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改革的三個勢在必行
作為研究者，自己從溫州發生的不良局面，以及前面所說的評價往下走，願提煉出正面的、怎樣考慮金融發展和整個相關經濟社會和諧、爭取又好又快發展總體局面的三點意義和認識。
以金融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勢在必行
第一，我覺得伴隨著關於金融生態的這樣一個評價下，對於溫州實際出現過的金融危機局面，首先還不能就金融論金融。它給我們敲響的警鐘是，要注重金融支持下的實體經濟的發展所遇到的挑戰性問題。在我國已形成的經濟增長極區域（具體以長三角、珠三角為代表），其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勢在必行。這種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當然要得到金融的支持，但目的不在於金融方面指標上怎麼樣好看，而是實體經濟升級換代能不能順利實現。前些年溫州的經濟發展有一些異軍突起、出乎意料，因為政府沒有投入，讓民間經濟唱主角，就實現了一派生機的發展。但是 2010 年以後越來越看得清楚，這種發展碰到了天花板。在商務部座談的時候，首先觀察到雖然長三角、珠三角的民營企業有一批已經做到了中型甚至大型的規模，但是似乎都碰到了技術天花板。再往上走，本來按照邏輯應該是跟國際上的對手一比高低的競爭，但現在看不出這個實力來。我們生產了世界玩具的 75% ～ 80%，主要是在珠三角東莞地帶；我們生產了大量向國外輸出的產品，長三角、珠三角都有，但是大量是貼牌的，是人家的東西；代表升級換代的自主品牌始終看不到有這樣的局面和勢頭。這個升級換代的技術天花板怎麼突破呢？我自己有一個觀察，要突破這個技術天花板，後面必須有一個配套的有效制度供給，那麼一定存在某種我們必須正視的制度天花板。
現在世界上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創新方面的競爭。前些年我們就反覆觀察過，在科技創新方面日本人一度要跟美國人一比高下，後來日本人總體上被美國人甩到後面去了，我們通常比較的，一般是硅谷模式和筑波模式。我去看過硅谷，最開始斯坦福大學的教授鼓勵他手下的幾個研究生，爭取把信息技術爭取儘快跟市場結合——最早這幾個人創業是在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平房，美國人稱為 Garage，即一個停車、修車的車庫裡面。現在這個地方被世人和美國政府看作聖地。當然它的形象還是很樸素的，在房子前面靠街邊立了一個金屬牌，上面鑄有文字介紹，這是硅谷的發祥地。硅谷之後成了一個引領世界新技術革命主潮流的區域，實際上也成了引領實體經濟升級換代潮流的孵化器區域。它的這個模式總結就是，政府基本上並不搞直接投入，也不規定很清晰的技術政策，就是寬鬆、開明。政府允許天使基金、創業投資、風險投資等這種更具現代色彩的融資機制，給分散的創業者以融資支持，而且這種機制是容忍大規模失敗的。你 100 個項目失敗 95、96 個沒關係，成功四五個，整個局面就不一樣了。跟硅谷相比較的有一個日本的筑波模式，但是現在人們已經越來越不提及筑波了，我還沒去看過，但我聽他們說過，這是一個日本政府有意打造的科技城。筑波硬件很好，成片的建築群，政府給予種種支持，有點像我們說的產學研一條龍，上海市的張江、北京的中關村與筑波比較類似，是政府給予明顯政策傾斜支持的區域，雖然筑波不能說沒有成就，但是確實沒有跟硅谷相提並論的成就。
這樣的一個跟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相關的融資機制，是不是必須考慮？這種技術天花板和制度天花板的突破，我覺得要正面看待它，以不迴避的態度做出分析，得到一些基本的認識以後，再延伸到我們應該提出什麼樣的可行對策。
金融在改革中實現其多樣化勢在必行
