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 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58元
美國曆史學家伊斯特萬•迪克在2015年出版的《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Europe on Trial：The Story of Collaboration，Resistance，and Retrib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舒琦譯， 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是戰爭史研究中的另類，正如斯坦福大學的諾曼•M•奈馬克在“序”中所說，“這不是今天大多數歐洲人想要記住的戰爭，也不是浩瀚的軍事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戰爭”。那麼，它所講述的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為什麼奈馬克說這不是大多數歐洲人想要記住的戰爭？一般戰爭史敘事中的大國政治、外交角逐再怎麼風雲詭異、變化莫測也不會令所有人都感到難堪，但是當迪克手持鋒利的戰爭倫理手術刀劃破包裹在事件表層的那種貌似中立的歷史敘事，劃破蒙在勝利者與失敗者、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臉上那層被固化的面譜，人們看到的是一幅攪拌無比複雜的歷史與現實因素和異常沉重的道德拷問的圖景，沒有什麼人可以逃避拷問。真實的人性和國家政治的醜陋暴露得如此徹底，迪克筆下的戰爭真相的確令人難堪。因此奈馬克說，“迪克講述的是具有啟示性的‘戰時故事’，極具諷刺意味，而故事裡各國自私自利、虛偽的面孔，也不過是冰山一角”。極具諷刺意味的戰爭敘事，其實就是戰爭中極具諷刺意味的歐洲人心靈史。閱讀的結果是，“在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歐洲和歐洲人沒有經受住戰爭的考驗。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納粹的頭上，是輕而易舉的”。必須說的是，這樣的歷史我們恐怕也不陌生：沒有經受住考驗，然後輕而易舉地忘卻得乾乾淨淨。
迪克的戰爭史另類研究不是來自書齋中的冥想，而是源於他的真實經歷。他生於匈牙利，二戰後離開那裡到了法國繼續求學，之後曾在德國工作，1956年移民美國。他在該書“前言”中講述了他所認識的一個匈牙利英雄的故事。他姐姐的未婚夫貝拉在1944年平安夜的戰鬥中被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黨”武裝分子殺害，他的組織的目標之一是救助那些受到死亡威脅的猶太人，直到2003年他還因此被亞德瓦謝姆大屠殺紀念館授予“國際義人”榮譽稱號。但是迪克發現貝拉他們的那次戰鬥還有另一個目的：想佔領附近的一座報社大樓，希望在已經包圍了布達佩斯的蘇聯紅軍打進來之前，自己創立一份宣傳民主、自由和拒絕共產主義的報紙；而更為弔詭的是，後來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為了紀念他的犧牲，那條街道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因此他發現“在這看似簡單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背後，隱藏著可怕的歷史問題”：貝拉和他的同伴究竟是為什麼而犧牲？他們的目標值得這樣的犧牲嗎？另外，如何看待因抵抗運動而被迫做出犧牲的無辜平民？究竟有多少這種無辜的平民成為“附帶傷害”的犧牲品？這種傷害又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本來這些是在戰爭中常見的問題，但是在戰爭史研究中常被忽略，似乎因為平民的生命與戰爭目標、國家敘事相比總是顯得那麼卑微，那麼無足輕重。更為敏感的是，在貝拉個人悲劇的背後，是匈牙利人的兩個政府——親納粹的政府和在蘇聯紅軍支持下成立的政府，在日後的漫長曆史中，關於誰是愛國者與賣國賊的評判總是隨著國家政治的變化而變化。同樣的事情到處都是，迪克在戰爭結束後的巴黎發現“的確有很多真正的英雄為人稱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與德國佔領者合作，接著又反抗德國人，後來又與其他法國人對抗，到了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又去懲罰戰爭罪犯……”（“前言”）正是這些親身經歷使他產生撰寫本書的念頭，他承認貝拉對他的成長有很大影響，但是他從未想過要效仿他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
