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在人工智能方面，跟跑、並跑、領跑要同時進行，“沒有芯片的安全， 就沒有信息的安全，就沒有國家的安全”

最近中美貿易戰又出新熱點，美國宣佈將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實施長達7年的芯片禁售。中興事件，掀起中美貿易戰以來民間最為激烈的一次爭論，“缺芯”之痛再次成為國人熱議的話題。

2018年4月20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國芯工程”總指揮鄧中翰受邀出席全國政協舉辦的“人工智能的發展與對策”雙週座談會並建言獻策。

兩天後，鄧中翰在出席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數字經濟·閩江夜話”活動時表示，希望國家在政策上給予自主創新企業更多的支持，使我國儘快成為芯片強國。

作為工作在一線的科技工作者，鄧中翰一直走在芯片自主研發的路上：1999年，響應國家號召回國，在工信部、科技部、財政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投資和大力支持下，在中關村創建中星微電子集團，承擔“星光中國芯工程”，擔任工程總指揮。至今帶領團隊申請了3000多項專利，將數億枚芯片打入國際市場，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歷史，兩次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被譽為“中國芯之父”。2016年，帶領團隊研製出我國第一款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星光智能一號”嵌入式神經網絡芯片（NPU），支持對視頻、圖像等海量數據的人工智能應用。今年，還將推出“星光智能二號”人工智能芯片，它的功耗更低，學習能力更強，運算速度高出“星光智能一號”16倍。

“自主創新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希望國家在政策上給予自主創新企業更多的支持。”鄧中翰說，比如在金融資本、上市融資上給予更多支撐，在培養人才上給予更多重視。

自主創新，制定推廣國家標準

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是否存在新的泡沫？美國和中國在人工智能上究竟有沒有差距，在哪些方面有差距？我國在發展人工智能方面的發展策略應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鄧中翰認為自谷歌AlphaGo在圍棋上戰勝人類以及尤瓦爾•赫拉利寫了《未來簡史》等等之後，國際上對人工智能發展速度存在過高的期望，存在一定的投資泡沫。當然，就像前幾次高科技泡沫一樣，給產業上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資金投入，從而加速技術發展。

第二個問題，他認為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上還是比中國領先很多的。“在算法、芯片、技術、人才上，我們都不如美國。無論是圍棋，還是無人駕駛，我們都在追趕之中。”

第三個問題，鄧中翰認為，要加大產業資金投入，大力開發承載人工智能運行的自主芯片技術，把握以自主創新芯片來決勝人工智能新時代這一大方向，為中國人工智能穩步躋身全球領先水平掌舵護航。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技術要發展，必須要使用。要著力推進核心技術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鄧中翰建議，針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強化國家標準的制訂和執行。標準是同時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創造市場需求的最佳途徑。我們要面向市場來創新發展，制定國家標準，推動技術升級，藉助市場化應用促進行業發展。

“我們必須立足自主創新。”鄧中翰說，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只有自力更生”。在人工智能方面，跟跑、並跑、領跑要同時進行。公共安全視頻監控是公認的人工智能落地最快的場景之一，“是我國在人工智能上領跑的無人地帶和突破口”。鄧中翰建議，推動系列國家強制標準的落地，擴大在人工智能這一重大應用領域的優勢，自主創新，重點突破，加快建設人工智能創新強國。

初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職責

因為履職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歷，鄧中翰對全國兩會並不陌生。但今年第一次當選無黨派屆別的全國政協委員，仍然非常激動。

鄧中翰在全國兩會現場接受採訪

鄧中翰說，雖然他是第一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但是必須要盡委員的職責，本次全國兩會，他準備了三個提案。

第一個提案是關於在人工智能的時代下，如何打造我國的芯片，從而能夠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可以抓住先機；第二個提案是圍繞著集成電路產業在上市融資等方面需要進一步的扶持，“希望國家能夠對集成電路領域關係到國家戰略的產業進行扶持，從而能夠讓更多在技術上領先、在技術上有突破、對國家有重要的戰略支撐的企業能夠早一點上市”；第三個提案是圍繞國家的信息安全，特別是圍繞平安城市，將國內很多信息化設備的安全性，包括攝像頭安全性，還有其他公共安全設備的安全性，進一步的提升。

鄧中翰認為，包括他在內的從海外留學歸國、在中關村創業的科技人員都感到現在的機遇非常好，“國家提供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機遇，能夠將自己的科技成果應用於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面，並且能夠取得一定的成果，確實非常感動”。