第二，我認為溫州資金鍊斷裂的案例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金融多樣化的改革勢在必行。所謂金融多樣化，我認為是一個合理的金融生態下的金融運作體系的必備特徵，既包括金融機構的多樣化，也包括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它應該在能夠控制總體的系統性風險的同時，使我們過去已有的常規金融比較低的利率和其他像小額貸款公司等這樣的所謂中等程度融資 成本的中利貸結合在一起，把原來在溫州地域上產生某種主導作用的但又很脆弱、很容易出問題的高利貸擠出去，使其邊緣化，使高利貸的殺傷力減下來。現在人民銀行提出，利率向上的浮動是以 4 倍為上限，只要不超出 4 倍，就沒有違法。但是有沒有超出 4 倍的情況呢？也有，各種各樣變相超出 4 倍的高利貸大量存在。把高利貸淡化掉，必須有多樣化的低端、中端的產品及其供給形式增長起來。這種多樣化的改革當然需要有利率機制進一步的市場化。我們現在利率的市場化最欠缺的似乎就是存款這塊。存款利率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控制指標，現在還輕易不敢放開，這樣就又形成了現在社會上越來越多批評和詬病的銀行金融系統實際的高利差。我想，推進金融多樣化的改革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是我們別無選擇的一個大方向。
那麼這個多樣化要多到什麼樣呢？我個人提出，應該有一個整個經濟中不同特色、不同主體、不同活動所需要的融資支持“無縫連接”全覆蓋的體系。全覆蓋首先有一個從某一視角來看的橫向比較，有大的企業、中的企業、小的企業，還有小微企業，它們所對應的融資主體，有大銀行、中等規模銀行、小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還有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的、對草根創業這方面提供金融支持的主體。這些大對大、中對中、小對小的序列是需要多樣化的，我們過去有大的、中的這兩套大體的對應性，現在似乎看起來困難也不是特別大：中型的企業往往地方看起來就是大企業，可能一些金融支持條件對它們相對來說也比較多地給予關照。但小型企業、微型企業客觀來講是最困難的，對這些小微企業和草根企業的支持，是我們下一步多樣化要特別注重的。
另外，還有一個時間序列問題。前不久在政協的分組座談會上，我聽到總結中外金融這方面小企業的成長規律，大概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被稱為死亡谷時期，一般平均下來可能三年左右，這個階段常規金融體系是無可奈何的，誰也不敢碰它，只能讓它們自生自滅。如這兩三年過來了，就進入成長期，大量的小微企業是在這三年死亡谷時期就自生自滅了，少數進入後面的成長期。到了成長期銀行一般也不可以大規模地給予常規信貸支持的，更多的是需要 PE，帶有投資創業基金性質的融資機制去支持它。等它過了成長期進入成熟期，這個時候銀行才可以相對穩定地、有一定可持續性地對這些成氣候的小規模企業給予貸款支持。這個說法我倒不覺得非常嚴絲合縫，但是有啟發：從時間序列看，企業成長有可以總結的規律，這種融資支持的多樣化，也必須適應這種時間序列的不同階段，也應該有它的多樣化特徵。
諸如此類的應該是全覆蓋，追求全覆蓋那麼又引申到一個概念，就是有些是不是註定就不能被商業性金融所覆蓋？我自己是認同的。我認為在所有要得到融資條件支持的對象裡面，有一些是不能指望商業性金融體系可以給它持久支持的，比如說“三農”，又比如說死亡谷時期的微小企業。但是我們天天聽到的政策導向，是我們銀行金融機構要支持“三農”，要支持小微企業，也看到有很多的銀行有表態，但是之後商業性銀行沒有內在的動力持續地、發自內心地去支持“三農”和支持小微企業。
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反映的仍然是小企業、微型企業很難得到融資支持，既然如此，我認為還需要從溫州這樣一個情況擴展到整個全局，擴展到前面不同角度對金融全覆蓋概念下的考察，進而提煉出如下第三個勢在必行。
構建可持續的政策性融資體系勢在必行
