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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新格局：東方穩西方亂
特朗普政府決定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25%關稅，是對中國的一種攻擊。這同時也是對美國民眾的一種攻擊，因為美國對華產品加徵關稅將會拉高美國進口商品價格，加上中國已宣佈對美產品採取對等反制措施將導致美國就業崗位減少，而這會對美國民眾生活水平形成下行壓力。
自特朗普對進口洗衣機加徵關稅以來，包括洗衣機在內的洗衣設備平均價格上漲17%的事實證明，加徵關稅會給美國民眾帶來負面影響。美國對5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將比洗衣機這種單一產品價格上漲對美國民眾的影響更大更深遠。
除對華產品加徵關稅外，美國前不久還宣佈對歐盟、日本和加拿大等美國盟友徵收鋼鋁進口關稅。與此前美國製裁伊朗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其他問題不同，美國此舉徹底惹惱這幫盟友。於是，近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G7峰會上，美國與G7其他六個成員國發生激烈交鋒，而幾乎同一時間召開的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卻取得圓滿成功，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作為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代表參加此次會議。G7峰會不歡而散，上合峰會一團和氣，正是“東方穩西方亂”世界政治新趨勢的一種體現。
乍看起來，特朗普政府對華產品加徵關稅似乎不合理。在最近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中，中國理性且慷慨地提出增加美國農產品、能源、機械與其他產品的進口。中國的這一建議可能將為美國創造數萬乃至數十萬就業崗位，給美國農民帶來更多收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建議也將提高美國經濟增長率。不過，中國也表示，如果美國仍對華產品加徵關稅，那麼中國所提的這些建議將統統失效。換言之，特朗普政府對華產品加徵關稅，等於是放棄創造數萬乃至數十萬美國就業崗位，以及給美國農民帶來更多收入的可能性，同時推高美國消費物價，進而導致美國就業減少。
但正如下文所示，一旦瞭解特朗普政府沒有能力加快美國中長期增速，以及美國當前經濟增速處於歷史較低水平的事實，就會明白美國政府為何要對中國與美國民眾及其盟友採取非理性的攻擊。美國沒有能力通過大幅加快美國經濟增速的競爭形式與中國競爭，而只能通過減緩中國經濟發展增速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優勢，儘管前一種方式不會受到美國民眾的反對或阻止。
因此，一旦對美國和西方主要經濟體的實際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就會明白特朗普政府採取看似非理性行動的動機。G7，包括美國，陷入新平庸的事實，也有助於瞭解為何“東方穩西方亂”這一現象呈上升趨勢的原因。
上合峰會其樂融融，G7峰會劍拔弩張
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宣佈對華產品加徵25%關稅之前，幾乎同一時間召開的聚集了全世界最重要領導人的上合峰會和G7峰會，就充分反映了世界地緣政治和經濟趨勢。很難想象，這兩大盛會的結果會大相徑庭。
·上合峰會見證上合組織進一步擴充實力，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作為正式成員參會。此次峰會的特點是上合成員國之間一團和氣，都強調要加強合作，特別是該組織內三大成員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更是討論推進各領域合作。
·相比之下，G7其他六個成員國與美國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和衝突。
正如下文所示，明白“東方穩西方亂”的格局並非純粹源於短期因素，而是源於世界經濟形勢的基本特徵，對於瞭解世界地緣政治形勢至關重要。
西方媒體評G7峰會：G7亂成一鍋粥
鑑於中國媒體對上合峰會進行了廣泛報道，在此不多做贅述。值得注意的是，上合組織這次擴員意味著，上合組織成員國覆蓋歐亞大陸絕大多數的土地，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41%，加上觀察員國和對話夥伴國則涵蓋45%。因此，上合組織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跨區域組織。下文將分析上合組織的經濟發展潛力。
中國媒體同樣對G7峰會的苦澀氛圍進行了廣泛報道。但為避免有人認為中國媒體有誇大其辭之嫌，下面將引用西方最有權威的新聞機構的一些報道，以供大家參考。
那麼問題來了，上合峰會與G7峰會呈現截然不同的氛圍和畫風，說明了什麼？
第一部分 西方政治動盪的經濟根源
大停滯
部分中國媒體在報道西方經濟體經濟形勢時總是持樂觀態度，導致他們沒有能力預見或解釋G7峰會上發生衝突的原因，或者地緣政治形勢的其他特徵。原因是，事實上西方經濟體經濟形勢遠談不上樂觀，而是正陷入“大停滯”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所稱的“新平庸”，即西方經濟體長期增速現令人吃驚地慢於1929年後同期增速。
為便於大家對此有直觀的認識，圖1為大家呈現1929-1940年與2007-2018年G7的GDP增長率比較。有必要指出的是，1929-1940年與2007-2017年數據均為實際數據，2018年數據是引用IMF最新預測數據。G7形勢顯而易見：
