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美文頭條網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孔子說人三十而立，我體會了，那時我獨立工作了、成家了、很美滿；四十而不惑，是指能夠判斷是非曲直，我做到了，我選擇了留在大陸、有了廣闊活動的空間；五十而知天命，我也懂得了，自己要“夾著尾巴”做好自己的本職，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創造性的認識；六十而耳順，我覺得也做到了，有了聽到不同意見的思想準備而不畏懼了；我現在還想體味七十歲的“隨心所欲、不逾矩”，即心態和認識可以提高到新的境界，且基本符合客觀規律，進入自由世界了。

—— 蘇秉琦

蘇秉琦（1909-1997），河北高陽人，1934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之後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考古學主要開創者之一，奠定了考古學發展的理論基礎考古學家。考古學家徐蘋芳稱他為考古界的“尊神”。

文 | 蘇愷之

初到北平研究院

他本想畢業後在北平或者老家做歷史教師，說是為了“讓國人深知民族歷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沒想到天賜良機，畢業前夕，教育家、師大校長李蒸先生知人善任，認為父親機敏且穩重，專心且善思，更適宜做研究工作，因此就推薦他這個河北漢子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求職。趕巧該所的所長是曾任北平師範大學校長的徐炳昶（旭生）先生。徐先生對他素有了解，當場就滿口答應說：我將向院長稟報，幾天後你就可以來上班。

事情就是湊巧。那時任北平研究院院長的李石曾，與徐旭生一樣都曾留學法國，是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且在法國與徐先生相識。李石曾與李蒸又一向關係密切，1930 年教育部任命李石曾到師大出任校長，他委託李蒸為代校長任職近一年。北平研究院得到的經費資助也主要來自法國，而不是中央政府撥款。我父親和李石曾相識後才驚訝地得知，他也是高陽人，且和我的三伯父也有過良好接觸——三伯父去南方考察也來自李石曾的倡導。

北師大檔案室保存的1934 年史學部畢業照

年少好新交。父親說他工作後“像海綿那樣渴求知識，渴求和那些有學識的人交往學習”。對於那時同事們的名字，到了晚年他都能一一說出。工作不久，就和在南京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傅斯年有了幾次書信交往，傅與陳寅恪所崇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給他極深的記憶，延續了一生。還認識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錢臨照、翁文江。在書櫃裡，一直珍存著王國維、向達、竺可楨、唐啟宇、翁文灝等人當年的論文。

他和徐旭生在同一房間工作。幾番長談後，徐老伯見他進入角色快，對中國現代考古學“修國史”的任務開始著迷，就給予重壓，同年10 月底即讓我父親隨他和何士驥等人一道至陝西寶雞鬥雞臺從事田野考古工作，隨後就交由他負責溝東區的發掘，由此翻開了他此生的新篇章（何士驥在西安負責整理溝西區的資料）。依我的感覺他就是“死認這一門且用心一也”。在徐老伯的長期指引下，他的腦海裡逐漸醞釀形成了他晚年時呼出的理想：為重建中國古代史（史前史）而努力。

第四次抉擇，留在大陸

1948年深秋，解放軍臨近西山一帶了，城裡充斥著緊張氣息。宿舍的大院子被國民黨部隊佔用，堆滿了炮彈火藥等。

一個傍晚，宿舍大門口突然說有父親的電報，是南京的一個同行老友發來的，內容是再次建議他考慮儘快行動，攜全家來南京，然後再遷往臺灣，到了南京後的手續他將從中斡旋，沒有問題。父親看完了這封電報隨即就遞給了母親，示意母親丟進她點燃煤球爐子用的紙簍裡，並用帶有些深沉的口氣輕聲說：“這怎麼可能呢！我的事情（工作）離不開這塊土地……況且資料、徐老都在這裡……”母親端詳了許久，才肯把它丟掉，燒了。

我當時不知怎麼回事，只知道有個大事情與父親擦肩而過。後來母親才告訴我事情的原委。自1948年秋開始，北平的局勢已定，南京那邊加大力度“搶救”——從北平拉人去臺灣。父親這個時期和王振鐸先生也有信件提及這方面的事情，王伯伯也說，咱們還是“故土難離”吧。

