶留念。”
我們在餐桌邊坐下。我們一段一段地核對分段的情況。她幾乎贊同原作所有的分段，只有少數的三四處她認為可以根據法語的語感重新處理，讓我容許她進一步考慮。在完成全部核對之後，她又就一些新的疑問與我進行探討，最後都找到了理想的結果。而整個工作過程中的高潮出現在我與她核對那兩處非常隱蔽的誤譯的時候。我原來以為那是隻有我自己能夠發現的錯誤。沒有想到，在指出第一個誤譯的時候，她瞥了一眼我手裡的英譯本，肯定地回答說她“已經”改掉了。然後，我翻到第二個誤譯的位置，她又瞥了一眼，給出了同樣的回答。我讓她告訴她改成了什麼。她的回答更令我難以置信。她沒有核對原文怎麼會完成了完全符合原意的改動？！我忍不住叫醒正在沙發上打盹的朋友，激動地說：“你剛才錯過了天才與天才的對話。”
我們的工作效率超出我的預計，也為我們贏得了午餐的時間。在還剩下最後三篇作品的時候，我終於同意中場休息。我們將攤在桌面上的書和紙撿開，換上熱湯、法棍以及“村舍”男主人自制的鵝肝醬。我和朋友坐在一側，她和男主人坐在另一側。有意思的是，這時候她的工作卻並沒有停下：因為我的法語都不夠用，而男主人的英語也難以應對，她不時需要充當我們和男主人之間的口譯。我們交談的範圍很廣，從我剛讀到的薩義德的那一篇關於流亡者命運的文章，到“村姑”著迷的語言和文學一直到男主人熱衷的釣魚和航海。關於航海的話題讓我想起與她同名的另一個“魁北克女孩”，《大海的盡頭》裡的那個“魁北克女孩”。我問他們是否還記得那一場著名的航海悲劇。“村姑”馬上說出了悲劇主人公的名字。她說他是她的偶像。她當然完全沒有想到我這樣一個“深圳人”居然會如此熟悉魁北克人的偶像。
午餐後的工作繼續保持“深圳速度”。全部完成核對之後，大家甚至還有足夠的時間在客廳裡坐下，聽我談起圍繞著《白求恩的孩子們》出現的奇蹟。我特意帶來了五天前Le Devoir登出對我的訪談之後收到的那兩封讀者來信。來自1904號房的信尤其引起了大家的興趣。於是，我又談起了1904房先前的租戶，我談起了以那位租戶為原型的小說人物，我朗讀了《白求恩的孩子們》英譯本里題為《分離主義者》的一章。分離主義者克洛德的原型就是1904房先前的租戶安德烈。我是在前一天下午才拿到《白求恩的孩子們》英譯本樣書的。因為取樣書的地點就在“身邊的少年”住處的附近，拿到樣書後我先去送給他看，並且在他那裡做了第一次朗讀。
直到《深圳人》法文版上市將近三個星期之後（11月27日），我才再一次與它的譯者坐在一起。那時候距離我們在“村舍”的分別已經過去將近半年。那時候她關於作品的預言幾乎全都已經兌現。最令我興奮的是，Le Devoir給予了它最高的四星評分。這當然既是對原作的讚許，也是對譯本的肯定。這也為原作者和翻譯者的再一次見面創造了喜慶的氣氛。我們見面的目的是接受另一家法語媒體的採訪。我們還是將地點選在洛朗公爵咖啡館。攝影師過來後，為我們在孕育《深圳人》法譯本的角落拍了照。採訪進行得非常順利。那是我第一次同意將屬於“深圳人”的秘密暴露給魁北克的法語讀者。
在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我就經常在考慮這篇將來一定會寫出的關於“我們”的文章應該如何開頭。現在離那一次見面的週年紀念日已經不到六天了，而我也已經為文章想出過上十種開頭的方案。我知道，不同的方案雖然會導致不同的敘述路線，卻呈現同樣的激情，顯露同樣的奇蹟。而我同樣知道，不管用哪一種方案開頭，我都不可能完全理解接下來所要敘述的一切。所以，我最後採用了最早想到的開頭。直覺告訴我，這樣的開頭能夠將我帶到《異域的迷宮》的盡頭。這一次，關於目的地的想象沒有出錯。
薛憶溈，作家，現居加拿大蒙特利爾。主要著作有《遺棄》《流動的房間》等。
閱讀更多 天涯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