1929-1940年G7總體GDP增長20.2%。應特別指出的是，1929年後G7經濟衰退比2007年後更嚴重，但復甦相對迅猛快速。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稱為“大衰退”更合適。之所以使用“大蕭條”這個詞，是因為它適用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形勢。
相比之下，2007-2018年G7的GDP僅增長13.8%，顯著低於1929年後增速。
圖1
現在對1929-1940年與2007-2018年G7主要經濟體GDP增長率進行比較：
日本1929-1940年的GDP增長64%，2007-2018年則僅增長13%，前者近乎是後者的5倍。
1929-1940年德國GDP增長44%，而2007-2018年僅增長15%，前者幾乎是後者的3倍。
英國在1929-1940年GDP增長32%，2007-2018年僅增長13%，前者幾乎是後者的2.5倍。
意大利在1929-1940年GDP增長24%，而2007-2018年增長-4%，可見前者遠高於後者。
美國在1929年後，復甦遠慢於G7其他成員國，花了七年時間才恢復到1929年的經濟水平。1929-1940年美國GDP仍增長19.8%，而2007-2018年僅增長18.3%。同樣是11年，預計到今年底美國GDP增速也還是會慢於1929-1940年增速。
美國和G7其他主要成員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的復甦，是1929-1940年G7整體GDP增速顯著快於2007-2018年的主要原因。而加拿大和法國，這兩個較不重要的G7成員國，其1929-1940年GDP增速慢於2007-2018年增速，但加拿大和法國在G7的重要性，遠不及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意大利。
經濟增長低迷會引發政治動盪
一旦瞭解代表西方主要經濟體的G7集團當前增速遠慢於1929年後增速的事實，就會對當前地緣政治形勢的關鍵特徵，特別是西方的失序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下面再對2007年後與1929年後的地緣政治形勢，作一個梳理。
1929年後發生的經濟閃崩隨即引發政治危機：
1931年日本開始軍事侵略中國；
1931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制，導致當時的國際金融體系崩潰；
1932年羅斯福參選美國總統，提出羅斯福新政；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但1929年危機後經濟強勁好轉也意味著，這些政權，包括新上臺的政權，並未在內政方面遭受嚴重程度的政治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在國內並未受到普遍反對，希特勒在德國大受歡迎，英國保守黨政府人氣如日中天，任職時間最長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彼時新上任，風頭正望。
因此，雖然經歷經濟崩潰到復甦引發的世界地緣政治劇變，G7主要國家的內政相當穩定。法國則是其中的例外，它是1929-1940年GDP增速顯著慢於2007-2018年的唯一的G7國家。1936年，大受歡迎的人民陣線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罷工令法國全國陷入混亂。這從負面角度證明，經濟增長低迷會引發政治動盪。
2007年後與1929年後G7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表現，有助於瞭解上合組織當前面臨的世界地緣政治形勢。
1929年後G7所發生的經濟閃崩隨即引發政治危機，2007年後則陷入長期緩慢增長，即陷入大停滯/新平庸，意味著政治動盪會慢慢積累，並最終集中爆發。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導致中東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陷入動盪；
2012年發達國家民粹主義運動興起，最先是勒龐在法國選舉中異軍突起；
2015年英國激進左派候選人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當選工黨新任黨魁；2016年6年英國脫歐公投；
2016年特朗普違背共和黨和民主黨建制派意願出人意料地當選美國總統，繼其就任總統以來，美國社會陷入嚴重衝突；
2017年5月馬克龍擊敗法國傳統的右翼和左翼政黨當選法國總統；
2017年默克爾遭遇最嚴峻的挑戰，一度面臨組閣困難，把德國帶入二戰以後從未有過的憲政危機之中；
2018年6月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黨和聯盟黨組建聯合政府。
上合周邊地區地緣政治不穩定因素加劇
西方發達經濟體長期緩慢增長引發的政治動盪反過來波及到發展中國家，導致上合周邊地區地緣政治動盪加劇。
上合組織的西面，軍事衝突範圍從西非與北非，延伸至敘利亞和伊拉克。只不過西非與北非是小打小鬧（尼日利亞極端組織“博科聖地”肆意猖獗，索馬里極端組織“青年黨”與政府軍頻頻交火，淪為失敗國家的利比亞亂成一鍋粥等等），敘利亞和伊拉克則陷入全面戰爭。至於黑海西部和北部，2014年烏克蘭爆發政變及武裝衝突，高加索部分地區恐怖主義問題依然存在。
上合組織的南面，阿富汗戰爭仍在繼續。
上合組織的東面，美國繼續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挑釁，同時對朝鮮進行軍事威脅。
至於全球層面，美國對俄羅斯和伊朗實施制裁，對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等美國重要盟友產品徵收關稅，現宣佈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
