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同學們突然聊起顧城：他為何殺妻自殺？
並不遙遠的1993年，他真是死在時代的轉折點上。小平南巡剛剛結束，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大幕即將開啟，互聯網正在飛奔而來的路上。隱約的感覺是，一個詩人，和理想主義又魯莽脆弱的1980年代有了命運的暗合，出了醜，獻了祭，成了人格鏡像。
都說顧城是渣男，出軌，三人同居，殺妻，自殺，是個瘋子，樁樁都死有餘辜。
這話沒什麼不對的。不過，批判一個人總比理解一個人要容易得多。理解一個人的處境和他的變異，才能挖掘悲劇的源頭。
現在想想，顧城真像是個中年危機+轉型失敗+抑鬱症+激情犯罪的案例。
整個1980年代，他都是中國頂尖的詩人，寫出多少時代的箴言，多少人崇拜追隨，又有多少爭議和壓抑。他不愛混圈子，又對1980年代末的時代現實感到失望。他想不出更好的出路，又實在無處安放，於是嚮往海外的世外桃源。
但世上哪真有世外桃源呢，這個初衷本身就太理想化了，有強烈的末世悲劇意味。
在新西蘭，他沒了工作。他是個詩人，詩人就是不能接受現實的人。他只會寫詩，現實生存能力為零，教書教書幹不來，養雞養雞幹不來，而他唯一會的寫詩，因為離開了母語環境也變得毫無價值。
當一個詩人不成其為詩人，一個人和自己的天命漸行漸遠，到底要如何生活下去呢？
顧城是個沒有力量的人，他不知道。他只是追隨本能和天賦在這個世界生活。他的天賦太高，又高到讓他瞧不起其他領域的智慧。
當年還沒有抑鬱症這個說法，人人都說他瘋癲和古怪。其實這個男人的自信已經日益全面崩潰，他不知道該怎麼生活下去。出軌、三人同居、對妻子的脾氣，是一個手足無措的巨嬰，走投無路，在掙扎。
本來還有活路。妻子建議回國，他好面子，拒絕了。他害怕成為一個失敗者。當然，回國好歹還可以在自己的土壤上繼續寫詩，但顧城以他詩人的敏感，似乎已經意識到正在和即將發生的巨大變化。詩人即將成為被時代遺忘的存在，身為一個天生的詩人，他在自己的來處將無處容身。
時代在拐彎，詩人顧城被從既有的社會結構裡拋出去了。他能夠創造美，但無法煥發力量。在他無能為力又胡亂掙扎的時候，裂縫已經越來越大，他就快要掉下去了。
顧城像巨嬰，妻子就像他的母親。到了後來，顧城在激流島上已經徹底處於孤絕狀態，他和一整個世界都失去了聯繫，而他的妻子就是最後一跟晃晃悠悠的細線，讓他和世俗的人生還保留一絲絲聯繫。他要是喊，還有別人能聽見。他要是哭，還有人能有反應。
這種關係，是一種至痛的罪惡。他絕對地依賴她，又深刻地恐懼——她會讓自己更加失去自我，甚至她的存在就成了他無自我的證據。因為恐懼，他折磨她，折磨之後，他又愧疚難當，每一次都更加討厭自己。
詩人的人生已經成了一個看起來無休止的黑暗循環。孤獨，混亂，而時間已經不多了，他不能再忍受。
讓我們回到他這一世最後的那一天。他抄起沉重的斧頭，殺掉了所有人。
我想知道，在那一刻，顧城的靈魂升至半空，他如何用他黑色的眼睛，看待地面上的這一切？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後面發生的一系列教人瞠目結舌的變化？
應該說，顧城成於1980年代，毀於1980年代。他和那個時代一樣，年輕，純粹，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初次亮相的興奮，還有熱忱背後難以梳理和排遣的混亂。
顧城的個體悲劇，和時代背景的裂變，究竟有怎麼樣的關係？個人和時代，這是我一直感興趣的主題，有怎麼樣的參照？
有一次看完《少女哪吒》，那是一部講美好青春毀於冷漠自私的電影，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意思。看完還在和朋友討論，是不是這樣的個體悲劇，都是社會環境和時代環境造就的？時代對個人，到底要負多大責任？還是說，這世界上本來就有一種人，他的人格缺陷是天生的，無論在哪個時代、什麼環境，他都是註定要毀滅的。
上帝如此造他，人間無能為力，他生來必死。
注：我友梁寧，曾經以《紙牌屋》的總統夫婦為例，分析過“深刻關係”。這種彼此交換靈魂和痛苦的關係，比一起玩鬧過日子的輕關係更加深刻，更加迷人，因此也更加難以失去，難以離開。她寫得非常出色，完全表達了這種關係的魅力。不過我想加一丟丟，就是，深刻關係的黏度到了某個地步，它有讓人窒息毀滅的危險。這種關係也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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