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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2018.6期《影視製作》雜誌
至今為止完成3 部紀錄作品，卻有2 部進入電影院線，並且作為紀錄電影這樣的非熱門類型，均贏得了票房和口碑的佳績。身為 《喜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宮修文物》兩部紀錄片的導演，蕭寒以一己孤勇之力將紀錄片帶進影院，也帶動了國內紀錄電影市場的復甦，一批紀錄片導演和作品在近年湧現。
蕭寒本人並不是科班出身， 他畢業於中國美院國畫專業，多年美術的學習對他日後的紀錄片創作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畫畫給我帶來觀察力和想象力的訓練，也使我對審美、構圖、色彩都有著天然的敏感，尤其是畫人物的經驗讓我對人物特別敏感，對於人性有深度的觀察，而在各地的寫生與日後紀錄片田野調查的體驗則是相通的。”畢業後，蕭寒先後做過主持人、大學老師等各種職業，當年近40 之時，自身的人生閱歷、認知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在這樣的時間點，他開始尋找一種方式去將內心的思考和對世界的看法表達出來。這種表達的慾望與紀錄片創作一相逢，便是水到渠成。2010 年，蕭寒選擇去麗江放空一段時間，在麗江他認識了很多漂在那邊的人，在跟他們聊天的過程中，突然有一種衝動把這裡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狀態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知道世界上有人選擇這樣的方式在活著。在這種創作衝動下，他帶著一位學生助理，用DV 在麗江拍攝了三個月，用三個月的時間去與這些人交流生活，記錄他們的狀態，就這樣，他的第一部紀錄片《麗江·拉夫斯基》誕生了。
每個環節都帶著一種無知者無畏，就是以探索的方式在不斷往前衝。
——蕭寒
《麗江·拉夫斯基》這個小體量的作品完成了蕭寒對於整個紀錄片創作過程的認識和把握，而在《麗江·拉夫斯基》的剪輯過程中，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雷建軍老師鼓勵他繼續沿著紀錄片的道路前行，並提供了手中的一個選題。這個關於一群西藏拉薩登山學校的年輕人的故事打動了蕭寒，他下定決心“我一定要拍”，就這樣《喜馬拉雅天梯》啟動了。《喜馬拉雅天梯》以一種旁觀記錄的方式講述了西藏登山隊的故事，這是創作團隊在一開始就達成的共識——客觀真實的呈現。蕭寒認為紀錄片把人物的命運和故事真實的呈現出來非常重要，而不需要給答案。“千萬不要低估觀眾，每位觀眾有自己的經歷和認知，他會從自己的內心投射去理解他所看到的別人的故事。”因此從一開始創作直到今天，他始終是在真實的呈現那些會觸動觀者內心的、豐滿和真正有故事的人物。《喜馬拉雅天梯》作為描述登珠峰這一事件的載體，他並不是一部純粹拍攝登山的片子，背後想呈現的還是這群人。關於登山運動，實際上大家都有分歧和爭論，包括創作人員自己對於登山的價值都有不同認知。但在影片中並沒有去探討登山的意義，而只是將過程呈現出來讓觀眾自己去理解，每個人可以自己去選擇和認知。最重要的是通過讓觀眾瞭解這一事件和人群的命運故事，可以讓更多人的內心有投射，從而反觀自己，這可能是蕭寒真正想要去達到的創作目的。
·《喜馬拉雅天梯》的藏族攝影師
如今回想起《喜馬拉雅天梯》的拍攝過程，蕭寒表示很大程度上僅僅憑藉著一種“無知者無畏＂來開始的，因為此前也去過好幾次西藏寫生，對於去西藏拍攝這件事並沒有覺得有多難，實際拍攝過程才發現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難。拍攝初期只有蕭寒、雷建軍、梁君健和兩個學生組成的小組，開拍沒多久就發現如果要把這個選題做的更深入、品質更高，必須要有更強大的團隊來支撐。首先攝影師不懂藏語，就沒有辦法去準確的感受被採訪人的反應並進行溝通，當下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尋找藏族的攝影師，另外珠峰拍攝還需要高海拔地區的給氧配器。此外，從《麗江·拉夫斯基》之後蕭寒便萌生了特別強烈的願望，希望紀錄片能夠走進影院，讓觀眾能夠更安靜的進入、體會紀錄電影中的故事和人物。當時在國內的電影市場上，紀錄片幾近空白，而在他心裡，始終認為紀錄電影更應該去電影院放映，因為只有在影院中才能具有黑場中的儀式感，從而帶來觀影過程的沉浸感。因為心裡這種強烈的衝動，他對《喜馬拉雅天梯》的製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畫質上要達到4K。就這樣《喜馬拉雅天梯》的拍攝規模與開始預期的相比越來越大，最多時達到了十人左右。攝製組克服環境和經費的困難，堅持拍攝了14 個月，積累了大量的素材，最終完成了成片。
