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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亂臣賊子懼，因其筆法是“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
既寫社會繁榮的一面，也寫失敗或失誤的國家教訓，這是《春秋》筆法的內核。
後來，著史的方法變了，主要寫繁榮，對國家的失誤和教訓是迴避的。
所以劉知幾認為，史學六家流傳下來的只有《左傳》和《漢書》，“《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效法）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至於《春秋》一脈流傳不暢的原因，可能和後世領導人不喜歡被批評有關。
劉知幾對《史記》頗有微辭，認為三千年的通史，用分述方法籠罩不住。
“尋《史記》疆域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經傳，散以書表。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
論述國家一時的政治，像北南胡越兩個族群，間隔迢迢，敘述一朝君臣，如參商二星出沒不同時。
劉知幾高度評價《漢書》，“如《漢書》者，究西都（長安）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易討，易為其功。”“自爾至今，無改斯道”，自《漢書》成書至今（唐），一直沿循這一體例。
古今通史
劉知幾（劉知幾）在《史通》中講：“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他的意思是，後代能夠很好地繼承發揚的史家源流家法，只有《春秋左氏傳》和《漢書》兩家。由於時代變遷、人心不再淳樸，其他的《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四家的家法體系已經成為過去，人們再用這些家法等於畫虎類犬。後來的編年體《資治通鑑》屬於《左傳》家；後來的斷代紀傳體正史屬於《漢書》家。
《史通》是中國及至世界的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著作，全書主要評論史籍源流，史書體例，編撰方法及前人修史的得失。“六家二體”是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核心綱領，是根據史籍的源流家法及其體裁所做的歸納。
劉知幾的“六家”為“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所謂“家”指源流家法，源流指一種傳承，家法是史籍旨意、內容、風格、體裁形式的一種綜合。
《尚書》主要是以上古的公告命令為主。“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劉知幾認為周朝之後《尚書》的家法就廢掉了，漢三國都沒有，晉朝出現模仿《尚書》的史書是守株待兔。漢朝之後文章典籍都比較齊備，如果任意削刪裁剪，刻意模仿古文，那就行不通了。
劉知幾認為，“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劉知幾認為孔子修定的《春秋》是彌歷千載的聖人之言，自然不會有後來的儒家學者模仿。
劉知幾認為《國語》是搜索《左傳》之外的各國逸文編纂而成，自然不會有人模仿。
關於《史記》的缺點，劉知幾認為，“《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史記》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討論一個政策時，分散在各處；講述君臣一時之事，卻隔離在不同的本紀列傳。還有一些雜亂的奇聞軼事，有時還饒舌。劉知幾認為《漢書》的家法比《史記》嚴整，值得後人學習。
劉知幾的“二體”為《春秋左氏傳》和《史記》，此處的“體”指體裁、文體形式。用比喻說明：家法是一大家子人的綜合，體裁是家中一個人的服飾。家法可以包含體裁，但體裁不能包含家法。
劉知幾認為《春秋左氏傳》是編年體，“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其缺點是詳略不得當。劉知幾認為《史記》是紀傳體，“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其缺點是存在敘事斷離、歸類不當的問題。
劉知幾的“二體”並不是《春秋左氏傳》和《漢書》。（有人因為不瞭解上述情況而做出的錯誤判斷。）《春秋左氏傳》和《漢書》，是劉知幾認可的“可祖述”的“二家”。
沂藍書院趙月光
劉知幾曾經說過唯獨《左傳》及《漢書》二家而已，這句話是在《史通》中記載，同時這也是古代史學十通之一。
《左傳》是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文史，一直到後來的《資治通鑑》都用的是這種編年體，用了這個體裁發揚光大，不過可惜的是歷代統治者不承認編年體。
《漢書》是紀傳體，可以說是言承了《史記》這部曠世大作，將官方正定的體裁沿用了下來，一直到清朝，共二十五史，都是紀傳體寫成的。
劉知幾是個史學家，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兩本書籍都講究的是體例，都同樣講究的是文章之法和文章之道。所以這對後世和當下可謂是意義非凡，影響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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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獨坐靜飲淡看世態炎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