在入侵戰爭中，“順從”可能比“投降”好聽一點，但是比“投降”更復雜和更普遍，迪克說這個詞足以形容希特勒統治時期歐洲絕大多數人的行為。他繼續分析說，想在外國入侵者的軍事佔領中活下來，人們會自然地從內心裡抗拒合作和抵抗，因為無論合作還是抵抗都是可能帶來危險的舉動。（“導論”）或許有讀者會感到有點驚訝的是，抵抗當然有危險，為什麼合作也危險呢？迪克解釋說，很多合作者都是一群極端狂熱分子，一心想讓你的兒子加入納粹黨衛軍，到俄羅斯前線作戰，或是去德國工廠勞動；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熱分子，他們破壞列車運行，或者想拉你的兒子去森林作戰。（同上）無論如何，人們總會覺得順從是更為保險的選擇。那麼，究竟什麼是“順從”，或者說有什麼樣的特徵就不算是“順從”？迪克的回答把人逼進了那種真實的生活語境之中，讓人們認識到“順從的本質和特徵變化多端，界限也無定數”。比如，如果你在一個為德國生產槍械的工廠工作，能否說努力工作就是合作、乾得很糟糕就是抵抗、中庸的就算順從？（同上）其實，在淪陷區生活的平民必須工作才能活下去，而在佔領軍的統治下又有哪些工作不是有利於佔領者鞏固秩序、支援前線的呢？在這裡區分誰賣力誰偷懶是否能改變事情的性質呢？或許在我們熟悉的敘事話語中反而能夠從迪克對普遍順從的分析中解脫出來：為敵人修路的民工心裡充滿反抗的怒火，他們故意磨洋工……但是，如何才能證明心裡的怒火和故意？而且如何證明他們每天上工都是這樣？另外，除了平民自己對“順從”與否的選擇之外，一個對平民負責任的原政府是否有責任在撤退前對只能留在淪陷區的人發出符合他們生命利益的指示或建議？迪克舉了一個例子，在作為英國皇家屬地的海峽群島（主要包括根西島和澤西島），英國政府考慮到德國入侵已不可避免，於是在1940年6月指示島上所有領袖實施“消極順從”，結果在接下來的五年中他們做得兢兢業業。（54頁）如何評判政府這種行為的性質？這樣的順從究竟對誰更有利？當然還有無數的生活中的真實事例，使人們無法對“順從”的定義和性質下絕對的判斷，但是必須承認在戰爭中平民的順從是普遍的，也往往是他們無法選擇或不選擇的命運。
但是，這麼說並不等於為順從叫好，真正令人感到難堪的是在順從與合作之間的界限是那樣模糊不清，尤其是當這種性質模糊不清的行為所涉及的是他人無辜的生命的時候；更為令人難堪的是，在執行納粹命令中只要自己不那麼積極就可以減輕對他人的傷害，但是很少人會往這方面做。迪克說在迫害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同性戀者的行為中，真正有代表性的歐洲人就是那些告密的、積極參與抓捕的、時刻期待從被迫害者的死亡中獲利的人，這樣的歐洲人數以百萬計，而那些真正願意犧牲自己去幫助受迫害者的歐洲人究竟有多少？（241頁） 在戰後的法庭審判中，這麼大的人群自然無法都受到合理的甄別和對待，更多是無法追究責任。只有很少人會被揭發和受到清算，如新的捷克民主政權下的審判，大部分涉案者不是重要的政界或商家人物，而是如在德佔期曾經為了某些個人利益而揭發過鄰居的那種普通人。這難道是對順從與合作行為的合理界定和公正審判嗎？
比“順從”更為複雜的是“抵抗”。抵抗無疑是英雄的行為，但是對於普通平民而言，“抵抗”能否上升為道德要求和考驗？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在贊成與反對抵抗之間做出選擇？更難以判斷的是，它在實際語境中的複雜性（各種不同的動機、目的和結果等等）是否或如何對其英雄性質產生影響？迪克在書中告訴我們，抵抗的形態五花八門，抵抗的動機和結果也同樣很複雜，他承認有很多問題難以回答。比如黑市雖然削弱了德國人對當地居民的控制，但也使窮人的生活更加困難；麵包師要求加薪而罷工算不算抵抗行為？這種罷工對同胞的傷害其實超過了德國人；很多抵抗者同時也是合作者，如一個波蘭警察上班的時候會去追捕藏匿的猶太人，但到了週末又與反納粹的同伴見面，商議著要去炸掉一列德國軍用火車。（“導論”）最有效的抵抗者往往需要掌握信息和資源，而這種人往往也是合作者。“可以肯定的是，時機很關鍵，前線戰局的變化讓合作者轉為抵抗者，不過也有很多人其實是身兼兩職。畢竟，如果你想在諾曼底登陸的時候對德國交通運輸系統造成大型破壞，你得是一個深得德國人信任的法國鐵路高層員工。”（同上）
對於抵抗者來說，一個更殘酷的拷問是，抵抗常常激起敵人屠殺平民的報復行為，從而招致平民在內心對抵抗者的害怕和怨恨。關於這個問題，戰後的審判提供了一個非常殘酷的例子。對於納粹佔領軍劫持和殺害人質，在審判中被認為是合法的，“理由是，劫持人質至少能降低游擊隊襲擊佔領軍時附帶的平民傷亡數。沒有人質，軍隊復仇的渴望可能會威脅到全部人民。紐倫堡法庭只是圍繞在一個問題上，就是當一名佔領軍被殺時，可以槍決多少人質，而法庭的表述是，不應該劫持‘太多’人質或處決‘太多人’”。（210頁）聽起來不是很殘酷嗎？而且對於抵抗者的道德聲譽是否會產生懷疑——因抵抗而招致敵人的有限度的報復行為竟然是合法的？在我們熟悉的文藝敘事中，敵人的報復也是無法避免的，但是維護抵抗者形象的方式很簡單也很有效——隱藏在人群中的游擊隊員勇敢地站出來，犧牲了自己卻保護了村民。然而在現實中，怎樣才能讓人群中剛好有一個願意挺身而出的抵抗者呢？“儘管抵抗運動有著這樣那樣的道德和法律問題，紐倫堡法庭認為，由於納粹體系的極端殘暴，暴力反抗德國佔領者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同上）
