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紀錄片導演珍妮弗·福克斯(Jennifer Fox),根據自己少女時被引誘性侵的真實經歷,自編自導了一部電影——
《信箋故事》
The Tale
這部電影關注的重點,不止性侵。
近年來,關於性侵的電影越來越多,說明人們對女性、對未成年群體的關注度和尊重意識正在提升,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現象。
而在電影裡,通常性侵者有一個明確的惡魔形象。
滿臉淫邪的笑容,猥瑣誇張的行為,比如《熔爐》裡給人帶來生理噁心的變態校長。
受害者則往往是膽小的、怯懦的、隱忍的、無力反抗的設定,比較符合人們心中受害者少女的弱小形象
它們的戲劇衝突,一般具有正負兩極對立的特點,即好人與壞人的概念。
事件發生的場景,也多是在比較陰暗冷清的地方,類似封閉的校園、夜晚的街道等等。
重點突出性侵者的惡和復仇者的恨,很容易挑起觀眾的憤怒情緒,但對於刻畫人物來講,往往過於臉譜,沒有深入的挖掘。
還有一種,像《嘉年華》。
開始注重探索受害者的內心世界。
側重點在於性侵發生後,社會奇異的眼光和家長粗暴的態度所造成的二次傷害。
少女們在二次傷害後,大多會產生嚴重的應激反應和抑鬱症,情緒比較激烈。
不管是出於愚昧的嘲笑還是善良的關心,在人們的眼中,這些女孩還依然是社會的異類。
以上性侵主題的電影,在傳播保護未成年的社會責任上貢獻突出,這是它積極的一面。
但作為電影本身來講,外在矛盾衝突一旦佔據了主要地位,那留給刻畫人物內心變化的餘地,就不多了。
畢竟,相較於靜下心去塑造人物,挑起情緒的拍法更為簡單易行。
直到,我看到了這部《信箋故事》。
才發現原來真的有導演,有能力把這樣一個容易表面化、情緒化的題材,拍出思考的深度和平等的姿態。
故事的女主人公詹妮(勞拉·鄧恩飾)年近50,是個紀錄片導演兼大學教授。
她的母親無意中發現了一本信箋,是詹妮30多年前寫的一個故事。
詹妮以少女的語氣,寫下了自己的“初戀”。
對方是她的教練,年長許多,她已經記不得對方的年紀了。
在詹妮的記憶中,自己當時應該已經是個成年人了,但母親卻提醒,當時她只有13歲。
也就是說,那段轟轟烈烈的戀情,其實是成年人誘姦未成年少女的犯罪行為。
詹妮對這段塵封已久的往事,已經記憶模糊了,但這個發現還是讓她忍不住想要去驗證,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13歲的自己,為什麼會和一個40來歲的男人上床?是被強姦麼?她不相信...
因為信箋裡記錄的,分明是一個美好的愛情故事。
影片始終貫穿著現實和回憶兩條線,交叉推進。
像剝洋蔥一般,一層一層地揭出真相。
有意思的是,影片製造懸念的方法非常聰明。
一是,成年詹妮對過去記憶的偏差,以及受傷後防御心理的迴避;
二是,少女詹妮對愛情的憧憬和對性的懵懂,在信箋的內容上作出的極大的改編、美化。
這兩個作用力互相纏繞,彼此借力。
最終,在導演有力的把控下,還原了整個事件。
雖然整片充滿了帶有迷惑性的懸疑(一不留神就容易被導演的鏡頭給騙了),但整個敘事非常清晰,絲毫不見散亂。
不得不感嘆,導演實在太會講故事。
由於少女時期詹妮的父母對她的控過於嚴苛,導致她很早就形成了叛逆情緒,在壓抑中積蓄了很多負面想法。
13歲那年的暑假,她結識了兩位馬術教練——格拉夫人和比爾。
他們的隱秘戀情,被敏感的詹妮發現了,但她選擇了為兩個人保守秘密。
因為在詹妮的眼中,他們的愛情是美好且純潔的,就像一對靈魂伴侶一樣,充滿著成熟的魅力。
詹妮以為他們保守秘密為榮。
在他們面前,詹妮頭一次感覺到被當做成年人來“
尊重”,她認為那就是她夢寐以求的自由。詹妮把他們當做成長的伯樂,卻不知他們已將她視為獵物。
“性”在比爾的口中,是成熟女人的標誌,是真正自由的出口,只有接受了他的性,詹妮才有可能蛻變成格拉夫人那樣美好成熟的人。
詹妮雖然猶豫,但還是信了。
在詹妮失貞當晚的重要時刻,影片安排了一段穿越時空的對話。成年詹妮痛心疾首地向少女詹妮發問:
“那晚,你為什麼會答應他?”
然而少女詹妮根本體會不到這質問背後的悔恨與痛苦,因為當時的她已經認定了,那就是她“掌握自己人生”的第一步!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40年,詹妮不斷地拜訪昔日的親歷者,從他們的隻言片語裡拼湊真相。
記憶和真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原來當年的真愛,真的只是一段噁心的性侵。
在信箋故事裡,詹妮形容比爾是她的愛人,但其實每次被性侵之後,她都會生理性地嘔吐。
雖然成年後的詹妮從不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但她每次親熱時都會有不適感,看到馬也會牴觸...
記憶會騙人,但潛意識卻從不曾忘記。
人們在面對傷害時,心理就是這樣的複雜。
而這些複雜,才是受害者最真實的心靈世界。
不是所有的傷害,都會哭天搶地。
原來性侵者也可以道貌岸然,還跟少女講獨立與愛,更在性愛上裝飾出很多美好的詞彙來。
所有參與者也都是平凡的人,不像臉譜化的符號那樣,歇斯底里,情緒異端。
就像indieWire的評價:
這是一幅巨大的、勇敢的、真正震動人心的自畫像,它以一種微妙、謙遜的程度來探討性侵犯問題,這在當下的敘述中是很少見的。
拍攝痛苦的災難,有很多方法。
比如,同樣是關注地震後的災民。
一種辦法是拍他失去親人的撕心裂肺,拍他失去生活能力後的痛苦心酸。
還有一種,是拍這個人一直在繼續正常生活著,但他的睡眠時間比正常人短,他經常會因為忘記親人已經去世而多準備出一副碗筷,他甚至不願意和愛心人士多提那次災難的感受...
我不想評價優劣,但我更喜歡後者的態度。
不以災難為賣點,用平靜安詳的鏡頭,平等尊重的姿態,去記錄重大傷害中的當事人,探索他們的心理和情感。
因為只有這種態度拍出來的電影,人們才能放下情緒去深入地思考,真切地體會。
閱讀更多 電影審片官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