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以美國的現實為研究資料來源的。他指出，在美國，人們平均受教育的時間越來越長，人口中25 歲以上者在校學習年限的中位值在1940年為8.6年，1950年為9.3年，1960年為10.5年，1970年為12.2年。然而，教育的發展與技術、經濟和生產的發展並無直接關係，人在學校的成績與他事業的成功與否也沒有直接的關係。
第一，從技術方面看，勞動者教育水平的增長並未帶來高技術工作比重增加、低技術工作比重下降這樣的轉變；第二，從經濟增長看，掃盲程度以上的教育對經濟發展並沒有明顯的貢獻；第三，從生產效率角度看，教育水平與工作效率並不如想象中是線性正相關關係，教育水平在實際工作中不但往往起不到提高生產效率的作用，有時反而會起到降低生產效率的作用，因為據統計，在教育程度高到某一程度的人們中，對工作的滿意程度同其教育水平呈反比關係，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對自己的職業越不滿意，由對工作的不滿導致工作效率的降低；第四，各種專門技能的職業訓練往往是從工作實踐中得到的，而不是從學校中得到的；第五，學生在校成績與事業成功程度的微弱關係表明，學校對實際工作技能的訓練是極其無效的。“學校對於學習來說是個極其無效的所在。”這句話聽上去實在可笑，柯林斯式的幽默令人不寒而慄。
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衝突論的代表人物，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社會學、社會衝突、關於政治與經濟變遷的宏觀社會學，著有《文憑社會》《衝突社會學》《社會學四大傳統》《哲學社會學》《互動儀式鏈》《暴力》等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
教育的作用實際上是什麼？
那麼教育為什麼還會不斷髮展，它實際上在起什麼作用呢？根據柯林斯的研究，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為文化證書（cultural credentials）和社會流動的障礙（mobilitybarriers）——他又來了，教育非但不是社會流動的階梯反而是其障礙！教育是管理人員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關卡，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關卡，要想過關必須付出代價。
對西方社會的觀察發現，教育水平與事業的成功有明顯的正相關關係，那些實業界精英與社會的中下層人士比較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是，柯斯林指出，教育是家庭背景的依變量，而不是事業成功的自變量。這種關係很像教統計學的人常舉的一個例子：將火災的損失大小與出動的救火車數量相比，表面上看二者有互相關關係，即，某次火災出動的救火車數量越多，火災造成的損失也越大。其實這兩個變量並無因果關係，而二者同是另一因素—火災規模的依變量。在柯林斯看來，教育與事業成功之間表面的正相關關係是虛假的，在二者背後有一個共同的自變量—家庭背景。家庭背景與能夠提供的學費成正比，能夠決定人是否得到文憑，得到什麼質量的文憑，從而決定了其事業的成功與否。
柯林斯在其著作中將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政治性勞動（這一區分與凡伯倫在《有閒階級論》中對生產性工作和非生產性工作所做的區分十分相似）。生產性勞動創造物質財富，政治性勞動規定財富分配的標準。社會上的兩大主要階級由此區別開來：工人階級進行生產性勞動，統治階級進行政治性勞動。雖然兩大階級都在耗費著精力，但生產物質財富的是被統治階級，決定財富分配的則是統治階級。
作者創造了一個新概念：職業地位財產（property in occupational position）。隨著社會總財富的增長，在物質的或財物上的有形財產之外，又產生了一種職業地位上的無形財產，即閒職（sinecure sector）。擁有職業地位財產的人不一定有錢，但卻脫離了生產性勞動。生產和社會總財富的增長使可以進入政治上層建築的相對人數和絕對人數都增加了，在職業結構內部閒職的相對數量和絕對數量也增加了。問題是誰有資格得到這些閒職，即社會憑什麼標準選拔這批人？按照柯林斯的說法，在過去是憑公開的等級身份，而在現今社會則是憑文憑（證書）。說得露骨一些，人們花錢上學校並不真是為了學什麼，而是為了買一個更好的社會地位——一個閒散職業。
總而言之，教育雖然不能增加社會流動的機會，不能改變父子兩輩職業的相關程度，甚至也無法提供職業所需技能，但教育水平的證書卻實實在在地成為換取較優受僱機會和挑選較優職業條件的通貨。它對一些人是獲得閒職的憑證，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絕了往上爬的念頭。