·《喜馬拉雅天梯》工作照
創作的事兒解決了，而如何讓這部紀錄電影走進院線，這是更大的難題。對於蕭寒來說最根本的困難在於根本不知從何下手。“《喜馬拉雅天梯》對於我們來講，真的每個環節都帶著一種無知者無畏，就是以探索的方式在不斷往前衝。”上院線也是如此，從開始的什麼都不知道，到慢慢了解需要先做拷貝，再做發行、宣傳等等。如果說創作的過程是自己可以把握的，那麼這個進入院線的過程究竟會產生怎麼樣的結果，院線是否會給排片，會不會上映只是一日遊，所有人心裡都沒有底。蕭寒憑藉一股孤勇之氣，懷著很大的儀式感在做這件事情，他心裡想的是無論結果如何，最重要的是完成讓紀錄片走進影院這件事，同時也希望能有更多人能在院線看到這部紀錄電影。確立了這樣的目標，首先便要去努力尋找這部電影的真正的第一批觀眾——也許是喜歡紀錄片的人、也許是戶外極限運動的愛好者，也許是強烈喜歡西藏這樣自然景觀的人，如果他們覺得好就會去傳播這部片子。懷著這樣單純的想法，他們開始努力地一步步的尋找核心受眾，並在這個努力往前走的過程中，用真誠打動了觀眾。“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宣傳技巧，就是特別真誠的把我們拍了什麼，我們為什麼做這件事，做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很真誠、很詳細的描述出來，告訴我們身邊的人，讓身邊的人再告訴更多的人。”也許很多人正是被這樣的探索和努力的執著精神所打動，也開始幫忙吶喊，在當時的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很多關於《喜馬拉雅天梯》的自發推薦和討論，從而讓這部片子的票房奇蹟般的突破了一千萬。
為了把《喜馬拉雅天梯》的故事更加展開，之後蕭寒還基於五六百小時的素材重新剪輯出了一個五集的電視版本，將故事進一步的展開娓娓道來。而蕭寒的第三部作品《我在故宮修文物》則恰恰相反，走了一條從電視暴紅，而邁向大銀幕的路子。
關注小人物，將他們觸動自己之處呈現給觀眾，是我一脈相承的風格。
——蕭寒
《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拍攝也是一個巨大的機緣。製片人雷建軍老師在五年前就開始關注故宮文物修復師這樣一個群體，並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如此高等級國寶文物的修復在平時是很難拍到的，恰逢故宮博物館90 週年大慶，故宮主動聯繫央視拍攝一部紀錄片，同時90 週年有一場文物修復展，正好與這個選題相契合，於是在做《喜馬拉雅天梯》後期的同時，前期攝影團隊就馬不停蹄的進入了《我在故宮修文物》這個項目的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最大的拍攝難點就是時間的限制，需要緊鑼密鼓的在四個月內拍攝完成，並且在90 週年大慶前製作出來，於是攝製組在最快的時間內完成了三集的電視版本，在央視播出時取得了不錯的收視率，但當時並沒有引發特別的話題。未曾想兩個月後片子被網友上傳到B 站以後引發了網絡上的火爆，這是他們所始料未及的。
如今回想起《我在故宮修文物》在網絡上引發的自發傳播，蕭寒表示可能與B 站年輕人的人群屬性有關——年輕人對於喜愛的東西的傳播熱情特別強烈，同時他們會以相同的審美和價值觀來判斷區分彼此是否是同一人群。實際上蕭寒對於年輕人的二次元世界並不是特別瞭解，當時甚至完全不知道還有B 站這樣一個平臺。他表示他在創作中並不會特意去考慮年輕人的觀感，而《我在故宮修文物》之所以打動年輕人，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兩點，一是人物的感情點。所謂二次元人群和所有的觀眾在人性的深處具有同樣強烈的共鳴，只要其對於感情的認知和理解能夠被某個東西所打動，就會產生相同的認同感。實際上蕭寒所有的紀錄片一直在記錄不為人知的人群，從《麗江·拉夫斯基》那些漂著的年輕人，到《喜馬拉雅天梯》那些西藏登山學校做高山向導的年輕藏族小夥子、姑娘們，再到這群深藏在故宮裡的修復師，他始終在呈現一些既普通，但身上又具備一些不太普通的特質的人群。他們的普通在於和大眾的衣食住行、情感審美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他們的不普通在於他們所從事的那些並未受到關注的事。關注小人物，將他們觸動自己之處呈現給觀眾，可以說是蕭寒所有的紀錄作品中一脈相承的風格，而這些普通人的身份，他們的喜怒哀樂、生活命運也一定是很容易和觀眾產生共鳴的。第二點是講故事的方式。從一開始拍攝蕭寒就採用了真正近距離的跟拍，讓攝影師融入到修復師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貼近的跟蹤拍攝。在大量最真實、最自然的生活狀態、工作狀態的素材積累之下，才能支撐出最終剪出的成片。同時，講述故事並非採用說教式的羅列故宮的文物修復過程、歷史沿革等等，更多的是人物的塑造，將人物立住了才能打動人，而觀眾最終還是被人物和故事所感染。