1999年回國以來，鄧中翰始終致力於我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的研發、設計及產業化工作。這些年來，鄧中翰帶領他的團隊將數億枚芯片打入到國際市場，裝配在蘋果、三星、戴爾、惠普等國際品牌的產品中。“星光中國芯工程”團隊無論在專利申請、技術突破還是市場的應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績，特別是圍繞著公安部交給的重大國家任務，制定國家在公共安全視頻監控領域的國家標準，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鄧中翰率領團隊與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牽頭推動了我國GB25724公共安全視頻監控數字視音頻編解碼國家標準的制定，為我們國家在十三五期間能夠建成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程可控和全時可用的天網工程和雪亮工程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大家都知道制定標準極為重要，很多公認的一流企業定標準，過去國家也希望定標準，但是我們沒有核心的芯片，比如我國3G的推遲也是因為我們有了標準但是沒有芯片，因此這些年來我們通過芯片技術的積累、提升，申請了大量的專利，並且推出了我們核心的芯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國家的標準，推動了整個圍繞著智能化的天網工程和雪亮工程，為老百姓、為我們的社會提供平安城市、平安中國和立體化防控的體系，使得老百姓有更強的安全感，這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標，也是獲得感的重要指標。”

相對於國際很多暴恐事件、槍擊慘案而言，安全成了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名片，“能夠為這樣的一個工程在技術上進行創新、突破、制定國家標準、創造芯片，也是我們科技工作者、創新創業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一個光榮的任務”。

鄧中翰院士榮獲2005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大獎

從“彎道超車”到“換道超車”

公開數據顯示，每年我們國家進口的最大物資不是石油天然氣，也不是糧食，而是芯片，一年進口額多達2000多億美元。“沒有芯片的安全，就沒有信息的安全，就沒有國家的安全。”鄧中翰說。

一直以來鄧中翰從事集成電路產業和芯片設計研發，芯片技術是信息革命技術的核心和主要推動力，習總書記多次要求抓住不放、實現跨越。鄧中翰認為，芯片人在新時代有三條路來提升我們國家在芯片、在集成電路產業的創新能力：第一、在國際上成熟的技術路線上跟跑，通過我們人才、技術、政策各方面的扶持和積累，能夠實現趕超；第二、在抓住市場需求旺盛的新興的領域裡面，與國際的同行並跑，爭取在彎道中能夠超車，利用國內市場和廣大製造業的基礎，能夠實現彎道超車；第三、在一個新興領域裡，率先形成國際的第一個芯片標準，國際上的前沿科技還有很多無人地帶，要有勇氣去探索，並且在這樣的領域裡面首先插上我們的五星紅旗、我們的“中國芯”。

“圍繞著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的國家標準就是這樣的一次在無人地帶上的自主創新的實踐。”鄧中翰說，中央政法委、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財政部等九部委編制了《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十三五”規劃方案》，“星光中國芯工程”與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作為聯合組長單位牽頭制定了《公共安全視頻監控數字視音頻編解碼技術要求》（GB/T 25724，簡稱“SVAC國家標準”）和《公共安全視頻監控聯網信息安全技術要求》（GB 35114）國家強制標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國家“天網工程”“雪亮工程”的《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聯網共享應用標準體系》。該標準體系大量採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率先在實踐中全面建設一個上億部攝像頭的大的網絡，給社會提供安全和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信息化手段。基於自主開發的、安全可控的芯片、算法、設備和軟件，其技術總體處於世界領先水平，我國也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安防監控領域出臺技術標準的國家。

“我們通過標準、通過專利、通過芯片的研發，形成了一個自主創新的中國人的高地，從而能夠在這個領域實現領跑，我覺得這算是一種‘換道超車’的思維。”鄧中翰堅定地說，“因為集成電路、芯片具有很多廣泛的領域，由眾多的產品、眾多的技術組成的，我們不是靠單向的冠軍，我們需要跟跑、並跑、領跑三條路同時都要去追求，從而來實現我們芯片和集成電路產業整體的騰飛，在新時代下大有可為，中國正在穩穩當當地從第二經濟體走向強國，在這樣一個人生難得的機遇期中，我們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產業中做出貢獻，為我們國家打造創新型強國，特別是在芯片集成電路信息產業的核心地帶能夠創造業績是非常幸運和光榮的。”

