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時代兼明親王董其昌《戲鴻堂帖》
釋文：
暮春遊施無畏寺翫半落花
落花委地亦殘枝 如有如空意始知 何似道場壇越老 年顏白髮半頭時
鬱檀
三月盡日於施無畏寺即事
艷陽三月今日盡 白首拾遺感懷催 命以危身期後會 明春誰定見花開
左拾遺
扶醉走筆，不應調聲。
以上二枚，此皇子手跡臨之也。
薛嗣昌
日本草書，如唐人學二王筆也。
子瞻？題
晉陽張誠一甞覽
「海東去國幾千里，文物與中州同。蓋太平日久，漸彼之使然耶。彥先題」
「楚國米芾」 米芾
臺灣學者石守謙先生論文《山水隨身：十世紀日本摺扇的傳入中國與山水畫扇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流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十一世紀後期北宋文化圈人士很驚訝地見到日本書家兼明親王(914-987)的草書作品,大為讚賞,除由當時之書法學者薛嗣昌摹寫外,並進而給予了“日本草書如唐人,學二王筆也”的定論題跋於後。此薛嗣昌摹臨的日本第十世紀草書詩作,後來又為董其昌(1555-1626) 收入《戲鴻堂帖》中,標之為“海外書”。兼明親王的草書詩作之所以得到薛嗣昌的臨寫,意謂著它具有「如唐人」在繼承二王傳統中的類同於典範之重要性。
《海外書》兼明親王筆，北宋時（據下文林氏說，系宋景德元年1004年）傳入中土刻入董其昌《戲鴻堂帖》，有子瞻跋（？）米芾印、款、彥先短跋。兼明親王(914-987，五代宋初)，平安時代中期皇族、公卿，醍醐天皇第十六子，善書。下圖為平安朝四百年能書人名，兼明親王在列。
然而石守謙先生謂是書薛摹，不知何據。諦觀二詩及“以上”句跋有米元章意，與薛款字殊異。更有可能的是米臨並跋（後有米款並印），薛只是有“薛嗣昌”三字觀款。
而臨作之原本確否系兼明親王所書，亦難有定論。日本江戸時代前期儒者林鵝峰（林羅山三子）就認為此書之所本為藤原齊信和藤原行成書。文見≪本朝一人一詠≫：
右施無畏寺詩二首，並三人跋，見董其昌『戲鴻堂法帖』十四。鬱檀、左拾遺，未知為何人。然見三人跋語，則草書絕品者也。施無畏寺者，洛西勝地，兼明親王所建之蘭若也。
考《公卿輔任》，則永觀二年，藤齊信兼侍從，此人與公任相併於當時，則料知，可為能書。且『江談抄』有齊信書鷹司殿屏風詩，是一證也。此時兼明未薨，然則鬱檀寓名，而左拾遺者齊信乎。又按藤行成，寬和元年任侍從，其後至長保三年，任參議，再兼侍從。其後寬弘之際，升中納言，兼侍從如故。行成能書，舉世所知也。寂照（平安時代中期天台宗僧）以寬弘元年（1004年）入宋，然則鬱檀者具平寓名，猶野人若愚之例，而左拾遺者行成乎。寂照齎二人墨痕，入宋示人。而後流轉刻石，以至元、明不滅，且有三人跋語並刻之，董其昌藏之者乎。考索如此，未知然否。嗣昌（未必是薛氏所言）謂：“二枚共皇子之筆。”傳聞之誤乎。若不然，則左拾遺詩，共是鬱檀筆之乎。稱左者，定知當時有右拾遺。或其齊信、行成，同時侍從左右相併乎。若左字其藤字草書轉寫之誤，則於齊信、行成，共為的當。又其先後藤公季、藤誠信，亦兼侍從。然此二人不聞有詩才。齊信者，詩人也。行成詩雖不傳，其父義孝為詩，且明衡『文粹』載行成文，則定是可作詩也。
又：
餘曾見『宋史藝文志』（元脫脫等撰），有藤佐理書一卷。又見『書史會要』（明初陶宗儀撰）載若愚、道長、源治部事。”
“佐理書一卷”不知何所指。而若愚、藤原道長、源治部之書亦不及見。然則日本書跡於宋時（其餘最遲亦不晚於元代）傳入中土果有其事矣。
往期熱點頭條：
閱讀更多 書法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