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提到相聲，很多人腦海裡一下就浮現出郭德綱之流，以為相聲只是那般模樣——油嘴滑舌，互相佔便宜。但相聲技藝流傳至今也算是百年老店，其中之翹楚，流派之紛呈，花樣之繁雜，遠不止一個“郭家菜”能滿足眾人的口味兒。老一輩藝人，如北京的侯寶林，把相聲從撂地拽入大雅之堂；南京的張永熙，讓相聲不過長江成為飯後笑談。曾幾何時，二位先生並稱“北侯南張”更是成為相聲界的美談。本自媒體從即日起連載張永熙的高徒——曹業海先生所著《笑灑江南》一書，希望網友廣泛傳播，隨意點評，如此才痛呼快哉！（查俊）
絮 語
相聲行內有“北侯南張中少林”一說，“北侯”指北京的侯寶林先生，“南張”指南京的張永熙先生，“中少林”指濟南的孫少林先生。恩師張永熙先生1922年出生於北京板章衚衕，九歲學藝，二十七歲時來到江蘇南京，結束了奔波流浪的賣藝生涯，自此，久佔南京，讓北方的相聲藝術在南方紮根，伸枝發葉，開花結果，這才有了相聲界譽為“北侯南張”的緣起。
師父逝於2015年，享年九十有二。細數他在南京的六十餘年的藝術生涯，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鼎盛時期。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師父年富力強，精力充沛，在臺上揮灑自如，迸發出強烈地藝術表現力與創造力，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精品段子，受到業內同行及廣大觀眾的肯定和歡迎，從而奠定了他在相聲界的地位和聲譽，成為一代名家。藝術上的成就為他帶來許多榮耀，多年擔任南京市曲藝團團長職務，連續三屆當選為南京市人民代表，被評為江蘇省文教先進工作者，享受高級知識分子待遇，紅極一時；
二是消沉時期。自“文革十年”至八十年代初，社會氛圍有了很大的變化，正常的演出難以為繼，隨之曲藝團被解散，相聲名家成了“放毒老手”，歷盡折磨與屈辱，能活下來已是萬幸。誰知一場悲情錯戀又使自已身陷囹圄，招來五年牢獄之災。大起大落，正值人生年輪的精華時節卻陷落於泥淖無法自拔；
三是黃金時期。改革開放後，年近花甲的師父來到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與南京一江之隔的安徽滁州，迎來了他藝術事業的第二個春天。他隨滁州歌舞團曲藝隊巡演全國十六省，五年多的時間演出二千餘場，受到廣大觀眾的熱情讚揚與歡迎。繼而開門收徒，傳承相聲藝術，大江南北，桃李滿園。兩次應邀擔任中央電視臺相聲大賽的評委，成為了他一生藝術事業的亮點。
退休之後，師父數次去北京、天津等地參加各種藝術交流活動，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藝術資料。天津電視臺《每日笑吧》欄目曾多次對他進行採訪，師父回顧了他的藝術經歷及行內的趣聞軼事，成為難得的影像記憶。2014年《張永熙自傳》面世﹙張永熙口述，呂海雲撰著，團結出版社出版﹚。作為掌門弟子，依據有關影像和及相關文字資料為線索，並結合與師父多年相處的親歷，將師父黃金時期的藝術經歷和晚年的生活狀況用文字紀錄下來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此書重點記述了師父後半生的藝術與生活，許多內容鮮為人知，有笑有淚，有情有義，有贊有嘆，有感有悟，讓廣大觀眾和讀者瞭解一個有血有肉的相聲大師的晩年生活。
張永熙先生之掌門弟子 曹業海於琅琊山下寒微齋
丙申年仲夏
第一章 聚散有緣
一、 春天來了
1982年5月，師父走出位於蘇北的洪澤湖勞改農場的大門，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汽車一路顛簸，回到了南京。春末時節，南京中華路上的梧桐樹已綠廕庇日。天氣雖熱，他依然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五年的監獄生活使他變得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有些遲鈍。是啊，人生的黃金年齡有幾個五年呢？
從長江邊的江蘇省會南京到洪澤湖畔的勞改監獄，這一大步師父是怎麼邁出的呢？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汙點。我曾因為一時感情衝動，沒能把握自己，害了一位好姑娘，也傷害了我的愛人娟華，更給自已帶來了五年的牢獄之災。”﹙《張永熙自傳》第171頁，團結出版社﹚
男女感情之事，凡人皆有，如何正確面對卻很難用一兩句話來說清。行內有句俗話：人非聖賢，孰能無“臭”。師父於1954年與師孃陳娟華在南京結婚，到1976年他與鄰居英子﹙化名﹚發生錯戀這之間二十多年裡，正值師父大紅大紫之時，年紀輕，名氣大，收入豐厚，其藝術魅力與個人形象可謂光芒四射，崇拜者不計其數，“粉絲”中更不乏女性。然而，卻卻在這段最容易招風惹草的階段裡，師父從未傳出過緋聞，更談不上與誰有一段愛得死去活來的戀情了。為何“老了老了，心卻跑了”呢？除卻道德評判，這與當時的“天時，地理，人和”有著很大的原因。﹙圖1 師父師孃年輕時合影﹚