我始終認為，在中國深化金融改革之中，政策性融資體系的構建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追求勢在必行。政策性銀行或者政策性融資體系，中國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便已提出的，當時就意識到了，金融系統方面已經把人民銀行提升到央行的地位，不是一個企業了，而是一個調控當局，下面工農中建四個銀行是企業化的專業銀行，再後來的交通銀行、民生銀行等更明顯是企業化定位的商業性銀行和金融機構。運行一段時間以後發現還不行，政策性的融資業務必須從這些銀行裡剝離出來，特別是工農中建。之後就明確提出，要讓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道揚鑣，要專門組建政策性金融機構，於是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進出口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分離出來而專門成立了。後來，在擔保方面也曾經沒有貼標籤，但一開始是有這種政策意圖的，由財政部、經貿委各出 2.5 億元資金，組建了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作為中央級的一個擔保機構的旗艦，希望它能探索怎麼實施融資方面的政策性的信用擔保。還有一個就是進出口銀行，是按照政策性銀行定位，它的領域主要是外貿環節，這個政策性銀行或者是政策性融資體系，中央層面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就已經初具規模。
但在中央近些年的兩次金融工作會議以後，政策性金融機構和政策性融資體系，已經成了官方和研究界有意迴避的概念，很少有人正面談政策性融資這個概念了。然而現實生活裡對此有大量的需求，例如支持“三農”、支持中小企業、支持科技創新、支持“走出去”、支持助學貸款等。我做了研究以後形成了一套研究成果，也出了書。我認為必須把中國的政策性金融體系放在戰略高度考慮，這是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溫州事件再次證明，要形成多樣化的改革和全覆蓋，就必須把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融資形成一種合理的組合，形成一個全覆蓋的融資體系。政策性融資要進一步借鑑國際經驗，還可以結合 PPP，即公私合作伙伴關係概念（Pubic Private Partnership）。這個 PPP 雖然在國際上是一個前沿的理念，但是在中國現實生活裡也有大量的需要，不是一個跟我們很遙遠的概念，實際上與我們現實生活可以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要創新和健全這個概念。
所以第三個基本想法就是怎麼樣讓政策性融資體系控制風險，從而得到一定的發展。有必要提到國際經驗：金融的政策性擔保和財政貼息方面，早就有國際先例，至少幾十年的國際經驗。比如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它有一箇中小企業局；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也有一箇中小企業局。美國上海總領事曾經在中國的信用擔保大會上介紹美國經驗，說得非常鮮明：美國人在金融危機沒有發生的情況下處處標榜華盛頓共識強調，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他介紹得非常清晰，美國的中小企業局每個年度要用預算安排的資金，主要以信用擔保和貼息兩種方式支持小企業融資，它是一個可持續的機制。美國政府承認有風險，而且承諾用這個資金在這裡填一些風險的窟窿，當然它也強調是一個風險共擔機制，比如說它支持的對象是小企業，是和銀行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信用擔保的共同支持，假定這個項目失敗，出現風險，銀行在裡面是要承擔一定的損失的，可以是 10%，可以是 15%，金融危機來了，也可以縮小到 5%，但是絕對不是一點不承擔，政府這方面可以承擔80%～85%，金融危機來了可以是90%——這是一個動態、彈性的掌握，規則是透明的、是可以預期的。美國上海總領事講，這種信用擔保無非是說原來得不到融資條件的支持對象，有了這樣一個風險降低的機制以後可以融資了，而出現的損失，有財政後盾可以把它擺平。貼息是針對具體的企業和項目，信用擔保是對應於一片，機制都一樣，都是在專業性管理的可控條件下，財政彌補 5% ～ 10% 的窟窿。