面對人工智能的大趨勢，鄧中翰表示，在當下人工智能的時代，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獲得了包括業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家也專門出臺了關於推進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規劃和推進計劃，“星光中國芯工程”團隊經過幾年的努力，率先填補了國產芯片的空白，拿出了一款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具有深度學習神經網絡計算的處理器，名為“NPU”，稱之為星光智能一號，全國兩會之後即將推出星光智能二號，功耗將比一號更低，計算和學習能力提高到一號的十六倍，“星光中國芯工程”在技術上不斷保持著自主創新。

鄧中翰表示，用標準帶動應用，以應用催生市場，從市場創造需求，再由需求引導技術創新與進步，是國際巨頭實現技術領先和市場壟斷的“鐵律”。近年來，SVAC國家標準被廣泛應用在天網工程、平安城市、雪亮工程、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數字邊境等國家重大項目建設中，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邊防安全、社會穩定、城市建設、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等方面做出了貢獻，並在技術上實現了“領跑”。

2017年，鄧中翰院士受聘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科技委顧問

結束中國“無芯”歷史

回國創新創業之前，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學科的學者，曾在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工作，負責超大規模CMOS集成電路設計研究，並提交了多項美國發明專利申請。

鄧中翰從小和所有同齡的男孩一樣，喜歡科學，崇拜科學家。這種天然的喜愛和在當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理想影響下，鄧中翰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系就讀。

在1992年，一箇中國學生能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錄取是罕見的事，不過，發生在鄧中翰身上，大家覺得一點也不奇怪。在這個產生諾貝爾獎大師最多的高校裡，鄧中翰感受到硅技術和信息技術最前沿的衝擊，他決定選修與自己專業有一定距離的電子工程專業。面對學校對他“知識結構有欠缺”的擔憂，鄧中翰閉門苦讀，最終以全A的成績順利拿下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1997年，鄧中翰結束了學習生涯，來到硅谷自主創業。上天對鄧中翰似乎格外優待，他創辦的一家研製高端平行數碼成像技術的公司很快獲得了成功，公司市值頂峰時達到1.5億美元。看起來，他已經實現了富裕而安逸的“美國夢”。

就在這時，鄧中翰遇到了時任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院士，他向鄧中翰提出了一個沉甸甸的問題，“中國半導體工業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麼好的辦法。”聽完介紹，鄧中翰意識到：作為電子信息領域的核心，中國的芯片技術必須發展起來。

一種時代賦予的責任感讓鄧中翰心中為之一動。1998年，在一次與中央領導的座談中，鄧中翰彙報了關於企業創新發展的大膽見解，他提出不能僅僅靠國家實驗室的方法來創新，還要建立起支撐創新的產業，通過產業來推動國家的創新發展。他的報告得到了高度讚賞，前方的路豁然開朗。1999年的7月，鄧中翰正式踏上了歸國創業之路。

回國創業落戶中關村，接下來一系列實際的問題迎面而來。萬事開頭難。公司成立不久，就遇到了一些讓鄧中翰頗為費神的事：“為什麼註冊公司要先有辦公室？為什麼招聘的清華畢業生需要北京戶口？”

到了1999年冬天，辦公地的暖氣不足，而且下班之後暖氣就停了。初創企業，要節約成本，鄧中翰想著省一省，熬過這個冬天就好了。到了2001年，資金斷流的危險即將顯現。經過反覆權衡，鄧中翰和幾位創始人狠下心，決定用他們的個人存款、房產和股票抵押給銀行貸款。

除了資金“斷流”，鄧中翰還面臨人才“斷流”，當時，國內幾乎找不到有經驗的芯片設計頂尖人才，鄧中翰不得不親自上陣，到清華去兼任教職，培養芯片人才。

直到2001年，第一枚百萬門級超大規模數碼圖像處理芯片“星光一號”正式研製成功，第一塊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世界領先的多媒體芯片誕生，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歷史。

之後的幾年，“星光中國芯工程”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星光一號”到“星光五號”數字多媒體芯片接連推出。2005年11月，中星微電子集團順利實現了又一次華麗轉身——在美國成功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憑藉核心技術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國內高科技公司。

2009年，41歲的鄧中翰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鄧中翰院士受邀回到中國科技大學演講

如今，“星光中國芯工程”的多媒體芯片全球銷量更是高達數億枚，成功佔領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市場份額60%以上。鄧中翰也因此收穫了很多榮譽，被譽為“中國芯之父”。