發展中國家經濟動盪，以及地緣政治形勢惡化，是美國數十年處心積慮的外交政策帶來的惡果，儘管美國早已知道其政策的後遺症會引起失敗國家和恐怖組織的出現。比如，伊拉克遭受美國入侵之前，恐怖分子在伊勢力微不足道。但美國入侵後，以ISIS為代表的恐怖分子趁機坐大控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區。伊拉克和敘利亞當前只有部分地區是受ISIS繼續控制，而美國勢力在那些地區佔據主導地位。同時，美國主導的北約部隊推翻了卡扎菲，致使利比亞淪為失敗國家，進而導致該國大部分地區落入向非洲大部分地區出口武器的恐怖組織的控制。
正如上文所述，除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外，G7集團增長放緩導致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當然，目前G7成員國之間的對抗遠談不上全面衝突，最終會控制在可控範圍內，不會如20世紀30年代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意大利和法國一樣爆發戰爭。
第二部分 上合組織凝聚力增強的經濟根源
上合經濟發展潛力大於G7
表1
正如表1所示，上合與G7的經濟對比一目瞭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表1數據並非源自中國，而是源自IMF對2017-2023經濟增長的預測。
可以看出，G7集團三大經濟體主導於G7集團：
2017-2023年德國人均GDP將增長10.3%，年均增長1.7%，是G7集團人均GDP增速最高的國家；
預計同期美國人均GDP將增長7.4%，，年均增長1.2%；
預計同期日本人均GDP將增長6.4%，年均增長1.0%。
相比之下：
預計同期中國人均GDP將增長39.4%，年均將增長5.7%；
預計同期印度人均GDP將增長46.0%，年均將增長6.5%；
除了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之外，預計同期其餘上合成員國人均GDP增速，將快於任何G7成員國。此外，預計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人均GDP增速，將快於除德國外的其餘G7成員國。
上合地區GDP總量增長也將遠快於G7集團。按照當前匯率計算，預計2017-2023上合地區GDP總量將增長12.2萬億美元，G7集團則將為11.1萬億美元。
但與G7集團相比，按照當前匯率計算會顯著低估上合地區企業實際的市場擴張規模。原因在於發展中經濟體在生產與分銷和零售領域的薪酬較低，這意味著相較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以較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也可盈利。基於此，與達經濟體相比，按照當前匯率計算會低估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總量擴張規模。
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則可以避免這個問題。按照這種方法評估一國商品與服務價值時，會將價格水平差異考慮進去。因此，就評估商品和服務價值而言，購買力平價是比當前匯率更好的衡量標準。
正如表1所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7-2023年上合地區GDP總量將增長23萬億美元，G7集團則將為9.4萬億美元。
如果要體現上合的完整性，將上合觀察員國（阿富汗、白羅斯、伊朗、蒙古）和對話夥伴國（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柬埔寨、尼泊爾、土耳其和斯里蘭卡）也包括進去，那麼上合地區與G7集團GDP總量的差距會變得更大：按照當前匯率計算，2017-2023年上合GDP總量將增長12.3萬億美元，G7集團則將為11.0萬億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上合GDP總量將增長24.1萬億美元，G7集團則將為9.4萬億美元。
鑑於幾乎所有上合經濟體GDP增速都快於G7集團，而且上合潛在的經濟發展規模也大於G7，因此所有上合經濟體都迫切希望加強和維護地緣政治穩定性，以享受經濟增長成果。
美國想在南海挑事，但總功虧一簣的原因
要進一步分析東方穩的原因，就有必要分析中國周邊第二個重要的地區——南海地區經濟形勢。這個地區特別重要，是因為美國一直蓄意在這一地區搞事——慫恿南海爭議國把這一地區性問題鬧到海牙國際法庭，美國軍艦常常在這一地區挑釁等等。儘管美國屢屢挑動南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爭端，以加劇南海緊張局勢，但總是功虧一簣。
表2
要了解美國總是功虧一簣的原因，看錶2所呈現的南海周邊國家（地區）經濟形勢就明白了。根據IMF預測，今後一個時期南海周邊國家（地區）經濟增速將高於G7各成員國，特別是2017-2023年：
馬來西亞人均GDP將增長23.8%，年均將增長3.6%；
印尼人均GDP將增長28.1%，年均將增長4.2%；
菲律賓人均GDP將增長32.3%，年均將增長4.8%；
越南人均GDP將增長38%，年均將增長5.5%。
這一地區的快速增長意味著，該地區整體經濟增長潛力並不遜於G7。按照當前匯率計算，南海諸國經濟增長潛力與G7基本上相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大於G7集團。按照當前匯率計算，2017-2023年諸國GDP總量將增長10.9萬億美元，G7則將為11.1萬億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南海諸國GDP總量將增長17.7萬億美元，G7則將為9.4萬億美元。
2017-2023年上合與南海諸國和G7之間的GDP總量增長比較
