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易與曲阜漢碑

黃易與曲阜漢碑

曲阜是古代東方文化的中心。統治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就是在這裡孕育、誕生、發展的。殷商時期,曲阜為奄國。周滅商,曲阜分封給周公長子伯禽,國號為魯。戰國末年改為魯縣。在兩漢統治的四百多年間,魯縣一直為諸侯國的首府。兩漢時期的曲阜是一段非常璀璨輝煌的時期。由於漢代統治者定儒術於一尊,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的治國策略。因此,孔子的家鄉曲阜便成了當時的熱點地區。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章帝劉炟、安帝劉祜等都曾親臨曲阜。諸王、公主、達官顯宦亦頻至魯城,旌旗相望,輦轂載道,盛況空前。然而,昨日的輝煌已成歷史,很難不被遺忘。令人欣慰的是,記載著這段歷史的那一座座漢代碑刻仍聳立在這裡,成為漢代歷史的見證。曲阜漢代碑刻收存數量之豐、藝術水平之高、內容之豐富早已為世人所熟知。而各時期對它的研究者也代不乏人,尤其是到了清代更是掀起了一個研究的高潮。參與其間的學者、書畫家、金石學家就有阮元、翁方綱、黃易等知名人士。這裡,我們想特別就黃易與曲阜漢碑的關係做一些探討。當年黃易曾頻至曲阜訪碑題字,在曲阜還搜求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漢碑殘碣,甚至發現了一些前人所未著錄的石刻文字。列舉如下:

黃易與曲阜漢碑

《熹平二年殘碑》,此碑刻於東漢靈帝熹平二年(173年)十一月。現收藏於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北屋,西起第18石(原存於孔廟同文門下)。碑殘高0.69米,寬0.79米,厚0.21米。上部呈斜狀,右高。隸書,存6行,中間空1行,行15字。左側有獲石題記:乾隆癸丑十月,元按試至曲阜,同黃司馬易訪得此石於東關外。告元,掘土出之。審視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不遘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作立碑年月如魯郡卒於熹平元年□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廟,以飱學者,學使詹事府詹事儀徵阮元識。曲阜縣知縣袁廷武,四氏學教授顏崇規,典史馮策,嘉定錢大昭、子□垣、仁□馬廷柟,嘉興吳嘉穀,武進顏述,甘泉林步登,儀徵海觀。北平翁方綱觀,男樹培侍。道光戊戌夏嵌同文門壁,曲阜孔昭薰、孔憲彝、孔憲庚同識。黃易《岱麓訪碑圖》中所說:在曲阜東關外,得熹平二年斷碑,又作《賀碑圖》,實際上就是這塊《熹平二年殘碑》。該碑雖然出土時間較晚,但影響卻不小。《漢碑錄文》、《寰宇訪碑錄》、《金石聚》、《平津讀碑記》、《山左金石志》、《續修曲阜縣志》、《山東秦漢碑刻》、《濟寧全漢碑》等金石史籍,迭經注錄,廣為流傳。

黃易與曲阜漢碑

《永壽元年孔君墓碑》,此碑刻於東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年),現收藏於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北屋(原存於孔廟同文門下),西起第12石。碑高1.03米,碑頭半圓形,寬0.475米,厚0.24—0.30米。隸書,篆額,額題。碑文8行,行15字。下部有翁方綱、阮元、黃易題記:北平翁方綱記。漢孔君碣,其目見於《金石錄》,證其元年乙未之上,當為“永壽”二字。乾隆癸丑三月,錢塘何元錫,教授顏崇規於聖林紅牆外見之,移置聖廟同文門,別立碑以證其處。十一月揚州阮元十日誌。錢塘黃易同觀。此碑四周漫漶嚴重,雖然早在趙明誠的《金石錄》中就有注錄,但日後無人重視,故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暮春時才被黃易、何夢體等人再次發現於孔林牆外。隨後將其移至孔廟同文門下,並在發現此碑處立一標誌存證。碑文字體方整,筆畫古樸。清人楊守敬說其書法是以蒼勁取勝,雖然留字不多,但更顯寶貴。黃易《岱麓訪碑圖》中所說的:在孔子林牆外曾得漢永壽元年(155年)孔君碣,欣作《林外得碑圖》,實際上就是《永壽元年孔君墓碑》。

黃易與曲阜漢碑

《漢故豫州從事孔褒碑》,此碑刻於東漢年間,現收藏於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北屋,西起第19石(原存孔廟同文門下)。碑高2.35米(含隸書“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行10字,碑頭0.9米,有復暈及穿),寬1.01米,厚0.27米。隸書,18行,行30字。左下角及右下角殘,已修復。左側題:嘉慶六年二月錢塘黃易來此。《孔褒碑》也是清代才出土的。《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二載:“褒字文禮,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褒與張儉友善,張儉之獄,與弟融爭死,詔書竟坐褒,遂執法,語在融傳中。褒有墓碑,埋沒已久。雍正三年出城東廢地中。守廟百戶陳泗訓移植廟中同文門下,文字磨滅不可讀。” 該碑雍正年間已有拓本,第二行“繼德前葉”之“繼”字未損。迨乾隆初年即損小半。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何夢華元錫監工精拓本“繼”字已損大半,然右下尚見。第四行“鱗浮雲集者”之“浮”字尚見三點水,“者”字僅缺末筆。五行“察孝廉”等字上尚有一“高”字,僅泐首二筆。“察”字存上大半。

從黃易在曲阜漢碑上的題記來看,他是用一種很高雅的隸書題寫的。黃易書法傳世最多的是隸書,而他的隸書最顯著的特點是沉穩高雅、隸法嫻熟。黃易一生所臨漢碑甚豐,《枕經堂題跋》雲:“小松司馬大隸書摹《校官碑》額,小隸有似《武梁祠題字》。”觀黃易的隸書作品,其筆法沉實,八方充滿,轉折處乾淨利落,方垂渾厚,間架整齊,深得《校官碑》額和《武梁祠題字》之精髓,故而鋒鍔森嚴,圓厚而婉約,凝重堅實,力深而神暢,高簡中寓渾穆,方正中見姿媚,非漢代一碑一石所可牢籠,表現了他在漢隸中取精用宏,熔鑄百家為我役的深厚功力。他的這種功力,緣於他“所至山岩幽絕處,皆窺搜摹拓。”(《湖海詩傳》)的精神。清阮元《小滄浪筆談》給予黃易高度評價:“書畫篆隸,為今人所不及。”從曲阜漢碑中留下的黃易題記來看,相信阮元的評價並不為過。(孔德平 孟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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