怎麼辦？
鑑於教育證書的通貨性質，人們應當採取何種對策呢？柯林斯將可能性概括為七種：
（1）文憑資本主義——不加管束，讓人們自由競爭。
（2）文憑社會主義——倡導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3）文憑族裔世襲主義——使某些優秀種族獨享教育機會。
（4）文憑法西斯主義——將某些種族排斥於教育機會之外。
（5）文憑激進主義——免費教育或取消教育。
（6）文憑凱恩斯主義——承認教育的人為的經濟的性質。
（7）文憑廢除主義——通過立法將證書全部廢除。
柯林斯本人贊成（6）和（7），以為文憑凱恩斯主義至少是誠實的，而文憑廢除主義也是可行的。他設想通過立法禁止在僱人時以文憑為依據，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最終防止收入的不平等，從而在不必涉及現行物質和金融資本制度的情況下，打破“文憑社會”的舊秩序。這就是作者為社會變革開的藥方。
《文憑社會》一書不乏卓見。對於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來說，用教育投資換取社會地位的意味確實很重。人們所受教育的很大部分在工作中實際上是用不到的，如果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為什麼人們還要辛辛苦苦地學習，不厭其煩地考試呢？這種社會行為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按照作者的分析就是為了獲得一份閒職、一份職業地位的財產了。這一論斷的真理成分是很明顯的。我們因此大可不必迷信教育，迷信文憑（證書），而是應該把它放到它應有的位置，即文化通貨的位置上去。
但是，這項研究在我看來有兩個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它對教育的概括在理工科方面不完全符合事實。事實是理工科教育對基礎科學的研究不是在工廠、研究所的實踐研究完全可以取代的。現代一些高精尖的科技發展往往是由教育系統純理論方面的發現為其先導的，以為由於大部分技能都可以在生產過程中學到因而可以取消大學的基礎研究，那是站不住腳的。此外，許多理工科教育正在同實踐生產發生越來越多的直接聯繫，因而很難下結論說，學生在那裡的學習不是為了獲得生產技能，而只是為了一紙證書。
其次，取消證書的設想具有空想性質。我們即使退一步，承認作者對教育性質的分析完全正確，即教育只是為了提供文化證書和設置社會流動的障礙，它仍然是難以廢除也不應當廢除的。因為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確定那些應當得到閒職的人選。如果說在西方社會由於上學需要大量投資，由教育進行的選拔實際上是由金錢和社會背景進行的選拔因而不大合理的話，那麼在中國這種九年制義務教育（不必由個人投資）的體制下，根據教育（證書）來選拔卻可以說是一種比根據其他標準選拔更合理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實驗的慘敗對柯林斯來說應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文革”廢除大學教育幾年之後，比柯林斯浪漫氣質更加濃厚的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大學還是要辦的”。即使完全不考慮整個民族知識水平的問題，僅就柯林斯提出的“提供據以選擇閒職人選的標準”這一理由，也使得教育的必要性頑固地顯示出來。教育革命於是實驗了另一個標準——由工農兵推薦，使獲得閒職的人換成了一批初中水平的大隊支部書記和團委書記。錯誤並不在於由一般工人、農民和士兵佔據社會的非生產性職務，而在於它是根據什麼標準選擇的：它是根據權力選擇的。“文革”後恢復的統考雖然並非無可指摘，但用學習成績為標準作選擇，當比僅僅用權力為標準作選擇更公平了一些。誠然，統考在條文上的機會均等並不是在實際上的機會均等—農家子弟由於勞動負擔重和鄉村教育水平低，在實際上並未得到同等的機會，但這條文上的機會均等比起“文革”中連條文上的機會均等也沒有總是強了許多。因此，在社會只能選擇一部分人進入閒職的情況下，證書作為通貨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到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人人都可以只用極少勞動獲得舒適生活時，或許證書的通貨價值將自行消亡。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我們除了繼續生活在一個文憑社會中，似乎別無選擇。
（包郵）
2018社會學薦書（第2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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