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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共一大在上海開幕的時間1921年7月23日已經得到確認，但有關嘉興南湖會議的日期卻一直眾說紛紜。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長期以來，海內外專家學者，對中共一大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於年代久遠，資料缺乏，中共一大特別是嘉興南湖會議還有許多歷史之謎沒有解開。
在2018“紅船論壇”上，嘉興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祝亞偉發佈了《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成果，認為嘉興南湖會議召開的日期為1921年8月3日。
一
課題研究概況
為了迎接建黨100週年，2013年2月，嘉興市委部署開展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專門成立了由市委領導牽頭，嘉興市委宣傳部、嘉興市社科聯嘉興市委黨史研究室、嘉興市中共黨史學會、嘉興學院、嘉興市委黨校、南湖革命紀念館等部門和單位有關人員參加的課題組，開展跨領域、跨地域的協同攻關。
課題組廣泛收集、梳理了中共一大已有的原始資料和研究成果，把海內外學者近百年來對中共一大研究的成果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完成了“中共一大研究輯要”的總論。還前往北京、上海、重慶、南京、長沙、廣州、廈門、成都、臺灣等地和日本、俄羅斯等國家查閱相關檔案文獻資料，發現了許多新史料,比較重要的有：找到了當年5種滬杭甬鐵路滬杭段火車時刻表，釐清了王會悟和代表們乘坐火車到嘉興的具體時間，以及代表們開完嘉興南湖會議返回上海和陳公博從杭州返回上海的具體時間；查閱到了1920－1921年間50多份涉及當年對留日學生救國團、全國學聯、大同黨等所謂“過激派”的情報檔案，日本警察審訊施存統的記錄、周佛海在京都大學的成績單等，可以證實日本警察當局並沒有真正獲知中共一大即將召開的情況；查閱收集了中共一大期間氣象資料、新寧輪進出上海港的時間以及在廈門灣遭遇颱風的資料；首次發現陳公博於8月10日抵達廣州的確切證據；首次發現《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先在《廣東群報》連載、然後由《新青年》九卷三號全文刊登的史料；首次發現法租界巡捕房有兩個名叫程子卿的巡捕，其身份、地位、年齡等相差懸殊；新發現《謝覺哉日記》影印本與鉛印本的不同，找到了1921年6月29日以後到8月21日中間的日記實際上是補記的證據；新發現當年《鐵路協會會報》中粵漢鐵路沒有修通等史料，等等。
二
課題研究主要成果
（一）
最重要的成果，是確證了嘉興南湖會議召開的日期
眾所周知，中共一大在上海開幕的時間1921年7月23日已經得到確認，但有關嘉興南湖會議的日期卻一直眾說紛紜。課題組蒐集、考證了四個方面的史料，認真分析其內在聯繫，得出了嘉興南湖會議於1921年8月3日召開的結論。
1.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蹤。經過對7月30日當晚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代表撤離疏散行蹤的考證，可以確認當晚會議組織者作出的任何決定，都無法在當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別是五位臨時在其他地方落腳的代表。1921年8月下旬《廣東群報》連載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詳細記載了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當晚的經過和第二天陳公博的所見所聞，佐證了當晚陳公博沒有接到第二天“停會”或去外地續會的通知。
7月31日陳公博夫婦乘坐傍晚7時15分的快車去杭州之前，曾經找過李達和張國燾，告假去杭州遊西湖度蜜月。而李達、張國燾告訴陳公博“打算停會”，說明這一天他們是見過面的，這個事實佐證李達、張國燾等會議組織者31日還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2.嘉興刮巨風的事實。根據1921年8月初《申報》《新聞報》等報刊的報道，8月1日下午4時半至晚上8時，嘉興颳了一場巨風，南湖邊的裕嘉繅絲廠新蓋38間廠房被吹倒了36間，南湖中的遊船被吹翻四五艘，還淹死3個人。但是，所有代表和王會悟等相關人員的回憶都沒有提及這場巨風。根據這些事實，可以確認嘉興南湖會議不是在8月1日這一天召開的，也佐證了王會悟8月1日不在嘉興。
3.新寧輪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的事實。《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回上海第二日我們便附新寧輪歸粵”。經查閱1921年7、8兩個月《申報》商務版刊登的新寧輪進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確記載新寧輪於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而陳公博就是乘坐這班新寧輪離開上海、於8月10日抵達廣州的。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提到：“歸來上海之後，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後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至結束。”如果這一日還在嘉興召開南湖會議，周佛海與陳公博不可能見面。因此，有關新寧輪的證據排除了8月4日及以後時間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8月4日說”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記載。經過查考，這一記載缺乏史實依據。
“8月5日說”的主要依據是寫於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爾基斯的信件。這封信件明確記載“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有學者認為，這封信距離中共一大閉幕僅60多天，記載的開幕時間是準確的。課題組認為，信件所說的閉幕日期很可能是嘉興南湖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局成員回到上海後，“立即舉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會議”的日子。斯穆爾基斯有可能把嘉興南湖會議與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局會議統稱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便把8月5日當作了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