有了這 5%～ 10%的無論是貼息還是信用擔保代償的財政支付支持機制，整個面上就活起來了：原來一批註定無望得到融資條件支持的小企業就得到了融資，就是這麼一個機制。我們不能簡單地只看美國人標榜的華盛頓共識，還要看他們還實際做了一些別的什麼。但在中國要做這個仿效確實也很困難。統計表明，中國現在的信用擔保機構已經近萬家，前些年各個地方政府看到有必要以後，迅速註冊成立了幾千家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還有一些海歸人士、業界人士組織成立了商業性信用擔保機構。這幾千家、上萬家的信用擔保機構中，真正有內在動力做政策性信用擔保的數量不多。大多數財政做後盾支持的信用擔保機構後續支持不明，不得不偏向於商業性的融資。在中國很多人都認為，既然財政介入就風險全擔，讓我們放開手腳發展吧。一直到不久前我在溫州開座談會的時候，他們的中介擔保機構仍然是這個思路—財政給我們支持，你就把我們的風險全都擔下來。實際上這種中國人很認同的財政全負擔方式，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方式，因為這樣跟著來的是一種道德風險，即既然由別人全部買單，我自己怕什麼？我自己放開來幹，這就不行，而美國人強調，你最起碼要承擔 5% 的風險，絕對不可能讓你一點風險都不承擔。所以這是中國人必須要解決的“風險共擔機制”。有了共擔機制，誰都有約束，財政才有可能給你可持續的支持。第二點就是必須規範合理地要挑選支持對象，但是在中國社會怎麼挑選支持對象恰恰是一個難題。這樣一個支持行為，你支持張三符合宗旨，支持李四也符合宗旨，政策上無懈可擊，到底支持誰？往往就靠關係。中國是個關係盛行的社會，這種事情處理不好，就會大量設租尋租，發生大量該支持的得不到支持、不該支持的靠所謂的政策之名得到支持的情況。
從國際經驗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是透明度、規範性、公眾監督。他們的理財民主化、法治化，但實話實說，中國現在缺乏這種配套條件。所以就國際經驗來說，中國值得看重的、能支持我們“後來居上”的、而且不是簡單地跟著別人後面走的政策融資機制，要打造出來肯定是有很難度的，前些年的困難也就在此，而且會引來一些其他的指責。比如我觀察，開發銀行一開始自己定位是政策性融資，後來它覺得政策性融資帶來大家都想吃唐僧肉的不好的結果，就自己提出叫開發性金融，不叫政策性金融了，無非就是要說清楚跟“政策大鍋飯”的金融是有區別的。按這種方式運作以後，它開始開發一些領域，比如架橋修路、和地方政府簽訂授信協議，一個省可以幾百億元，讓地方政府把所有項目打捆，批量化，控制風險。之後做得風生水起，別的銀行想介入，又不想退出，因為它作為一個主體，必定有物質利益的考量—要爭取使它的業務報表在世界範圍內看起來是一流水準的，它的資金回報是經得起各個方面反覆去評判的，所以它也不願意退出已經做熟的業務。最後，變成了大家一擁而起指責它作為政策性銀行，和其他商業性銀行爭利，這也是為什麼第一次金融會議上一下子形成這樣一邊倒的決策—開發銀行要商業化地“市場化轉制”。這都是在實說中國的複雜局面。開發銀行本來應該得到財政的支持，一開始也有承諾，資本金注入之後，財政每年給它多少錢的貼息。但它是一個正部級機構，財政也是一個正部級機構，雙方商量起來，相互之間可以互不買賬，要解決矛盾就得上升到國務院層面解決，很多事情就僵著不動，沒法打開局面。
諸如此類的事情說來說去，回到一句話：這些看起來容易出問題、出矛盾、解決不好的事情，是不是意味著中國要放棄打造政策性融資體系？我不這麼看，小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潑出去。前面說了美國和英國，那我們再看看日本。日本戰後出現了經濟奇蹟，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體系是所謂材質投融資體系，就是政策性金融體系。它的支持重點是演變的，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戰後恢復國民經濟的時候，它首先支持的是鋼鐵和煤炭這種重化工，20 世紀 50 年代初轉為支持造船業，當時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個發展造船業的時機，日本很快在這方面就發展起來了。