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刊財經 何豔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以美國加徵關稅開啟新一輪博弈。自3月8日美國總統簽署對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稅的公告至本輪貿易摩擦再次強勢來襲，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已經歷了四個回合、兩次磋商，美國反覆無常的舉動某種程度上超出國人預期。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美國與歐盟，與加拿大、俄羅斯等國的貿易摩擦也在加劇，其已成為全球貿易不穩定的源頭。
貿易摩擦會長期存在
《紅週刊》：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爆發的背景是什麼？美國的目的是什麼？
劉哲：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的發生有四個大的背景，一是產業背景，“中國製造2025”中提出的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以及涉及的製造業創新中心、智能製造、工業強基、綠色製造、高端裝備創新5大工程和生物醫藥、航空航天設備、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等10個領域，都是美國目前的優勢領域，未來中國的新興產業可能和美國形成一定的競爭關係。而過去幾十年，中國更多地是承擔了製造業加工為主的“送水人”角色。隨著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中國和美國的產業關係未來可能由從上下游的互補上升到競爭合作。第二個是貿易背景，2000年以後，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經歷了一輪快速增長，按照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7年中國的貨幣貿易順差為2700多億美元，貿易差額成為中美雙方經貿領域的“痛點”。第三個是政治背景，特朗普上臺之後面臨中期選舉的壓力，其上任後也需要為所在黨派爭取更多的支持，踐行他此前競選時的承諾。第四個背景則是，美國的全球貿易政策背景，目前美國的貿易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現在美國可以說是全球貿易不穩定的源頭。美國跟歐盟，跟加拿大、俄羅斯的貿易摩擦也在加劇。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中長期來看，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摩擦，遏制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發展的勢頭。從短期來看，經濟利益上，美國致力於減少中美之間貨物貿易逆差；政治上，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甚至以美國為源頭的多邊貿易關係的轉變是為其在政治上爭取更多支持的籌碼。
《紅週刊》：在中國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中，美國的態度為什麼會反覆無常？
劉哲：現在美國的一個基本的策略，是希望通過貿易摩擦取到更多的美國單邊權利，來提高其傳統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鞏固其高新技術產業龍頭地位，並且促進國外製造業迴流美國，從而改善國內的就業。基於這些目的，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一定會想盡各種辦法，爭取達到利益最大化，並且積累一些籌碼。在談判內容沒有最終落地之前，任何中間發生的事情，都是貿易條款蓋棺定論之前的反覆博弈，可以預見，未來貿易摩擦大概率還會逐漸增多。但是，任何摩擦都會兩敗俱傷。我個人認為，最終中國與美國貿易還是會回到談判桌上來解決，這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這個談判肯定是長期的過程，中間還會出現反覆。
《紅週刊》：在與美歐等國貿易摩擦中，其中很多問題涉及到中國的補貼政策，您是如何看待補貼和反補貼政策的？
劉哲：其實很多國家都存在貿易補貼現象，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補貼對於扶持產業發展、平衡收入差距是有所幫助的。早在十八世紀，漢密爾頓就提出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此後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又將其發揚，提出通過補貼政策及其他保護政策保護新興工業的成長。事實上，WTO關於補貼和反補貼有相應的規則，比如它把補貼分為禁止類的、可以起訴類的和不可起訴類的，但是在涉及具體的行業和產品上，不同國家對上述三類補貼的界定就有了一些分歧。
在貿易過程中，當某一個國家認為其他國家的補貼政策可能會對本國產生不利影響，或是發生不公平競爭時，就可能產生關於補貼上的爭端或摩擦。如何看待補貼和反補貼政策？實際上，這是WTO的一個調和機制，這個機制用來給不同國家以足夠權利，來平衡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貿易，並促進對外貿易健康發展。對於其中涉及中國的關於補貼方面的訴訟，首先應該充分重視，以調整出口補貼政策和法律法規，在出口競爭戰略中採取更多元化的戰略等方式來應對，但從根本上說，應該從過去的追求數量、低價等“低附加值生產”向未來的追求質量、品牌等“高附加值創造”方向轉型，如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管理模式或是商業模式等，以降低產品原材料成本，提高產品的綜合競爭力。
“失去的20年”在中國不會出現