“文革”伊始，南京的各演出場所都停止演出，開始“造反”，破四舊，打倒走資派，揪出牛鬼蛇神，轟轟烈烈，亂成一團。
文革中的悲慘遭遇，讓師父感覺一下子從天堂墜入了地獄，思想上怎麼也轉不過彎兒來。不能演出了，工資扣發了，學生不認了，同事不理了，誰見了他都躲得遠遠的，用今天的話說，就像見了愛滋病人似的，唯恐沾上了什麼。如誰能和他打個招呼，或是多說幾句話，他都感到特別溫暖。此時，對外面社會一片混亂而瘋狂的狀況視而不見，不管不顧，仍然和師父親近往來的卻是一個妙齡少女，她就是與師父同住一個院子的鄰居女孩兒---英子。師父出事的時候，英子十九歲，鄰家有女初長成，與師父認識時剛剛成年。送溫暖的來了，事兒也來了！
“英子是我們鄰居家的一個姑娘，為人熱情爽朗，跟我們兩口子都熟。她很喜歡曲藝，愛看演出，我經常帶她到團裡去跟演員們玩兒。”﹙《張永熙自傳》第173頁，團結出版社﹚
英子是師父的崇拜者，因為是鄰居，自然接觸較多，幫忙做做家務，進進出出，往來平凡。平常倒也沒有什麼，可是在“文革”這個非常時期，這種交往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與含義。英子的親近使師父暫時緩解了在外面遭受的痛苦與屈辱，他把英子當成了心靈上躲避風雨的港灣，向她傾訴，排解鬱悶，在她那裡尋求同情與慰藉。
天時--外面狂風暴雨，院內風和日麗。
地利--相互比鄰而居，兩人天天相見。
人和--姑娘崇拜偶像，師父尋求慰藉。
也許當初兩人都沒有那層意思，時間一長，就“從量變到質變”了。
“感情的事，往往身不由己，我勸她不成，自己反倒漸漸地也陷進去了。”“事情鬧開了，人盡皆知。恰在此時，英子告訴我說，她懷孕了。那真是一種天塌下來的感覺。”﹙《張永熙自傳》第173頁，團結出版社﹚
師父在“文革”中的境遇，對他來說好比遭到了滅頂之災。如同一個溺水者在大海中掙扎沉浮，他奮力尋求一切可以救命的漂浮物。這時，突然身邊來了一艘豪華遊艇，他不用思考毫不猶豫地登了上去。可是，這艘遊艇並沒有駛向他所憧憬的幸福的彼岸，而是繞了一圈兒，轉個彎兒將他送進了洪澤湖！
放在今天看一看，師父這段錯戀應歸屬於道德問題，並不屬於法律規範的範疇。那為什麼會有五年刑期的結果呢？問題出在師父與英子赴鎮江殉情時寄出的兩封信。
這件事兒說來話長。
南京市曲藝團成立於1958年秋天，團的班底是已活動三年之久的南京群鳴相聲隊，再加上社會上有名望的南京評話、蘇北琴書、河南墜子演員，總共有一百餘人，組建成南京市曲藝團。師父被任命為團長，市文化局派來一位行政幹部任輔導員。
南京市曲藝團的主管單位是市文化局，依黨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分工，宣傳部門對文化單位負有指導的職責。這樣，對曲藝團的各方面工作發表權威意見的領導單位分別來自黨政兩個方面，而有時部門之間或領導者個人之間的意見不盡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作為曲藝團的領導者面臨此類情況時，如何審時度勢，從容應對，閃轉騰挪，進退有據，可是一門學問。師父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相聲藝人，對江湖買賣、門裡門外、說學逗唱、怪賣壞帥、使柳抹單、湍春犯塊，那是應對自如，遊刃有餘。曲藝團裡大多是藝人，江湖自有規矩，雖有各種各樣的矛盾，對師父來說也不難擺平。而作為新社會的文藝團體的一把手如何處理來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關係和意見，特別是牽涉到各個方面的人際關係和站隊表態之類的事，他就懵懵懂懂，糊糊塗塗了。偏偏他又是個“大腕兒”，藝高人膽大，有恃無恐，說話辦事時疏漏錯失不在少數，時間一長，在領導的心中漸漸也有了看法。有次，他在閒談中說到上面一位女領導時，偏偏“調侃兒”稱她為“蒼果兒”﹙老年婦女﹚此話一出口，立馬就有人向上彙報了。女人都忌憚別人說自已老，何況是當了官的女人呢，礙於師父當時的聲望和名氣，也不便發作，但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文革”後期，一些受到衝擊的領導又逐漸回到領導崗位，但師父卻失去了往日的光環，曲藝團解散了，團長的職務自然也被取消，被扣的工資也沒有補發，合作多年的捧哏關立明被下放到工廠，演出沒有搭檔，孤零零一個人，被分配到南京市歌舞團，和一幫年輕的歌舞演員混在一起，無所事事。用他自已的話說，這是百花叢中栽了一棵大白菜，誰看了誰彆扭。他表面上對這一切很順從，沒有一絲怨言，但在心中卻是強壓了一腔怒火，伺機曝發。
就在這時，師父的事“出蠱了”﹙出事﹚！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明天連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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