前面有鋼鐵，後面有造船業，再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期，又支持自動化機械、半導體，這些引導了後來的新技術革命。半導體後來逐漸又引到信息革命，日本人在那時候表現得生龍活虎，其他因素不說，至少它的財政投融資這種政策性融資體系在支持這種發展。它同時對區域開發、對小企業、對科技創新，都有特定的金融機構（稱為公庫）、特定的開發銀行等在支持—這是日本人大張旗鼓搞的政策性金融體系。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側重支持住房，帶有我們現在所說的安居工程的色彩，重點逐漸轉移到非競爭領域。到 20 世紀 90 年代，日本經濟出了問題就開始反思，它的這種融資體系裡確實有一些問題，後來把融資體系做了改造，細節我們這裡就不展開說了。這些同樣說明，在一定的階段上，政策性融資的必要性不能簡單地加以否認，而且我認為如果我們能處理得好的話，中國人要爭取一個後來居上的現代化趕超，就不能常規、簡單地常規發展，而是要尋求政策性融資的配套。
這就要非常重視可持續機制打造問題，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前兩年，杭州西湖區的財政部門主動提出，對每年用財政資金支持科技型小企業的發展構建從“消耗型”到“循環型”的新機制。這是杭州市和西湖區發展戰略中一個明確的導向，即財政是必須有所作為的，財政部門也不求這個錢能生出溢價的部分和取得多少財政賬面上的投資回報，只需要這個錢能夠滾動、循環地用，改變過去“撒胡椒麵”、有去無回的低績效狀態。這個循環型的財政資金運用機制的創新，找到了一個框架，就是區內一批很活躍的企業跟財政商量，成立一個西湖區科技型小企業融資支持產業基金。這個產業基金形式是規範的，就是各方入股，財政放 2 000 萬進去了，同時說明這個股是特定處理的、不要求分紅的一個股權。股權是清晰的，但是放棄分紅權，只尋求投入的資金能夠轉起來、循環起來。另外有一個商業性的擔保機構，據說掌門人是海歸，有比較豐富的海外經驗，認為他們在杭州西湖區可以大有作為，因此積極入股，又拉了其他民營企業按照股份制的方式進來，還拉了海外硅谷銀行的股份進來，這個產業基金就合在一起了。接下來他們設計金融產品，具體大家可以上網查一查，裡面有很多金融方面的技術細節，有股權型的、債權型的，不同的金融產品怎麼運作，最後怎麼把融資機制傳遞到實際的對於科技型小企業的支持方面。我理解這就是有一套全世界的專家討論出來的、可以振振有辭拿出來的設計，叫作“金融工程”，估計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這個概念。清華大學的宋逢明教授若干年前就特別強調金融工程，開始我覺得金融工程是運用金融理論的一套數據演算，後來問過他以後我大致清楚了，這是非常實在的一個東西：首先明確你需要什麼融資支持，然後我運用相關的金融知識、所有的數量方法（包括精算方法），運用所有的金融支持經驗設計出支持這種融資的金融產品—這是量體裁衣、量身訂做的一個金融工程。這種支持就可以運用到現在這個科技型小企業產業基金的多種金融產品設計上來。這裡關鍵的兩個機制是：（1）風險共擔機制。財政的股權在裡面，如果運營不下去，按照企業破產製度的清算也逃不掉。這樣來，其他企業為什麼進來？它們也意識到風險降低了，如果沒有財政這2000萬可能就不進來，有了財政這2000萬，它可能就願意進來。這個門檻降低了，風險的可控度提高了，這是風險共擔裡面又包含的政策傾斜—吸引民間資本進來，進來以後仍然是風險共擔：有利大家分，財政不要；無利大家擔著，有限責任。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可預期，一清二楚。（2）規範挑選作為支持對象的企業。它們請所有的股權方派出代表，另請專家參與進來，包括社會賢達和當地科技局的代表，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項目遴選委員會，大家按規範的程序選擇。不敢說選擇都成功，但是經得起考量：財政出的 2 000 萬是公共資金，以後要對全社會公佈資金是怎麼用的，這裡缺乏規範性的話，就經不住公眾的空間與考量。而現在非常踏實：這個資金去向是清晰的，資金的運用是專家和股東一起參與的集體決策，能夠保證基本的公正性。所以，西湖區的探索，也就是生活中廣義PPP的一種具體形式，公眾資金在裡面，私營企業、民間資本的股權在裡面，包括海外資本在裡面，這還不是 PPP 嗎？