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這一輪全球經濟同步復甦的可持續性（預測）？驅動邏輯？特徵?存在的問題和風險?
本輪全球經濟同步復甦能否持續，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目前筆者對美國經濟復甦與中國經濟企穩比較樂觀，對歐元區經濟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復甦的可持續性比較懷疑。本輪復甦的驅動有幾個核心邏輯，一是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復甦，尤其是中國經濟基建與房地產投資回暖的帶動；二是主要國家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包括中國寬鬆的財政政策；三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暖對大宗商品出口國的提振。展望未來，全球經濟同步復甦的主要風險包括：第一，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以及減稅對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負面溢出效應；第二，中國經濟轉向（基建與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財政政策寬鬆力度下降）導致其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下降；第三，潛在的地緣政治衝突與貿易衝突的加劇；第四，歐洲政治風險的重新上升（意大利選舉、德國組閣困難、英國脫歐衝突、加泰羅尼亞獨立等）。
2、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的判斷?加息節奏、縮表的力度和影響？預測一下2018年美國利率水平（國債10年期收益率）?
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大概率沿著目前市場預測的節奏走，但也不排除有加快的風險。目前市場基準預測是今年年底加息一次，明年加息三次，縮表按照今年9月宣佈的預訂節奏進行。但如果明年美國經濟出人意料的強勁、股市沒有發生重要調整，特別是如果核心通脹率呈現較快上升（考慮到目前勞動力市場已經持續偏緊）的話，不排除加息次數進一步提高的可能性。如果美聯儲加息超出市場預期，這會導致美元指數更為強勁的上升，以及新興市場國家面臨更大規模的資本外流。明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有望溫和上升，可能接近3。0%，但突破3.0%的概率較低。
3、中國當下的宏觀經濟狀態？預測一下2018年宏觀狀態，増長（包括三駕馬車）、通脹、利率（預測國債10年期利率會是一個什麼水平）、宏觀政策？
中國宏觀經濟仍處於築底的過程中，難言已經徹底走出L型的走勢。預計2018年中國GDP增速在6.5%左右，略低於今年的6.8%上下。消費增速仍在10%左右，但投資增速與出口增速均可能溫和回落。通脹方面，CPI增速有望溫和上行（2018年約在2.2-2.3%左右），但PPI增速可能快速回落至3.0%左右。宏觀政策方面，財政政策的寬鬆力度有望顯著減弱（這主要源自對地方政府舉債與PPP的治理），貨幣政策存在一定溫和放鬆的空間（對沖財政政策收緊與金融強監管的負面影響）。10年期國債收益率可能維持在4%左右呈緊平衡盤整態勢，進一步上行的空間不大，但也很難顯著下滑（考慮到明年美國國債收益率可能顯著上行）。
4、中國經濟的新増長點、新動能在哪裡？如何政策支持？
中國經濟的新動能至少有三。一是消費升級，隨著人均收入接近10000美元，未來中國經濟將會迎來階段性的消費升級機遇。從整體上而言，對服務品與高端製造品的消費將會顯著上升。然而，制約消費升級的一大問題，是居民部門收入分配差距顯著拉大。未來需要通過各種措施來糾正收入分配的過度失衡；二是創新驅動的投資浪潮，預計未來中國政府會在研發與創新領域投入更多的資源，市場也在研發創新領域存在很大的熱情。然而，需要克服政府人為推動大規模創新計劃或創新實驗區的衝動，創新驅動仍需要市場力量的引領，否則這可能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三是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進程以及服務業向民營資本更加充分的開放。這一方面需要儘快實施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推動土地流轉改革，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國有企業對教育、醫療、養老、金融、電信等服務業部門的事實性壟斷，真正向民間資本開放這些市場。
5、當前決策層要密切關注、高度警惕的中國經濟顯性的風險點（黑天鵝和灰犀牛）? 解決的政策建議。
目前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分佈在三個方面。第一是與房地產相關的風險。如果未來房地產價格顯著下行，可能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產階級名義財富與宏觀經濟增速產生顯著負面壓力。要化解房地產風險，一方面既需要出臺可能改變居民對房價預期的長效重拳（例如房產稅、顯著增加土地供給、大力發展租賃市場），另一方面也需要避免調整措施過於猛烈從而引發房價大幅下行；最後還得避免政策遲遲沒有出臺最終導致一二線城市房價報復性反彈；第二是與地方政府債務有關的風險。有統計表明，過去三年間中國地方政府可能又新增了20多萬億的債務，而這一次的債務上升主要通過PPP的形式進行。解決地方債問題，既需要對地方政府加強債務與融資方面的硬約束，也需要給地方政府開源，解決房地產調控下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之間缺口加劇的問題；第三是影子銀行風險問題，目前主要是銀行同業風險問題。這一塊風險，是中央政府從去年年底以來重點抓的，應該說目前已經得到較好地控制，進一步惡化的概率不大。
6、金融去槓桿的成效評估？金融去槓桿的重點要解決的著力點在哪些方面？處理過程會出現什麼樣的失控風險？如何解決和防範？
目前，企業部門槓桿率似乎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整個企業部門槓桿率似乎開始企穩甚至回落。但企業部門槓桿率畢竟仍在高位，不能掉以輕心。但更重要的是，去槓桿是否是在去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的槓桿？事實上，對於企業槓桿率不能一概而論。我們應該允許效率更高的企業有加槓桿的能力與自由。目前地方政府槓桿率事實上上升得很厲害，PPP與棚改在這個過程中推波助瀾，應該得到充分重視。此外，居民部門槓桿率最近上升很快，儘管絕對水平不高。然而，居民槓桿在中國的分佈並不均勻，一二線城市的居民槓桿率遠高於三四線城市。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有充分的應對企業部門違約的經驗，但沒有充分的應對居民部門違約的經驗。未來，一旦房價下行與利率上升造成大面積居民部門貸款違約，中國政府應該如何處置？目前似乎應該未雨綢繆。
（筆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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