《紅週刊》：上世紀60至90年代，美國與日本發生了6次大型貿易摩擦，最終結果是日本陷入了連續二十年的經濟停滯狀態。隨著此次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不斷升級，您認為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覆轍？
劉哲：我的判斷是，此次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最終可能會演變成一場經濟利益和政治訴求的博弈。對於其影響，既不應該誇大為所謂的新冷戰，也不應該簡單地類比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的長期壓制。原因就在於，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中國的消費市場是非常廣闊的，新經濟產業的內生動力十分強勁，貿易摩擦不會改變中國經濟良性發展的趨勢。
當然，借鑑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摩擦，我們需要對於本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爭摩擦有一個全面、理性、前瞻的判斷。美國對中國貿易產生的壓力可能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針對某一個產業，中國對美國出口佔比較高的產業，未來可能都有壓力。同時，也不僅僅是針對出口，投資方面也會有一定的訴求，如擴大外商在壟斷行業的投資比例等。未來，中國正在興起的以自主研發為主的新供給產業和長期享受壟斷紅利的行業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壓力。但也不必過度悲觀，中國有著強大的內需市場，以內需為強大的後盾，貿易摩擦不會改變產業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從中國經濟數據來看，2018年1月到4月，消費對經濟支撐作用非常強勁，5月份受到汽車關稅下降以及一些節氣因素影響有所回落，而隨著一些階段性因素的解除，減稅降費政策的落實，消費有可能還會持續改善。同時，網上消費品零售額還保持了30%以上的同比增速，互聯網+、大數據、文化產業等新經濟產業的供給升級，有望繼續引領消費市場景氣度的不斷提升。
《紅週刊》：貿易摩擦升級對我國出口行業影響明顯，這是否會拖累我國經濟增速？
劉哲：從今年的出口數據來看，貿易摩擦的衝擊還沒有真正地顯現出來。最新5月份的數據也顯示，中國對發達國家，如對美國、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長還在10%左右，對歐洲的出口增長也在8.5%左右，對東盟、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國家和地區同比增長也都在15%以上。
同時，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從2006年的60%左右，下降到了現在的30%左右，從國際平均水平來看，這並不是很高。但是，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也是未來影響出口的較大的不確定因素，一旦貿易摩擦升級且付諸於實施，對中國出口可能產生短期衝擊。測算表明，假定貿易升級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通信設備、機械設備等徵收45%的關稅，對於出口增速的影響大概是在3%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的出口增速可能會從去年的14%降到10%左右，對GDP的影響大概是0.1%。
《紅週刊》：面對可能出現的經濟下滑風險，中國該如何化解？
劉哲：很多的風險並不是真正發生的風險，而是人們想象中的風險，正是這種意識中、預期中的恐懼，導致了風險加速和爆發。從這個角度看，可以從三個方面考慮貿易摩擦風險的化解。
第一就是穩定預期。目前來看，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對出口並沒有產生實際影響，但是已經使得整個市場悲觀預期開始抬頭。在悲觀預期下，海外資金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投資意願和積極性會有所下滑，民間投資也可能面臨下行壓力。因此，穩定宏觀經濟預期將有利於對沖國際不確定性風險，呵護投資者的積極性。
第二是擴大內需。中國有非常龐大的消費市場，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和產業縱深。如何有效地更好地激發內生需求和企業的活力，進而緩衝和化解整個貿易摩擦帶來的衝擊？而這就要通過實實在在的改革實現。比如減稅，部分新供給行業，其前期研發投入較大、投資週期長，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創新商業化的進程。通過大力度減免所得稅政策，將直接增加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鼓勵更多的資金、人力資本、技術等進入新供給領域，提升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再比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按照目前中國70萬億的企業信貸總額計算，如果降低一個點的融資成本，企業的利潤就將增加七千億，其直接影響是相同比例減稅的3倍多。同時，無論是減稅還是降低融資成本，其效果都會事半功倍，企業會在生產中以乘數效應反哺實體經濟的再投資。
第三個方面就是苦練內功。推動中國經濟技術創新和管理模式創新，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新的需求是由新供給不斷創造出來的，中國的共享經濟、數字經濟等新供給、新動能的佔比在迅速地提升，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哪些新供給創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對於中國經濟不應過度悲觀。同時，創新本身是一個不斷反覆試錯的過程，很難一次就成功，所以需要給予創新一定的容忍度，政府在簡政放權、放鬆行政約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紅週刊》：目前情況下，通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刺激製造業升級的做法是否可行？