這是他的第四次抉擇，時年39歲。

在北平研究院辦公大樓東側的四合院（右側是顧頡剛先生的臨時住房，左側是我家的暫住地，攝於1947 年）

此後到了50年代中期，將要遷往合肥任科技大學校長的錢臨照先生從位於西四的家裡來我家道別時，對父親說：到臺灣那邊做工作沒有前途，你和徐老決意留在大陸是對的。

知道這個事情的人很少，但它令我深深記憶。我不知為何遠方的南京，竟會有人惦記他，我想“總不是好事吧”。直到1984 年左右，父親才和家人說起，也使我進一步得知，父親和南京同行們早有絲絲不斷的情感聯繫。比如我家裡的那二十多張安陽考古現場發掘老照片，以及關於洛陽鏟的照片和頂頭寫有“南京博物院”的資料卡片等，都是父親工作後不久，南京那兒的什麼人給他寄來作參考的。還有在他剛剛參加了鬥雞臺考古工作不久，南京那邊的要人李濟、傅斯年就已經關注他了，雖未曾謀面卻已有信件往來。李濟和傅斯年手下的王振鐸在30 年代中期，即到了南京後曾極力主張把我父親“挖”過去，但傅斯年覺得北平那邊歷史研究的力量強而考古方面力量弱，挖蘇於心不忍，也對不住好友徐旭生。那時，徐先生和南京幾位要人有著很誠摯的學術情誼，儘管他們的專長與風格特色不同，即現代人寫歷史時稱謂的“南派”和“北派”，但父親曾說，雙方的關係一直很好。

1948年11月，解放軍和傅作義部隊的代表就和平解放北平進行了談判。1949年1月22日，解放軍主要部隊開始從西直門、東直門和安定門進城了。我們全家到西直門大街上，和自發從家裡走出來的群眾，還有些大學生們，一起觀看和歡呼口號。父親用雙手按著我的肩膀笑著。解放軍大多坐在卡車上，或騎著戰馬，車後拉著大炮。偶爾，有文藝宣傳隊打著腰鼓，耍霸王鞭，或扭秧歌行進。2月3日，為了將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更好地記錄下來，解放軍再次由永定門開進城區，隊列在稍寬的馬路排列得更雄壯，以前門牌樓和它南面的街道為重點，組織了附近的單位、學校的大批群眾夾道熱烈歡迎。父親和鄰居們說，解放軍從安定門、永定門進入，意味深長啊——國家從此永遠安定了。

提出“大文物“、”大遺址”概念

文物保護，現已得到全社會的關注。這也是父親幾乎從50年代初起一直思慮的心結，也是他和王振鐸先生議論過多次的感慨頗多的話題。

他在六七十年代，曾多次對我說：我們行業裡受到的“考古就是挖寶”的思想影響很深，常常在一些事情上表露出來並帶來不良影響。那些寶貝確實好，重視它並沒有錯，多數外國人也欣賞它們，甚至還想購買收藏，但是不可忽視的有三點。

第一，在那些寶貝四周還有許多物件，“不值錢”卻有研究價值，甚至很有意義也是寶貝。

第二，遺址的周圍環境，對於研究很有用處，對於我們搞科學普及也很有用。就如同去半坡遺址所看到的，在博物館牆外聳立起高樓，太憋悶了，怎麼讓參觀者和研究者去設想當年先民們是如何用四周的壕溝來抵禦野獸侵襲的？為了說明這件事情，他還說了這樣一個故事。據說，乾隆皇帝一次過中秋節，讓太監們在太和殿前面的中軸路上擺放了桌椅和茶點，和皇后妃子們賞月，很是愜意。除了看到藍天和星月，就沒有別的了，自己與天相近。一陣微風吹來更是舒暢，說：真好啊，我今日與全體黎民一道共享中秋美景，共吸這清涼之氣。底下一個太監連忙說道：皇上有所不知，您是吸著從天上吹下來的新鮮之氣，是陽氣。而下面老百姓吸著穿過了多少汙濁之處的臭氣，多人呼出的汙濁之氣，那已是陰氣了。他又解釋說：“你想想，在故宮的中軸路上，有樹嗎？沒有。能看到周圍的住房嗎？不能，這是故宮當年設計者的高明之處。講這些話的意思，是環境。環境多重要。如果在故宮周圍全部蓋起高樓，那麼故宮的味道就大打折扣了。現在我們呼籲遺址的保護，起因之一就是在其四周不留一點空隙，就像你在半坡遺址所看到的”。“我們之所以強調保護環境，是因為環境的破壞正在直接地和間接地損傷著文物自身。王天木就很擔心，隨著工廠的密集，二氧化碳增加，空氣中含有酸質，雨水是酸雨，直接加速著故宮等地圍欄石雕的風化。”