它就是股權要解決原來無望得到融資支持的企業能夠得到支持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更草根狀態的融資案例，我覺得也是政策性融資。在廣西旅遊中心城市桂林附近有一個恭城縣，當地政府和請來的專家一起做工作，支持農戶搞沼氣。過去沒有沼氣時，當地老百姓砍樹、割草破壞植被，來生火做飯燒水，生活質量很低。而有沼氣的先決條件是農民要養豬，因為豬養起來了，豬糞入沼氣池，產生沼氣以後，沼氣入戶，然後農民用清潔、方便的能源生火、做飯、燒水，生活質量也就得到提高。我到農村看過沼氣入戶，使用沼氣的廚房像是工廠裡規範化的標準間，有灶臺、儀表、管道，只不過是由戶外的一個沼氣池出的氣。這樣，農民得到了實惠，環境得到了保護，老百姓生活質量得到了提高，一舉數得。之後，沼氣池隔一段時間要清理沼液和沼渣，這是非常好的有機肥。這種肥料清出來，可以產生高附加值，比如說用於當地的果園，可以生產出綠色有機食品，品質特別好，讓農民增收，而且這就成了循環經濟，正是我們科學發展觀中所強調發展的循環經濟的具體體現。到這個時候是不是就完了呢？沒有，老百姓又開始打主意了：生活上跟城裡人接近了，都用沼氣，收入也上來了，那能不能比照一下桂林的農家樂旅遊，我也騰出一定的居住面積，配點乾淨的生活用品，讓城裡人假日、週末跑來這裡呼吸新鮮空氣，吃農家飯，體驗一下田園生活，跑到我的果園裡搞採摘。就這一套，又出了一個農家樂旅遊。這時候就有企業開始打主意了，打的什麼主意呢？有的企業認為像這樣的地方有了基礎條件，就給桂林市的黃金旅遊一條龍配套，即尋找這種合適的增長點，如在恭城縣選擇若干農村社區，派出高水平的專家全面改造，從養豬到沼氣，到最後出來的有機肥料形成高品質果園，做了個頂層設計。這一套設計好了以後，就成了企業投資可以取得回報的一個現實項目。（這跟前面我說的西湖區是一個道理。民營資本要取得投資回報，在商言商是準則，介入一個項目無非是看到了商機。）但要往前推進這樣一個設想，它需要資金的支持，這時候企業往往感覺自己資金量還不夠。但這時，拿這個項目去銀行尋求支持，銀行是不認可的，但地方政府何樂不為呢？地方的財政是要支持新農村建設的，所以財政可以在這個項目上加一把勁，明確說可以貼息，哪家銀行要貸款，所有的息我全貼。假如貼 10% 的息，那麼 100% 的資金規模進來，等於財政資金在實施政策效應方面放大了 10 倍，即相當於用 10% 的資金量使得 100% 的資金進入它想給予支持的項目（在某些項目可能還不用 10%）。這樣就形成一個政策性融資機制，這個機制離我們並不遙遠，中國的新農村建設就是有這種可能的機會和條件。財政反正是要做事的，領導、公眾都要考量你每年是怎麼支持新農村建設的。一旦把政府財政、企業、居民、銀行、擔保機構等各個主體以合理機制聯在一起，就可能出現一個共贏的發展局面。財政的資金在這裡面無非就是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信貸式放大，這是值得追求的創新升級的境界。
以上是從溫州生態說起的三個勢在必行，我覺得在中國是必須都要實行的。
回過頭來，我又始終認為中國的商業性金融體系是要唱主角的，配套的政策性金融體系並不一定全是政策性金融機構，也可以是一些商業性銀行承接的政策性融資業務。在可能情況下也可以採取財政給予一個固定的支持條款來招標的方式，讓商業銀行來認購這個業務，總之融資供給側的譜系要爭取全覆蓋。以後所有經濟社會生活裡需要融資的事項，從最純粹的商業性融資，到最有政策支持色彩的政策性融資，連成一個無縫連接的體系。政策性金融系統是一個大戰略層面為社會經濟服務的頂層設計，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些片段。某些片段上有成績，某些片段上有遺憾，某些片段上有明顯的問題，以後在中國金融深化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努力尋求這些金融產品供給的多樣化和全覆蓋。
中國的金融深化