4.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等事實。釐清代表和王會悟是分兩批還是同一批、是同一天還是分兩天到嘉興，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在8月2日或3日召開的一個關鍵。這裡有一天的時間差。根據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嘉興火車站到鴛湖旅館再到獅子匯渡口的實際距離、絲網船需要“先期僱定”等事實，可以確認代表是分兩批、分兩天乘坐早班車到嘉興的，從而排除“8月2日說”。依據有三。
一是從會務準備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事先做好續會的準備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準備是提前僱好開會所用的船。會議組織者決定到嘉興南湖續會後，就商定由王會悟“回去佈置”“先僱一隻大船等著”。根據《鴛鴦湖小志》記載，絲網船也需要“先期僱定”。而且，王會悟提前一天到嘉興，也沒有僱到開會所需要的大船，只好僱了一艘中號船，進一步證實了絲網船需要提前“僱定”的記載屬實。
二是從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兩批到達嘉興，王會悟等人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到嘉興，其餘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時的106次慢車，而這趟慢車到嘉興的時間是12時20分。如此，會議就只能在下午開始，這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兩批到嘉興不符合實情。
三是從一大代表和王會悟到嘉興的行蹤看。王會悟和一些代表回憶，她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到嘉興後，先到鴛湖旅館開好房間，委託僱船，然後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數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代表們到嘉興後，“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王會悟所僱的大畫艇已泊在湖邊”。這說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會悟到嘉興的次日來到嘉興，並直接從火車站到獅子匯渡口上的船，沒有進城，也沒有在嘉興住宿。
上述四個方面的史料，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日期的客觀依據，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揭示了中共一大從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續會的經過：8月2日一早，王會悟與幾位代表“作為具體的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赴嘉興。到了嘉興後，入住鴛湖旅館，預訂好第二天開會用的船隻，併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張國燾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車於上午10時13分到達嘉興，王會悟接站後即帶領代表們到獅子匯渡口登船，進入南湖，於上午11時左右至下午6時左右，在預定的遊船上召開了嘉興南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領導機構和成員，完成了大會的所有議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會後，大多數代表乘坐當晚8時15分的115次快車返回上海。
（二）
其他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考證法租界巡捕房對留日學生救國團、大同黨、全國學聯、全國各界聯合會等“過激派”的長期監視與防範，探討中共創建與這些社團之間的關係，進而考證上海租界當局對陳獨秀、馬林等的監視情況，提出法租界密探闖入一大會場雖事出偶然，但也有其必然性。租界當局對“東方共產主義”等“激進分子”的長期監視和防範，是事發的必然因素。
2.通過研究中共一大安全保衛工作，對中共一大為什麼選擇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為什麼最後確定到嘉興南湖續會、李漢俊與何叔衡有沒有出席嘉興南湖會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3.深入考證中共一大文件的形成、討論經過等，對最後通過的文件進行了文本研究，再現了中共建黨的初心和使命。
4.對嘉興南湖會議上的選舉方式、選舉結果等進行了深入考證。
5.從共產國際對中共建黨的初衷、中共對共產國際的認知等角度，對中共一大有沒有做出加入共產國際的決定進行了客觀的考察。
6.從中共創建史的整體角度，客觀分析中共一大上海會議與嘉興南湖會議在中共創建中各自的貢獻和歷史地位，論證說明兩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三
專家評價
課題研究成果得到了專家們的充分肯定。
李忠傑副會長認為：“嘉興方面對南湖會議的研究，是以組織的力量，對南湖會議進行的一次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入、最細緻的研究”“通過大量縝密的考證和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南湖會議是1921年8月3日召開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它將黨的一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史實查清了”“代表了目前對南湖會議研究的最新、最高的水平”。
邵維正少將認為，課題研究成果“資料蒐集面廣、挖掘深，史論結合好，論據充實，說服力強，在南湖會議專題研究方面是迄今為止史料最為豐富、考證最為詳盡的專著”。
王順生教授認為：“課題組弘揚紅船精神，篳路藍縷，幾乎窮盡了有關中共一大的原始文獻、當事人回憶及其研究成果”“是迄今為止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一部全面、系統的前沿性專著” 。
陳金龍教授認為，課題研究成果“以翔實的史料、嚴謹的考證、縝密的推理、理性的分析，對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的由來、日期、代表、議題及與中共一大上海會議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開拓性研究，見解獨到，立論有據，解開了嘉興南湖會議的系列歷史之謎”。
肖甡教授認為，課題研究成果“填補了中共創建史研究的一些空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中共嘉興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課題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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