第三，我們懂得了文物，現在需要懂得“大文物”，即那些大號的無法搬運（也不需要搬運）的文物。除了懂得文物和“大文物”，還要懂得遺址和“大遺址”。在北京，許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保護古天象臺，保護蓮花池，保護琉璃河商周遺址的城牆遺蹟，保護圓明園，保護平谷的黃帝活動遺蹟，等等。

考古所建立時的主要成員（左起：蘇秉琦、徐旭生、黃文弼、夏鼐、許道齡、陳夢家）

1964年3月18日至25日，文化部在河北省易縣燕下都遺址召開“大型古遺址保護工作座談會”。父親在3月22日作了發言，發言的頭一段話就提出了“大文物”和“大遺址”的概念。他說：“大文物，指不能移動的，和移動後削弱了其研究價值的文物。整個一個泰山就是個大文物。你如果把山上的石刻都搬移到博物館，研究的價值和公眾的欣賞價值都大打折扣。因此，大文物、大遺址保護工作與考古發掘有區別又有些關係。”

他的發言的第二段，專門談“大遺址”的保護。為此，他首先界定了大遺址的範疇，主要有四類：舊石器時代的；新石器時代的，要選擇有學術研究價值的大的；秦漢時期的，硬土層；漢唐時期的，有了中軸線之後才蓋房子的。文物局的工作絕不是把幾件物品保存好了那麼簡單。他說提出“大遺址”概念，就是要把那些規模較大、保留價值較大，內容豐富的一些遺址群，列為大遺址來保護，哪怕在幾個重要遺址之間有“空白地帶”也需要含入。一個遺址是包含著它的野外環境的。

《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的發表

父親寫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在《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能感覺到父親對它特別重視，他預訂了不少單行本，分送給與其有關的人。這裡還有幾個“小故事”能佐證這篇文章的分量。

故事二：父親對仰韶文化的思考一直沒有休止。我在他的一堆故紙裡，發現了一份五頁紙的對仰韶文化討論的“餘論”，郭大順認為寫於1986年，它的第一段是：中國文化起源問題——仰韶文化是屈指可數的幾個重要源頭之一；它的主要發展脈絡是從“酉瓶”誕生，發育成熟，再還原到原型，以“蛋形甕”為觸媒，誕生“原始斝”，經過“斝鬲”過渡到鬲，最後溶解消失到中國“通用型”的灶釜。這是仰韶文化研究六十五年來成果的圖解式總結。

有位考古人對我說，《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是一篇有分量的標誌性論文：作者的學術思想正趨成熟、即將進入一個新境界。這使我注意到，在1965年父親還有一篇未發表、但已基本完稿的五千字論文：《黃河流域中下游原始考古動態》。我覺得這兩篇論文可稱為姊妹篇，值得一述。父親很在意這篇文章。這裡僅摘錄幾句：

中心問題是我國原始公社氏族制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特別是從母系到父系的轉變，這一革命變化，其目的是宣傳辯證法和唯物論。實際工作是圍繞著仰韶、大汶口和龍山這三種文化進行的（本書注：此文核心部分除了重點討論這三種文化，還介紹了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共五種）。正確的探索途徑應從類型分析、年代分期著手。問題的探索是沿著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它們的年代分期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社會發展階段；二、特徵的性質，文化類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民族文化關係。