在結束之前我想做一點評價，即關於金融危機之後，怎麼看待中國的金融深化問題。很多人強調就是外國人總結的去槓桿化、巴塞爾協議Ⅱ、巴塞爾協議Ⅲ。當然這些嚴格控制風險的規則體系對我們都很有啟發。但另外一個角度上，我們還要如實地承認，中國在金融深化、金融發展方面，現在還是初級階段，而美國金融方面出的問題，是在高級階段上出現的。它的金融衍生產品過度發展以後脫離了實體經濟，資金鍊不能持續，以次貸為導火索，引發國際金融危機，而後美國又可以憑藉世界霸主地位一再地量化寬鬆和摻水來渡過難關，讓全世界“埋單”。在歐債方面，歐洲貨幣聯盟遲遲得不到財政聯盟的支持，它跟美國表現形式相反，嚴格控制赤字，控制開支，但困難重重。實際上本源都是一個，就是在金融發展比較高的階段上，內在矛盾的積累引發危機。我們在初級階段，看到人家的危機爆發，看到人家高槓杆率往回收，是不是我們就簡單地跟著學，嚴格控制槓桿率就可以了？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我們很多領域不是要去槓桿化的問題，我們在注意到什麼方面出問題的同時，還要在看準的方面再加槓桿化，有的放矢地優化結構，這是必須要說清楚的我們跟發達經濟體的區別。
另外，整個金融深化發展過程中，還涉及運用鄧小平理論中非常重要的哲理，就是到底是在發展中規範，還是在規範中發展？我們的監管機構自然特別強調在規範的前提下發展，因為銀監會、證監會的職責所在就是要控制風險。但是回到全局，這個原理不一定適用。一開始鄧小平同志支持開上交所、深交所的時候，面臨很大的阻力。他把話說得很重：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大不了試驗以後發現不行，過幾年再關掉。他心目中是想著過幾年就關掉嗎？不是，他首先有個大判斷，這個方向不可迴避，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往前走。但是面對強烈的反對意見，他又不能打包票說沒有風險，那麼他必須把話說到讓反對意見說不出口：無非就是試一試嘛，試了以後幾年不行我們再關掉它，你總得讓我試吧。這就是在發展中規範的一個哲理。我們的金融深化、金融創新在強調在規範中發展的同時，不能迴避創新的事項上，還得首先講在發展中規範。
所以，所有的規則必須給創新預留一定的彈性空間。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兩派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候，我覺得多少要考量一下鄧小平同志說的“大膽地試”。金融如此，其他很多方面也包含這樣的哲理。我們是要注意防範風險，特別防範系統性風險，我們必須警惕泡沫，但是我們要具體分析不同的相關條件下不同的泡沫性質。我多說一句：比如說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得承認有泡沫，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絕對不是像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後房地產明顯回調時的泡沫性質，中國只是在一些特別發達的中心區出現了泡沫、炒作，中國的房地產總體現在只是在成長期，中國整個城市化走過以後，跟其他經濟體一樣，城鎮化率70-80% 以上的水平才會穩定下來，那時候轉入緩慢地提高。現在才40%多，才走到一半。所以中國現在的房地產泡沫絕對不是普遍的系統性風險的泡沫。類似的視角上，你看到金融系統的泡沫問題，就能夠認為中國整個金融系統就是一片泡沫嗎？也不能這麼認為。我們要有金融創新的決心和勇氣，當然決心和勇氣之下要有建設性的方案設計，一旦發展過程中把風格看得比較準了，那麼是需要跟上有針對性的“規範中發展”的措施的。
後記
隨著宏觀經濟政策不斷收緊,一場嚴重的民間金融風暴在2011年秋襲擊了溫州。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深層次因素, 包括利率管制、金融增量改革滯後與民營經濟受到衝擊,為溫州民間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斷積累了能量。要真正走出民間金融危機的陰影,利率市場化、金融市場開放乃必由之路。
在本次活動後不久，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全文完）
賈 康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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