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左三）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右三）在新加坡舉行會晤。 新華社 圖
事實上，考慮到特朗普在國際事務中“我行我素”的強硬做派和“言出必行”的施政作風，很多人認為朝美之間在特朗普任上或“終有一戰”。雖然此次會晤並非朝核問題和美朝關係的“蓋棺定論”，不過其已經對東北亞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產生了強烈衝擊。
有趣的是，特朗普的破冰之旅似乎又驗證了一個美國外交中的歷史經驗，那就是能夠“破冰”的恰恰是強硬、保守共和黨的總統，而非在公眾看來更“軟弱”、“進步”、“喜歡搞妥協”的民主黨總統。在特朗普之前，有“震驚世人”、訪問中國的尼克松。再往前，則有在冷戰中開啟美蘇首腦會晤的艾森豪威爾。在歷史案例增加到三個之後，“破冰”總統都是共和黨人彷彿已經成為了一種反覆出現的現象。那麼，這到底是反映了某種深層的美國政治規律，還是單純的是一種偶然的“假象”呢？
特朗普的先驅：艾森豪威爾與尼克松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二戰後共和黨“破冰”總統系譜中的第一人，當然他也是冷戰開始後的一位共和黨總統。作為“霸王”行動——諾曼底登陸的盟軍總司令和戰後的美國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憑藉自身威望率領共和黨在1952年的美國大選中獲得勝利，一舉顛覆了延續了長達20年的民主黨的“長期統治”。其勝利的契機之一就在於杜魯門政府打的局部戰爭——朝鮮戰爭——實在是不對美國公眾的口味，其一方面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又根本不以取得全面勝利為目標，這讓美國國內大為不滿。因此，艾森豪威爾趁機打出了“給和平一個機會”的競選旗號，主張與蘇聯就朝鮮問題進行談判，這也是其未來為美蘇首腦會晤“破冰”的先聲。
與“虎頭蛇尾”的艾森豪威爾相比，理查德·尼克松的“破冰”遺產要更為持久，影響也更為深遠。不過，他個人的政治生涯卻遠沒有艾森豪威爾順遂。巧合的是，尼克松正是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此外兩人還是兒女親家，有著複雜而密切的個人和政治關係。不過最初，正如所有的總統和副總統的關係一樣，艾森豪威爾之所以要選擇尼克松作為自己的副手並不是因為兩個人情投意合，恰恰是因為雙方大不相同。作為總統和前戰場英雄的艾森豪威爾想塑造自身“全民總統”的形象，不願意在選舉中沾染過多的黨派色彩，因而需要尼克松這樣一位強硬的共和黨人作為“政治打手”，干與民主黨的選舉機器互相攻擊的“髒活”。不過在為艾森豪威爾費心費力地效力了八年之後，尼克松卻在1960年的大選中輸給了民主黨的後起之秀約翰·肯尼迪，其中部分原因也正在於總是“幹髒活”的尼克松公眾形象欠佳，作為“自由世界”的代表不夠高大光輝。不過，尼克松倒是有著一股鍥而不捨的韌勁，在又度過了8年之後到底是趁著約翰遜政府的越南危機登上了總統寶座。他也因此成為美國曆史上為數極少的在大選中失敗後又重新贏得大選的候選人。
尼克松訪華在中國可謂廣為人知，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尼克松時期僅僅是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一部分，在這一時期中美依然未能建立外交關係。出於國內和國際政治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大肆宣揚其訪華對於冷戰“大三角”的意義，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不乏誇大其詞的成分。與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不同，尼克松及其助手基辛格不再將中國視為“無關大局”的地區，而是將其視為能夠對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產生影響的力量中心，因而主動謀求與中國的緩和。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也試圖通過中美緩和對蘇聯施加壓力。不過即使是在尼克松時期，對華緩和也一直與對蘇緩和並行不悖，基辛格在訪華前後總是積極與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報備”，並且多次宣示中美緩和絕不會以損害美蘇關係作為代價。因此，與其說尼克松是在構想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不如說只是為了減少來自中國的壓力，以便集中力量遏制蘇聯的擴張。不過，沒等到自身外交政策最終“開花結果”，尼克松就因為水門事件黯然下臺。