在介紹了大汶口文化之後，他寫道：

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的東部地區，以洛陽為中心，它的後期明顯地受到來自東方的文化影響。但如仔細把大汶口—青蓮崗—屈家嶺這一沿海沿江弧形地帶的同期文化遺存特徵，加以對比，不難發現，仰韶後期所受到東南方向的影響，最直接的是來自大汶口。偃師洛城發現的大汶口類型墓地也幫助說明這一點。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這時期—仰韶後期，以泰山之陽為中心的大汶口人在文化上超過了原來以華山之陰為中心的仰韶人，也超過了當時我國所有其他原始文化的人們。各地區間文化的相互作用，這一點在我國原始社會歷史上是有其深遠意義的：一、它加速了我國原始公社氏族制從繁榮向解體的過渡，向父系氏族制的過渡；二、文化中心從關中東移到中原（河南）；三、華族範圍的不斷擴大。

我由此聯想到北京大學趙輝教授在《戰國秦漢考古講義》（蘇秉琦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前言裡說的，他在翻閱了那些未發表的資料和筆記之後認識到：（蘇秉琦的區系類型思想）“就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而言，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時就已經很成熟了。”所以這兩個姊妹篇，或許是研究他學術思想發展歷程不可或缺的史實資料。

與張光直先生的交誼

改革開放以來，我父親接觸的第一個海外華人考古學者，是張光直先生。他是李濟先生的得意門生，較早地接觸了大陸考古界。

父親告訴我，張先生自70年代中後期，和大陸有了多次交往，直到70年代末才知道北京大學有考古專業，還有個蘇氏。父親說他是一位很有個性的執著的人，也很難得地在向西方介紹宣傳中國考古學，是追求真理而不顧其他世俗觀念的人。他的學術成績和溝通海峽兩岸學術關係、培養學生、接待大陸年輕學者訪問等作為，都值得讚賞，怪不得李濟先生那麼喜歡這個弟子。

父親還說：他起初也信守“中原中心論”，對“多元一統”說不屑一顧，但他憑資料、憑邏輯推理來和你爭論，最後在眾多的資料面前，終於把他歷來固守的觀念拋棄了，是位難得的認真做學問的人。

和張光直先生(左)在北大

當然，父親和張先生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觀點不盡一致。1986年，張光直提出“玉琮時代”說，認為“玉琮時代，代表巫政結合、產生特權階級的時代，亦即《國語·楚語》所說帝顓頊令重、黎二神絕地天通的時代”，並認為玉琮時代介於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之間，因而構成中國古文化發展的四個階段，即石器時代、玉琮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父親似對這四個階段說並不熱衷。雖然他對玉文化也很重視，但並不認為一定單獨存在過這樣一個玉文化的階段。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出版始末

1995年年末，郭大順先生接到香港商務印書館的電話，說負責全部旅行安排，就及時和我父親聯繫。父親希望能有個合適的環境寫作。他說的合適環境，一是有合適的人，便於深度溝通，二是干擾少，專心致志，所以到香港去最好。

可那個時候，辦理赴港手續特別麻煩，於是退了一步，改成了去深圳。郭大順先生和一位護士長陪同，為期四十天（1996年1月8日至2月20日），半療養半工作，聊天中追憶往事，郭先生全程記錄。我一再體會到他這“最後一搏，隔海相望”的心境。

這四十天一切順利。之後，郭先生“窮數月之力，整出了初稿”，功不可沒。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的各個版本

俞偉超先生認為，《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是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里程碑，它“集大成式展示出的蘇秉琦考古公眾化思想，集中反映出蘇秉琦時代中國公眾考古學所達到的理論高度和發展水平。從考古學科到知識界乃至社會的各種解讀和闡釋，更反映出普遍的共識”。“他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終身一心為重建中國古史、為考古學的科學化與公眾化、為中國考古學能更好地起到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奮鬥不已。”

費孝通先生寫道：“蘇秉琦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代表了我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實事求是研究的傳統，這是一本人文科學研究的成果，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覺。他用古代遺傳的實物來實證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的過程，在中國人面臨空前大轉型的時刻在學術方面集中了考古學界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了這樣一本著作，意義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