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2018年3月18日離世，享年83歲）
在世人眼裡，生於1935年的李敖是一位思想家、政論家、作家、歷史學家、電視節目主持人……兼有“思想鬥士”、“文化狂人”、“文化商人”等等頭銜。
李敖為人行事往往出人意料。例如，他當年大玩“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噱頭，主持電視節目時一襲紅夾克多年不變，風格怪異。他的言論更是百無禁忌、語不驚人死不休。
凡此種種，眾人耳聞親見，不必贅述。由此可見，為李敖下定論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
在我看來，“文化水手”這一稱號更能概括李敖的“多面性”。水手的果敢堅持，水手的“見風使舵”（審時度勢），乃至於水手的放浪不羈，都能在李敖身上找到痕跡。
作為一名“文化水手”，李敖幾十年來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興風作浪、屢僕再起，生平著作達一百多部，如同一把把思想利劍，劍劍穿喉。
長期以來，人們雖然對李敖譭譽不一，但不能否認，其文化影響早已不侷限於臺灣一隅。近十幾年來，通過電視節目，李敖的言論更是播及普羅大眾，影響廣泛。
李敖的二大貢獻
李敖一生有二大貢獻：一是他用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對臺灣的政治、文化與社會進行了犀利的批判，為臺灣的成功轉型竭盡了一名知識分子之所能；二是通過他的為人為文，從思想上啟蒙了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
就我本人而言，十幾歲即接觸李敖作品，大學時期辦的一張文學小報，便是以李敖當年賴以成名的《文星》雜誌為報名。孤寂之時，還曾給李敖寫過一封萬言長信（當然沒有寄出）。雖然李敖在多年前已退出我的閱讀視野，但我從不否認，個人思想行識無不深受其影響。李敖可謂我的第一位思想啟蒙者。
從閱讀李敖開始，我才得以比較系統地瞭解臺灣文學、思想界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直至80年代的歷史嬗變，又從李敖的師長輩殷海光、胡適等人深入開掘到新文學之後的另一條文學、思想脈絡（林語堂、梁實秋、錢穆），進而對整個現當代人文地圖有了全局性認知。這種知識建構的基本功，至今讓我受益匪淺。
李敖的三大思想淵源
要了解李敖一生為人為文，須先了解其思想，而要剖析李敖的思想結構，必先其明晰思想淵源。李敖的思想淵源錯綜複雜，不過從他的生平來看，對他的思想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擇其要者，我認為有如下諸人：
一是他中學時期的老師，嚴復的孫子嚴僑。嚴僑灑脫孤傲的性格，以及親大陸的思想，對少年李敖有著深刻的影響。李敖多年後還專門寫了一篇《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來紀念這位據聞是中學老師。可以說，李敖思想裡“左”的、激進的一面，有一部分得自於嚴僑。
另一位對李敖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是胡適。李敖早年即讀過胡適的作品，對胡適的傾慕可謂到了極點。1952年，李敖寫過一封長信親手遞交給胡適，表示自己對胡適的崇拜。
李敖一輩子都沒有忘記這位北大精神的“播種者”。在思想氣質上，李敖一貫自稱為北大精神的傳人。李敖的大陸文化行，還專門捐款給北大為胡適塑像。胡適的影響奠定了李敖一輩子服膺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特別是到了晚年，李敖雖激進且銳氣不減，但更多了幾分胡適式的溫和與堅忍。
“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對李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這可從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看出來。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氣概，到了李敖這裡，內在轉換成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自我期許。
此外，梁啟超、錢穆、殷海光、雷震等人對李敖也有明顯影響。
李敖的四類作品
大半輩子沒有離開過臺灣半步的李敖，是一位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李敖寫了一百多本書，其理念卻始終如一，那就是為思想爭獨立、為個人爭自由。
概而論之，李敖的作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類是雜文。1961年，李敖有感於當時令人窒息的學術氣氛，在臺灣《文星》雜誌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老年人與棒子》。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中西文化論戰”。這篇文章意味著李敖今後為文的風格——大膽潑辣且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
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獨白下的傳統》等作品均具有鮮明的雜文風格。在李敖的雜文中，政論文章也佔有很大篇幅，包括其出獄後的“千秋評論”叢書、“萬歲評論”叢書，均有濃厚政論色彩。
李敖的作品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歷史與文化研究。李敖鍾情於近現史，長期傾力於“清查”民國以來的一些歷史真相。他的歷史研究著作包括《孫中山研究》《蔣介石研究》系列以及《中國近代史新論》《中國現代史正論》《中國現代史定論》等等，指向性非常明確。
他的思想文化研究，除了原本要撰寫的一部《中國思想批判史》，最後以一部《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草草了事之外，更多的是性文化研究之類的作品。這自然也是李敖的“特色”之一，但這注定了李敖終其一生是一名“文化水手”，而不能成為陳寅恪、錢穆式的大家。
李敖晚年則放棄了匕首、投槍式的雜文寫作，轉而潛心寫小說、劇作。前後出版的有《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愛》以及最近出版的劇作《紅色11》，但這並不意味著李敖放棄了其立場和鬥志。
實際上，這一來是因為李敖自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介入電視媒體，雜文式的嬉笑怒罵直接可以轉化成更為直截了當的電視演講；二來，李敖寫的小說開闢了一種“思想小說”的新形式，小說成了灌裝其思想的容器。
在小說中，李敖常常借“景”抒“情”，長篇大論其思想。有時候甚至借小說人物之口離題萬里、汪洋恣意地表達自己的理念。一句話，李敖的小說並非純粹的小說，在他的小說裡，什麼都可以不重要，思想表達最重要。一般來說，寫小說當然是為了表達思想，但李敖寫小說則純粹是為了表達思想。
李敖還有一類作品值得重視，這就是他那些各式各樣的自傳、日記、書信。包括《李敖自傳與回憶》《李敖快意恩仇錄》《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以及各種時期的日記、書信在內的自傳性作品，讓讀者對李敖的為人行事及其思想有直觀瞭解，起到了“現身說法”與個體“實踐範本”的作用。
李敖的著作大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後進入大陸圖書市場的。當時有一本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皮肉生涯》，應是最早一批大陸出版的李敖作品。在這本小冊子裡，有大量的篇幅用來介紹李敖與臺灣雜文家柏楊的筆墨官司，大概在那時期，柏楊在大陸的名氣要比李敖來得大一些。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友誼出版公司都出了不少的李敖作品，“李敖熱”自此在大陸逐漸升溫。
而今李敖已騎白馬遠去……望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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