美國對中興芯片禁售7年之後正是“中國製造2025”所對應的2025年。作為一名芯片人和科技工作者，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芯片的國際地位，鄧中翰覺得他和他的團隊責無旁貸，更是使命在肩。

對話鄧中翰·新時代下的責任和機遇

《中華兒女》：最近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芯片出口給予了全面的封鎖。作為一個從事芯片研究的工作者，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鄧中翰：芯片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是買不來的，必須走自主創新的道路。自主創新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希望自主創新企業在資金、人才培養、產品應用上獲得更多的支持。

鄧中翰：我們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與改革開放深深地聯繫在了一起，我20歲出國留學，30歲的時候應邀回國創新創業，40歲成為從事國家的戰略任務的完成人，我感受到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重大舉措、每一個重要的改革，包括機制、包括在思維上對我們深刻的影響。我過去從一名學生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出國留學的政策，能夠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去留學，拿了物理學的碩士、經濟學的碩士、電子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的博士，掌握了很多後來非常有用的知識和本領，我覺得這一點在過去年齡比我更大的一些人是很難想象的。之後中國進入到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在創新、在產業的發展上突飛猛進，我在硅谷創業成功之後感受到國家的吸引和號召，能夠較早的、1999年就回到北京中關村開始承擔“星光中國芯工程”，擔任總指揮，並且做出中國的第一顆芯片通往國際市場，徹底結束了“無芯”歷史，我這樣的人生機遇是離不開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我們不僅送留學生出去，還能吸引他們回來。

擔任院士之後，又承擔國家的天網工程、雪亮工程的標準的制定，這樣的一個舉動不僅僅是國家戰略工程的需求，技術上也是國際前沿的無人地帶，國際上沒有這樣的標準，通過我們芯片的創新、通過我們申請大量的專利、通過我們形成的這樣一個國家的標準，能夠在人生這樣一個階段為國家重大的建設和圍繞著公共安全、國家安全的科技創新事業做出這種貢獻，是每一個科技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我所崇拜的偶像錢學森先生，他曾經也是留學出國，然後在國家建設的初期就排除很多困難回到祖國，在“兩彈一星”的工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形成了今天我們稱道的“兩彈一星”精神。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考察時指出，過去在外部封鎖下，我們自力更生，勒緊褲腰帶、咬緊牙關創造了“兩彈一星”，這是因為我們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下一步，科技攻關也要發揮“兩彈一星”的自主創新精神，要摒棄幻想、靠自己。我們這些在新時代下成長髮展起來的科技工作者趕上了改革開放，我們出去留學，回國創新創業，我們又擔任國家重要工程的承擔者，能夠將錢學森這樣的“兩彈一星”精神在我們的人生中能夠貫徹實施，我們是非常幸福的。有了這樣的偶像，能夠有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的機遇下學習我們的偶像，可以一步步追尋著偶像的腳步，去成長、去為國家做貢獻，也實現了自己的人生，我覺得這也是印證了我們的改革，讓更多的人能夠在國家的發展和建設中實現美好的人生，也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貢獻，這樣的人生是非常幸福的。

鄧中翰院士參加北京工業大學信息部成立揭牌儀式

鄧中翰院士為北京工業大學2016屆畢業生撥穗

《中華兒女》：如今歸國創業形成了一種潮流，但您是1999年回來的，當時這個創業的環境並不是那麼興盛，您當時是什麼樣的初衷促使您回國創業？

鄧中翰：我在硅谷創業成功後，1999年應邀回國參加五十年國慶觀禮，在觀禮臺上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我為國家從解放以後到改革開放，在工業、農業、教育、國防等各個領域取得的成績感到非常的驕傲和自豪，同時又很慚愧地捫心自問，國家的建設自己還沒有參與，那時候國家非常希望能夠在硅谷、在集成電路產業裡面有自己的力量，所以在國家領導人的號召之下，兩個星期後我就擔任了“星光中國芯工程”的總指揮，為此回來之後就沒有再去美國發展，就留下來了，後來到2001年拿出第一枚芯片打入到國際市場，2004年榮獲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005年中星微電子集團也在美國的納斯達克率先作為中國核心技術企業上市，就這樣一路走來，正是一種不忘初心，在回國的過程中爭取為國家做點事情。

鄧中翰：新時代我們一定要走新的發展理念指引的道路，特別是創新驅動發展，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芯片的研發者，深刻感受到在新時代下我們的責任，也同時感受到這是一種重大的機遇，我很希望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夠在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引下，能夠通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實現我們的強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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