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漢朝開國皇帝劉邦登上皇位不久，他有個侄子倚仗皇勢在街上欺負民女蘇小娥。有個身材魁梧的漢子，見到一大堆人欺負一個弱女子，看不過去，便路見不平，把皇侄的木棍打落在地。皇侄大發雷霆，遂令隨從們動武。
在打鬥的過程中，一隨從持劍本想刺殺大漢的，由於大漢機敏避開，卻刺到皇侄身上，皇侄當場斃命。皇侄的家人知道後便把大漢告到官府，大漢被定處死刑。脫險的蘇小娥得知後，決定到衙門伸冤昭雪 但衙門戒備森嚴，怎麼辦呢?
於是她想了個辦法。小娥和妹妹持一小鼓、一小鑼到衙門門前猛擊，並連聲高喊“冤枉!” 後來這件事情滿京城的人都知道，就傳到了劉邦耳裡，於是他下令親自審理案件，弄清事情的真相後，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判決，大漢終於洗刷了冤屈，無罪釋放。
蘇小娥擊鼓鳴冤這一舉動，給了劉邦一個啟示，為便百姓告狀，他特下聖旨，命各級官署大門必須各置一鼓一鍾，並規定鐘鼓一響，官必上堂，藉以顯示便民、德政。就這樣，擊鼓鳴冤之制，一直流傳了兩千餘年，直至清末。
草民“擊鼓鳴冤”之後，衙門官員立馬升堂聽案，其效率不知要比當下請律師，寫訴狀、立案登記等繁瑣程序要高多少倍？當下設置如此繁瑣的程序，或許是為了追求公正或案件太多的緣故。
從上述案例可以知曉，古代“維權”的第一種方式——喊冤，也就是“登聞鼓”制度。在衙門左邊設置一大鼓，有冤者(往往是蒙冤被押犯的家屬)可以擊鼓喊冤，由官員加以記載上奏。
第二種方式是攔駕喊冤。一般是喊冤者手舉狀紙，跪在皇帝、大臣或者官員車駕、轎子所經過的路上，攔駕喊冤，希望能夠除惡扶善，平反昭雪。但是，由於官吏貪贓枉法者居多，因此，大多數官吏不問冤情虛實，一律先按“衝突儀仗罪”責打數十大板，對於不實者更是加重處罰。
第三種方式是臨刑喊冤。 一般是指被執行死刑的人在臨刑時喊冤，以求監斬官明查申冤。但這種喊冤，在君主專制社會大多不被監斬官所理會。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三種喊冤方式之外，百姓叫冤的方式還有很多，只不過除以上三種之外的喊冤方式都只是個別的適用，並沒有在民間普及開來，所以沒有在後世廣為流傳。
關於上文說的第一種，《竇娥冤》就反映了普通百姓如何對抗官府的維權故事，這裡不贅述。
唐朝經濟發達，喝酒也多起來，李白喝酒大家都知道，飲酒成為一種新興的社交方式，這催生出一大批製造假酒的作坊。
隋唐《啟顏錄》一書有記載：數人人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卻酉。”諸人問雲：“此何義？”答雲：“酒裡有水在。”
早在5000年前，神農氏就成為史上拒絕毒食品的鼻祖。
《淮南子》記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氏勇敢地用自己做試驗，以避免更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不僅受到千古傳頌，還成為統治者與有毒假食品決不妥協的DNA。
周代，是中國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戰的王朝。那時的食品交易主要是以直接採摘、捕撈為主的初級農產品，而且囿於技術落後及交通不便，食品安全事件似乎也不多，但也存在因採摘的食品不成熟而導致食物中毒的事件發生，所以，周代對“農產品成熟度”十分關注，對此也出臺了相關規定。
據《禮記》記載，周代對食品交易的規定為：“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周代嚴禁未成熟果實進入市場，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這一規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關於食品安全管理的記錄。
此外，為防止商販為牟利而濫殺禽獸魚鱉，同時也保證動物的成熟度。周代規定：“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即不在狩獵季節和狩獵範圍的禽獸魚鱉，不得在市場上出售。由此可見，周代時人們就懂得保護生態，以獲取更多食物。
漢唐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食品交易活動非常頻繁，交易品種空前豐富，這給打擊有毒甚至以次充好食品提出了嚴峻挑戰。
為杜絕有毒食品流入市場，國家在法律上作出相應的規定。漢朝就出臺法律規定：肉類因腐壞等因素可能導致中毒者，應儘快焚燬變質食品，否則將處罰肇事者及相關官員。
到了唐朝，重拳打擊更加規範，唐代法律根據有毒食品出現的不同情況，規定了各自不同的處罰方法。
