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1年前，情況還完全不同。當時，電影製片人RJ 卡特勒(RJ Cutler)決定製作一部關於一本時尚雜誌的電影。可投資者對於投資一部講美國版《VOGUE》雜誌的內部運作及其不可一世的主編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的電影並不太感興趣。“一個投資者對我說，‘誰會想看一部講如何製作雜誌的電影？不就是一群人圍著版面站著嗎。’”卡特勒說。可最終推出的《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無論是口碑還是商業上，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大批時尚紀錄片也隨之湧現。
“時尚界的一個特點在於，每過幾年都會出現一個新的熱門話題供挖掘。”卡特勒說，“而那些成功適應了瞬息萬變的時尚界的人，會更加因為他們持久的影響力而成為傳奇。誰不想看到一部展現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那非凡職業經歷的紀錄片？或是關於聖洛朗(Saint Laurent)的電影？現在，有一部關於安德列的紀錄片——從某種程度上講，講述安德列•利昂•塔利的故事，就是講述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
卡特勒說的是由凱特•諾瓦克(Kate Novack)執導的電影《時尚男魔頭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André)，5月份剛在美國上映。該片講述了安德列這位《VOGUE》傳奇人物的成名之路，以及童年在深受《吉姆•克勞法》（Jim Crow——又譯《黑人歧視法》）影響的美國南部度過的安德列是如何養成了爭強好勝的性格的。馬克•雅各布斯(Marc Jacobs)和安娜•溫圖爾等時尚巨頭對他不吝美譽。片中還有一些他與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在The Factory開派對，以及與弗裡蘭在Met時尚盛典合作的老鏡頭。但影片並未侷限於炫目的時尚：片中最坦率的場景是塔利對時尚業內種族主義的描述。
Marketa Uhlirova於2006年創辦了時尚電影節(Fashion in Film Festival)。當時，時尚主題的紀錄片仍相對少見。如今，她發現，這已經是“一股看起來沒有盡頭的潮流”。Uhlirova將這股熱潮歸因於人們開始對聚光燈背後的真實情況感興趣。“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時尚的受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得多。”她說，“人們渴望經歷一些沒見過、又真實存在的生活，加上便利的數字技術，就導致原本十分私密的個人傳記出現井噴。”
“時尚就像一面哈哈鏡。真實，但更有趣，更嚇人，更包羅萬象。”《迪奧與我》(Dior and I)的導演Frédéric Tcheng說道。影片記錄了拉夫•西蒙斯(Raf Simons)剛接手這家法國公司的創意總監職務之初混亂的幾周。Tcheng目前正在製作一部關於設計師候司頓(Halston)的半虛構半紀錄片電影。但他希望自己與越來越多已被各品牌用作一種市場營銷手段的影片劃清界限。“‘內容’這個詞我不喜歡。”他說，“但‘品牌內容’（branded content）肯定死路一條。電影製作者必須明白這一點。”
當然，所有真正偉大的紀錄片都必須真誠，又有批判性視角。你需要信任，但也要保持距離。時尚界人士並非最容易拍攝的對象。“他們自己也是形象打造者，肯定希望有掌控權。”Tcheng說道。
有關掌控權的爭議顯然也是今年早些時候上映的紀錄片《Westwood: Punk, Icon, Activist》慘敗的問題之一。韋斯特伍德對影片的剪輯十分惱火，稱影片“很平庸”，對她的社會活動關注也不夠。
“重要的是把我心中她的真實形象表現出來。”導演洛娜•塔克(Lorna Tucker)表示，“這本來就不是她的時尚品牌的廣告，或純粹講述她的社會活動。是我對她一生的描述，為了紀念她的一切，無論是好是壞。”
電影製作者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可能反覆多變，但紀錄片製作的前景看起來一片光明。“非虛構紀錄片界有更多的發行和融資渠道，所以今後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卡特勒說。此外，我們的文化也在不斷變化。“我的女兒兩歲半，就已拍過數千張照片，幾百個小時的視頻，而她還只是個小孩子。再過30年，你可以把一個人——比方說，美國總統——的一生都記錄下來，從她或他出生到當選。你可以給任何人制作紀錄片。”
但如果可以給時尚人士製作電影，為何還要給其他人制作？“他們個性更鮮明。”卡特勒說，“他們極富才華，美貌，衣著華美。他們的工作利害攸關——全球時尚市場規模高達萬億美元，覆蓋所有人。時尚可謂講故事的絕佳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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