右派改弦易，左派易轍難？
如果將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特朗普以及他們的“破冰”外交放在一起，確實能看到一些共同點，所謂的“與右派打交道更容易”、“資本主義國家的左派做不了主”的說法似乎也不無道理。
首先，從這三位總統在各自國內的政治光譜來看，尼克松無疑是一個資深的傳統右派，堪稱冷戰中的“反共招牌”，其聲譽之差以至於作為副總統訪問拉美時在街頭遭遇民眾的大規模抗議，幾乎就要遭遇不測。與尼克松給人的觀感類似，特朗普給人的感覺也是強硬派、在國內和國外都忽視自由主義的價值準則。兩者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尼克松反對的是蘇聯和共產主義，而特朗普敵視的則是伊朗和“破冰”前的朝鮮。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還算是主流的“國際主義者”，而特朗普則更接近於反對新政、反對參加二戰、反對建立北約的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
相對而言，艾森豪威爾在政治上的“右翼”色彩相對淡薄，不是很“共和黨”。艾森豪威爾的這種“中立”立場可謂一以貫之，以至於杜魯門在朝鮮戰爭後不得人心的歲月裡還考慮推舉他作為民主黨的候選人參加1952年的大選，甚至正式諮詢過其本人的意見。不過正如前文所述，艾森豪威爾雖然不願意捲入黨派鬥爭的漩渦、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對於美國政治也絕非一竅不通。作為其副手兼打手的尼克松不僅替他想方設法地打擊民主黨人，而且也在不斷承受著來自對方的同等卑劣的抹黑，同時還要應付共和黨內覺得艾森豪威爾“不夠強硬”的麥卡錫主義者。尼克松本人因此也時常牢騷滿腹。
其次，從三位總統的“破冰”外交來看，他們自身或者各自政府的“共和黨”屬性也確實降低了因為外交轉向所帶來的傷害。畢竟，作為美國政治中的右翼，尤其是右翼中的右翼，尼克松和特朗普們確實能夠以更低的政治代價做到一些民主黨總統們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在做出妥協的同時避免戴上“投降派”的帽子。
歸根結底，之所以右派、鷹派或者說保守派在外交事物中的迴轉空間更大、成本更低還是因為外交議題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而在安全問題上強硬派通常總是能讓公眾感覺到自己更“可靠”、更“愛國”。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和特朗普們在以往和其他議題中積攢起來的“愛國”和“強硬”的信譽資本，能夠支持起他們的政策轉型；同時，作為保守政治團體中的一員甚至是中心，他們也能通過根深蒂固的政治網絡來操縱公眾的態度，壓制政策轉向的批評者。事實上，這一政治現象遠不至於美國。在很多政策研究中，經常有觀點指出只有強硬派而非溫和派才可能有效改善敵對國家的關係。
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這一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了一些安全政治運行中的規律，也不能將其絕對化。畢竟，“危中有機”“否極泰來”固然強調了辯證法中的相互轉化，但是絕不可能將其推到極致，認為只有“危”才是好的，只有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換而言之，強硬的右派固然可能“更容易”地推動政策轉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願意”這麼做。
實際上，特朗普政府雖然在美朝關係上初步“破冰”，但是與此同時，其也在對伊朗和古巴的關係上開了倒車，其中更是幾乎將奧巴馬政府任內取得的與伊朗關係的進展摧毀殆盡。而且歸根到底，左翼或者說溫和派之所以在很多問題上步履蹣跚，也正是因為強硬派的掣肘。而且這種掣肘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出於政策理念上的差異，相反大部分還是出於黨同伐異的動機。更何況，從結果來看，保守派的“破冰”外交，其成色也難以高估。艾森豪威爾的美蘇接觸最終結局是無甚可觀，尼克松的對華訪問雖然開啟了關係正常化的先河，但是假如其沒有因水門事件下臺，中美建交是否能更早建交也頗值得懷疑。至於當今的特金會，美朝是否真的能因為此次會晤而朝著根本解決半島問題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也是眾說紛紜。以此而言，或許還是不要太著急戴上“玫瑰色眼鏡”看待美國右翼總統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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