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摄影 | 周凯波
村头的小学变成了安置房，菜地上建起公园，捞鱼虾的池塘没了踪影，大狗小狗都拴上了链子，村大队改名叫“居委会”……
对于新世纪的这一代人来说，“拆迁”是一个兼顾了金钱和幸福的都市传说，每一个成长在偏远郊区农村的人，谁没幻想过自己的老房子被“规划”，一亩三分地被征用，从此郊区分一套房，城里买一套房，就此走上人生巅峰呢？
但是，对于已经老去的人来说，拆迁又意味着什么？
“拆迁就有钱了”
“未来科技城要造新的写字楼，我们家也被征用了，今年年底前要搬出去，家里已经堆了很多纸箱了，一大箱一大箱的，在这房子里住了二十多年，要清理起来还蛮麻烦的。”
徐大爷似乎不太愿意和生人提起自己拆迁户的身份。
“跟人家说住在未来科技城那片儿，现在的年轻人基本聪明点儿的都懂得，这边地价三万多一平，要么你就是真的有钱人，要么你就是等拆迁的，住在老房子里面。”
2017年年初，徐大爷住的何母桥村有近40户人家收到拆迁通知，“我们都想早点拿到新房子呀，装修装修就可以住进去了，我也快七十岁了，再不享受一下就来不及了！”村里的大型垃圾桶里都塞满了各种纸板泡沫板和各种建筑材料，有的垃圾桶边上堆着旧沙发和旧电器。像徐大爷这样的农村家庭，在房价日益攀升的杭州，想在市区买房是比较困难的，“都指望着拆迁呢，虽然也没想过‘暴富’，就想分套房子，改善下生活，我们的老房子楼梯板踩着还会有响声。”
(何母桥村为拆迁户分配的高层小区)
“只能种种菜”
老婆婆姓蒋，今年七十二岁，说起普通话来仍会夹杂着很重的方言口音，一家五口居住在余杭闲林镇的一个拆迁安置房社区里，“原来的土地都被征用了，我们这把年纪了，以前村里还会一起打个麻将，去年年初搬过来之后，哪还有什么娱乐活动，不就在小区里溜溜弯，和老太婆们唠唠嗑，很没意思的，”蒋老婆婆在自家安置房的门前空地上摆了个小凳，身边是老式的蒲扇和搪瓷杯，“没了地，闲下来的时间很多，最多就打理一下门口的菜地（花坛），种些豌豆和番茄。”
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他们完成了从村落小农到租房 “楼主”的身份转变，其对于离开原有的生态系统早有准备，只是期望在迁移中，在空间交换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空间权益。这体现的是老人在新社区中的主动性适应，这种适应也体现在消遣行为上，另一位来串门的婆婆提到“小区里面没有棋牌室也没有公园，小区外面有很多公司和购物城，我孙女经常要我陪她去，这些地方都是给年轻人玩的。”
(老婆婆把花坛开垦成菜地)
“孩子开心就好”
“家里的房子被拆了，新房还没建好，孙子在这里上班，我们一家人就一起过来租房子住一阵子，以前在农村种水稻，刚来的时候觉得东西很贵，一瓶矿泉水五块八块的，我们那最便宜的就一块。”来自临安於潜农村的拆迁户董大爷在未来科技城边上的十字路口摆摊卖些蔬菜和水果，主要顾客是下班骑电动车路过的公司员工。
“今年正月里拆迁款下来，我孙子就把在临安的工作辞了，他本来在我们那的农村银行当柜员，去年跑到杭州市里找工作，女朋友也找到了，我们也觉得住在这里挺好的，很多东西在於潜我都没有见过，其实我们都很随便的，小孩开心最重要。”董大爷七十五岁，老伴六十九岁，今年3月他们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从於潜到杭州市区，安顿在绕城高速边上的一个小区出租房里，“先住一段时间吧，主要是想一家人待在一起。”
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只改变了外来务工者的人生，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也在这一大潮中被裹挟着前进。虽然获得了价值不菲的补偿金额或土地，失地农民们大多成了城市社区居民和生活无忧的小房东，但在经历拆迁的农村，在千千万万个拆迁安置房社区，他们的生活依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适应新生活是个漫长的过程，高楼和购物城越来越多，荒废的田地和搬空的小楼也不会存在太久。
閱讀更多 浙大傳媒星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