劉哲：擴大內需是可行的，今年4月份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就首次提出了要把加快調整結構和持續擴大內需相結合，把擴大內需提高到了重要位置。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這是針對當前比較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做出的短期應對，擴大內需依然要滿足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而不能再走此前貨幣刺激、地產拉動的老路上去，而是需要通過調結構，通過產品市場、要素市場的改革，通過放鬆產品市場約束，激發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優化產業結構，來達到擴大內需的目的。從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情況看，中國在貨物上確實有一定的順差，但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則有大約5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就是中國要著力改善的方面。
合理配置資產，不要盲目抄底
《紅週刊》：貿易摩擦升級對普通民眾帶來的直接影響是什麼？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哲：最直接的影響應該是物價，一旦真的徵收關稅，會直接影響到價格上，帶來相關產品的價格上漲。但也應理性看待物價上漲，如果對原材料產品進行徵稅，原材料的價格上漲是在整個產業鏈上進行攤銷的，每一個生產環節都可能會吸收一部分價格上漲，用利潤的壓縮降低價格上漲影響，所以終端消費品的影響可能會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大。其次就是生產環節和生產效率的提升，組織管理模式的提升，也會節約一定的原材料，提升整個生產效率，緩解物價上漲。
第二可能會對部分消費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的供給量產生一定影響，因為如果美國進行出口限制，會導致一些高新技術產品在短期內出現供給不足的情況。
第三則是更深層次的對於社會方面的影響，對物價和產品供給造成的影響進而干擾到企業的經營，那麼就業也會受到衝擊。同時，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對金融資產的價格產生也會造成一定影響，因為金融資產價格不僅僅反映當期的實際的利潤變化，還反映了未來的預期。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確定性的預期，可能導致資產價格劇烈的波動，這種情況下，居民在進行資產配置時就要有充分的風險防範意識，通過對大類資產進行合理比例的配置，結合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和資金需求週期來調節配置比重，做好倉位控制。
《紅週刊》：如果貿易摩擦出現進一步升級，在大類資產配置上，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劉哲：建議不同的投資者一定要根據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分散化投資，在股票、商品、存款、黃金等資產中進行合理配置。其中，對於商品的走勢，我認為不僅要關注供給側的收縮，更應重視需求的實質性變化。經過了2016年和2017年去產能之後，無論是煤炭還是鋼鐵價格都已經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總量去產能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2018年其實已經從總量去產能衍生到了結構性去產能，未來要看需求是不是穩定或者邊際向好。另外，如果貿易摩擦升級，人們的避險情緒會提升，人民幣計價的黃金是對沖不確定性的投資標的，而且從大類資產配置角度來看，黃金價格波動和股票價格相關度比較低，甚至會有負相關作用，當金融資產出現大幅波動，黃金會因其避險性和低相關性進而降低整個組合的波動率。
第二點就是建議投資者用不確定性來分析短期影響，站在更高的格局研究長期影響。具體在配置方面就是，不要盲目地進行抄底，短期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市場的超漲和超跌。即使股票市場從基本面和估值角度可能會處於一個合理的價值投資區間，但是由於股票市場受到情緒的影響，不確定情緒會導致股票超跌，也就是跌到了價值區域之內還有進一步下行的風險，避免急於全倉抄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站在更高的格局研究其長期影響，基於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趨勢和新興產業的成長前景，對於明顯被低估或錯殺的優質股票，可以採取分批、分階段建倉的方式攤薄組合短期的波動風險。
人物介紹：
劉哲：CFA，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總裁，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新供給經濟學中心主任。對中國宏觀經濟、大類資產配置、消費升級和政策改革驅動下的資本市場投資機會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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