· 鐘錶師王津的故事吸引了很多觀眾
在人物線索的選擇上，《我在故宮修文物》是多線進行的，通過如青銅、鐘錶、字畫、漆器等不同文物門類來呈現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部門的整個群體。在多線並行的同時也有一個明晰的驅動線，也就是所有人都在為之準備的90 週年大慶修復展，圍繞這條線索每個部門都在忙碌，也有像萬壽屏一樣涉及織繡、木器、金屬等多個部門的協調。人物在這條故事線下以群像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整個修復展過程當中，每個人又在呈現他自己所在做的那個門類。例如鐘錶師只有兩個人——王津老師和亓昊楠師徒，正逢90 週年修復展他們需要修復一個特別精美的銅鍍金鄉村音樂水法鍾，蒙著一層灰的齒輪經過幾個月修復之後變得如此精美，這在拍攝過程中就讓蕭寒十分震驚，當時他就覺得觀眾一定會產生共鳴，“首先我們的感受和觀眾是一樣的，我們也是旁觀者，只不過在整個觀看過程我們的鏡頭代替了觀眾的眼睛。我們看到的能夠觸動我們，讓我們欣喜若狂，那觀眾一定也會有反應。”果不其然，王津老師精湛的技法和儒雅的個性“迷倒”了一眾網友。
· 修復師的普通人狀態與故宮大背景的碰撞
未來理想的狀態並不是某一部紀錄片的票房成功，而是市場上每年都保持有五部以上票房過千萬的紀錄電影，這成為常態。
——蕭寒
目前蕭寒正在創作的《一百年很長嗎？》仍然將以電影的形式與觀眾見面。他就像《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姐妹篇，關注了一群最普通的手藝人。這部記錄電影用超過十萬公里的拍攝跨度來記錄那些中華大地上最角落的手藝人的生存狀態、命運故事，呈現普通人的故事，呈現故事中打動人的地方，這是他選擇人物和拍攝突發情境時最必須的動力。從最北部的新疆拍攝到最南部的廣東，從浙江、江蘇、四川走到香港、臺灣，前後調研了100 多個人物，最終拍攝了十幾個人物。蕭寒感覺非常幸運，在2017 年初到2018 年春節整整一年的拍攝過程中，這些人物發生了特別多戲劇性的故事，有的詼諧有趣，有的則笑中帶淚，蕭寒認為他們的故事特別打動人，甚至會超過自己之前拍攝的幾部片子。由於從一開始創作就朝著進影院努力，因此蕭寒非常重視紀錄作品的視聽感受。尤其在數字化之後，高質量的設備從成本和獲得途徑上都更為容易，因此蕭寒在創作中都會盡可能的採用最高的標準，從《喜馬拉雅天梯》開始用佳能4K 攝影機，到後來幾乎都採用的商業電影主流的攝影設備，這次《一百年很長麼》採用的都是RED攝影機，並且達到了5K 的分辨率，從畫質到整體的視聽品質都對記錄好故事和人物起到了保障作用，他也表示更高標準的視聽感受也會讓觀眾更容易、更好的進入到故事之中。這部紀錄電影目前正在緊張的後期之中，預計將於年底之前與觀眾見面。
讓紀錄片走進影院，讓紀錄電影作為電影市場的一個類型呈現，這是蕭寒從一開始到未來始終如一的執念。在他的影響之下，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這件事當中來，去年《二十二》等紀錄電影也在市場上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蕭寒認為，雖然目前紀錄電影的放映和投資環境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紀錄電影並不是賺錢比例很高的一個門類，從投資到創作很大程度上還是需要情懷的支撐。未來理想的狀態並不是某一部紀錄片的票房成功，而是市場上每年都保持有五部以上票房過千萬的紀錄電影這樣的常態，哪怕相對整個電影市場份額來說很微小，它也是電影市場上不可缺的一個類型。每年五到十部紀錄電影得到一定體量的觀眾的認可和接受，讓走進影院去看紀錄電影成為很大一批數量的觀眾可以做的選擇，這才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紀錄電影市場。對於創作者本身，蕭寒認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或招數去吸引觀眾，任何宣發、營銷的技巧策略都是輔助手段，紀錄片還是要回到技術和它的情感內核，靠內容說話，只能將打動自己的東西傳達給更多觀眾，真實的告訴觀眾拍了什麼，為什麼會被拍攝的東西打動，這樣觀眾也會被它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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