在該書第八章“自由戰士還是恐怖分子”，迪克通過三個案例對抵抗運動的分析更為驚心動魄，因為反法西斯與種族衝突糾纏在一起，國籍身份的轉換與立場變化糾纏在一起，佔領軍面臨的困境與不顧平民安危的激進抵抗行為糾纏在一起，沒有什麼是可以簡單下定論的。迪克有自己的分析和總結，他說，“總而言之，‘二戰’時期的武裝抵抗既是道德的，也是不道德的。道德，是因為武裝抵抗的對象是納粹；不道德，是因為武裝抵抗帶來的浩劫和苦難”。另外，一方面從軍事角度看，只有少數抵抗組織能讓德軍感到“嚴重頭痛”（言下之意是，那些零星襲擊招致對平民的殘酷報復是更加有問題的）；另一方面，面對游擊隊襲擊的佔領軍，極端暴力也並非萬不得已的選擇，德軍在西歐和北歐的表現也說明了這點。（190頁）在戰爭勝利之後，大凡進行過抵抗的人大多難以拒絕美化抵抗運動、編織抵抗神話的誘惑，這種誘惑的另一面必然是把真實複雜的語境和一切不和諧的聲音甚至內心中不愉快記憶都消除掉。不能否認這種歌頌具有鼓舞道德重建、樹立樂觀精神的作用，但是在其中必然會流露出來的道德優越感和虛偽感反過來會貶損了真正的英雄主義和道德精神，偽冒假劣的英雄正是把英雄神話化的必然結果。
如果從戰爭時期延伸到殖民統治，抵抗的問題同樣存在，只是顯得更為複雜。例如對於日佔時期的臺灣人來說，在接受“同化”與反抗“同化”之間，“同床異夢”究竟是否也屬於抵抗的一種策略方式？因為“同化”所帶來的臺灣近代化客觀上對於殖民者造成威脅和危險，經濟、文化上的近代化也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訴求。臺灣學者陳培豐認為，“他們對統治者的抵抗論述和策略，基本上都是立足在近代化思維的基礎上”（《“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480頁，麥田出版，2009年）。但是，他在結尾再三強調，指出這種歷史景象並非用來為殖民者開脫罪責，而是“試圖能夠提出一套臺灣人‘在場’的新歷史解釋框架—— 日治時期臺灣的近代化成果，正是臺灣人祖先在‘同化’統治的欺壓下，付出心力和血淚，以巧妙、機靈且務實的方式抵抗統治者而得到的結果”（491頁）。這個例子或許可以說明抵抗不僅發生在戰爭暴力下，同時也發生在殖民同化與政治暴力的環境中，但是對其性質的認定當然就更為複雜。
在法西斯的政治暴力面前，不參與謳歌、不傳播謊言，這就是在底線上的抵抗，雖然是以消極的方式。對於政治施暴者來說，不鼓掌不行禮就是無聲的抵抗，而且是一種很鮮明的象徵。在這裡起作用的是個人良知的重要性，正如在捷克現象學哲學家帕託什卡的著作中所展現的，在政治暴力下對責任與犧牲所作選擇的內在驅動力就是個人良知，這是個人在蔑視人性、冷酷無情的權力宰制下維護生命意義和尊嚴的最後防線。但是現實語境的複雜使對良知的培育與呈現困難重重。普里莫•萊維的《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楊晨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對此有過深刻的描述和分析，他特別強調的是在政治暴力體制下權力與特權對人性的巨大腐蝕性，萊維非常深刻地指出：“壓迫越殘酷，被壓迫者就會表現出越廣泛的合作意願。這其中有著無數微妙的變化和動機……”（29頁）在這種暴力體制中，“權力往往不是按功績和能力來分配，而是分配給那些願意向他們的主子歌功頌德的人，藉此獲得原本無法取得的社會地位的提高。最後，在被壓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尋求權力。他們已被他們的壓迫者所汙染，並不自覺地奮力向他們看齊”。（34頁）權力是誘餌，強迫性的壓力則使人們不得不成為“他們”。萊維認為，“一個現代極權主義國家對其個人所實施的壓力是可怕的。它擁有三個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傳或把宣傳偽飾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對多元文化信息樹立壁壘，以及恐怖”。（10頁）更加值得人們警惕的是，當萊維在140多所學校做大屠殺歷史講座的時候，他感到的憂慮是“他們對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懷疑慮，卻情願接受不重要的瑣碎事實”他感到了“不被傾聽的危險”，感到重新出現納粹瘋狂的“不詳的徵兆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因此必須把與青年交談作為自己的責任。（238頁）。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