要綜合分析上合與南海諸國經濟形勢，就有必要根據IMF預測對2017-2023年這些地區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進行比較（見表3）：
表3
按照當前匯率計算，上合與南海諸國GDP總量增長將顯著高於G7，前者為13.5萬億美元，後者為11.1萬億美元。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上合與南海諸國GDP總量增長規模，更是壓倒性超過G7，前者為26.8萬億美元，後者為9.4萬億美元。總的來說，按照最能體現商品和服務實際的市場發展規模的購買力平價計算，上合與南海諸國GDP總量增速將是G7集團的近3倍。
一帶一路倡議
最後，分析一下一帶一路倡議給中國周邊地區經濟形勢帶來的影響。有一個難題是，與上合或南海地區不同，一帶一路的覆蓋範圍並沒有一個準確的界定。此外，一帶一路有一個特徵，那就是印度由於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存在邊界爭端，拒絕從官方層面上支持一帶一路。但印度實際上已經參與了一帶一路，並受益於一帶一路地區發展。因此，要計算一帶一路地區經濟增長率，就有必要先列一個一帶一路國家名單。
對於嚴肅的問題而言，誇大其辭沒有意義，所以此處僅就狹義上的一帶一路地區經濟前景進行分析。本文所指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上合和南海諸國，加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諸國除外），以及伊拉克。雖然其他中東和西歐國家高度支持一帶一路，但此處未將他們包括在內。
因此，表3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對中國周邊地區與G7經濟前景進行了比較。
狹義上的中國周邊地區是指上合成員國與南海諸國；
廣義上的中國周邊地區是指上合成員國、觀察員國和對話夥伴國，加上南海諸國，以及上文所定義的一帶一路國家。
可以看出，從狹義的比較角度來看，預計2017-2023中國周邊地區經濟潛力大於G7集團。如從廣義上的比較角度來看，那麼中國周邊地區的經濟優勢更為明顯：
根據IMF預測，按照當前匯率計算，2017-2023年中國周邊地區GDP總量將增長14.2萬億美元，G7集團則將為11.1萬億美元；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周邊地區GDP總量增長將較G7集團佔據壓倒性優勢——前者為29.2萬億美元，後者為9.4萬億美元。
地緣政治影響
上文所分析的經濟趨勢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顯而易見：
G7陷入新平庸/大停滯，其經濟增速甚至慢於1929年後增速，必然會導致G7內政不穩，G7各成員國之間爆發重大沖突（就如魁北克G7峰會上所發生的一樣），以及面臨重大恐怖主義威脅，或者甚至深受G7經濟形勢的影響的發展中經濟體有可能爆發全面內戰，而這種動盪勢必波及上合周邊地區。這也解釋了為何特朗普政府要對華產品加徵看似不合理的關稅——美國無法加快其中長期經濟增速，因此其只能集中精力減緩中國增速，以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優勢。
與G7相比，上合地區和南海地區經濟增長潛力較高。這意味著，這些地區的國家有強烈的動機拒絕美國主張的引發局勢動盪的舉動，而是集中精力抓經濟發展。
G7與上合主導的地區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形勢，形成“東方穩西方亂”的局面。未能準確分析這一形勢，特別是G7陷入新平庸所帶來的影響，導致部分中國媒體未能預見到上合峰會和G7峰會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東方穩西方亂”局面的產生並非純粹的短期現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特朗普政府對華產品加徵關稅也是源於此。
結論
但這種經濟形勢並不意味著中國不面臨地緣政治挑戰。恰恰相反，這意味著中國應找出問題的本質，特別是當前應如何應對美國對華產品加徵關稅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G7增長放緩為深受G7經濟趨勢影響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面臨恐怖主義，甚至全面戰爭，以及淪為失敗國家，埋下長期隱患。這意味著，上合組織負有的反恐和安全職能仍然極其重要，並在這些領域可能面臨挑戰。
雖然G7無法克服新平庸，但美國仍然保持全球性軍事優勢這一形勢，可能令其動輒訴諸武力和挑釁他國。基於此，中國深化軍事改革，以及與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保持安全合作，將至關重要。
美國無法通過經濟手段達成其目標，意味著其必然將採用除戰爭外的一切措施對付中國，比如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在中國周邊地區蓄意挑釁製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等。
儘管上合組織各國與南海地區各國在維持經濟和平發展與合作方面，都有強烈的共同利益，但敵視中國的勢力仍會不顧本國利益，追隨美國新保守派勢力對中國發難，比如美國勢力在印度和越南特別活躍等等。因此，這需要中國外交付出持續不斷的努力。
特朗普政府對華產品加徵關稅看似不合理的舉動，以及“東方穩西方亂”局面的產生，不過是西方陷入新平庸/大停滯的一個產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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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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