《唐律疏議》規定：“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並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
從《唐律疏議》的規定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構成刑事犯罪分為兩種情況，處罰也不相同：
一是明知脯肉有毒時，食品的所有者應當立刻焚燬所剩變質食品，以去後患，否則杖九十。
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燬，致人中毒，須視情節及後果加以科罰。
具體的說，凡主管故意並導致人中毒的，判處食品所有者徒刑一年；使人中毒身亡者，要被判處死刑；食品所有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人誤食用有害食品而造成死亡的，食品所有者以過失殺人論罪或者賠錢免死；他人竊盜而食致中毒身亡者，食品所有者不負責任，但須杖九十。
不僅如此，如以加害為目的，提供有毒食品給父母孩子吃，則對食品所有者的處罰，就不得援引食品安全管理法，而要按照刑法以謀殺罪論處。
由此可見，唐代法律對毒品所有者的各類情況，均作出了具體規定，讓毒品所有者無孔可鑽，不僅如此，唐代還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藥品宣戰，也就是當下說的“打假”。
當時，唐代市場出現最多的是假酒(往酒中摻水)，未敢故意損人健康。即使如此，唐朝也迅速出臺規定予以打擊：
第一，銷售假食品、藥品致人生病者，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第二，銷售假食品、藥品致人死亡，商家將被判處死刑(絞刑)；
第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假食品、藥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過失殺人罪論處。
到了宋代，城市化速度加快，市場經濟繁榮，東京汴梁和洛陽的飲食業空前繁榮，《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水滸傳》中都有反映。書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鋪，其中專門的酒樓、食店、肉行、餅店、魚行、饅頭店、麵店、煎餅店、果子行等就佔半數以上，同時出現瞭如米市、肉市、菜市、鮮魚行、魚行、南豬行、北豬行、蟹行、青果團、柑子團、鯗團等行業。商品市場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問題。
商販們經營的點心、乾果、下酒菜等品種十分豐富，利潤空間也大，漸漸地，有人開始弄虛作假，坑害顧客，他們慣用的手法是“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注水”等。
宋朝除了跟唐朝一樣，嚴厲打擊毒假食品、藥品外，還比唐朝更高一籌，推出了一項值得當下借鑑的新舉措——高度重視發揮行業協會在食品、藥品質量管理上的自律作用，這個行業協會不僅協助打擊“有毒食、藥品”，而且對食、藥品摻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藥品承擔責任。北宋也因此成為史上最早讓商人們成立行會的朝代。
北宋規定按行業登記，經營者名單入冊，以互相約束和監督，這樣，會員便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其實就是“連坐”。若出了問題，整個行業都要進行集中整頓。食、藥品質量也由各個行會把關，行業協會會長(當時叫“行首”、“行頭”、“行老”)是“法定擔保人”，負責評定商品成色和價格，出了問題，會長還要承擔後果。
宋朝之後，歷代仍重視食、藥品安全。明清時期的食、藥品管理更精細，法規更嚴謹，對違法商販依情節輕重，比照殺人、傷人等罪來處理，其中不乏被斬首者；即使無意使顧客食物中毒，後果嚴重的也難免一死，這就對毒假食、藥品違法提供者產生了很大的震懾作用。
至於普通的搶劫、盜竊、殺人等刑事犯罪以及鄰里婚姻家庭和債務等民事糾紛，國家法律有明文規定，只要老百姓告到州郡縣政府，敲響登聞鼓，一般也能得出依法處理。
普通百姓告官維權，縣太爺可就要升堂審案了，於是，原被告他們打官司請律師嗎？如果請，律師們又是怎樣幫他們打官司的呢？他們的勝敗秘笈在哪呢？請看《勝敗秘笈在哪：古代律師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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