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提到相声，很多人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郭德纲之流，以为相声只是那般模样——油嘴滑舌，互相占便宜。但相声技艺流传至今也算是百年老店，其中之翘楚，流派之纷呈，花样之繁杂，远不止一个“郭家菜”能满足众人的口味儿。老一辈艺人，如北京的侯宝林，把相声从撂地拽入大雅之堂；南京的张永熙，让相声不过长江成为饭后笑谈。曾几何时，二位先生并称“北侯南张”更是成为相声界的美谈。本自媒体从即日起连载张永熙的高徒——曹业海先生所著《笑洒江南》一书，希望网友广泛传播，随意点评，如此才痛呼快哉！（查俊）
絮 语
相声行内有“北侯南张中少林”一说，“北侯”指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南张”指南京的张永熙先生，“中少林”指济南的孙少林先生。恩师张永熙先生1922年出生于北京板章胡同，九岁学艺，二十七岁时来到江苏南京，结束了奔波流浪的卖艺生涯，自此，久占南京，让北方的相声艺术在南方扎根，伸枝发叶，开花结果，这才有了相声界誉为“北侯南张”的缘起。
师父逝于2015年，享年九十有二。细数他在南京的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鼎盛时期。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师父年富力強，精力充沛，在台上挥洒自如，迸发出强烈地艺术表现力与创造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品段子，受到业内同行及广大观众的肯定和欢迎，从而奠定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和声誉，成为一代名家。艺术上的成就为他带来许多荣耀，多年担任南京市曲艺团团长职务，连续三届当选为南京市人民代表，被评为江苏省文教先进工作者，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红极一时；
二是消沉时期。自“文革十年”至八十年代初，社会氛围有了很大的变化，正常的演出难以为继，隨之曲艺团被解散，相声名家成了“放毒老手”，历尽折磨与屈辱，能活下来已是万幸。谁知一场悲情错恋又使自已身陷囹圄，招来五年牢狱之灾。大起大落，正值人生年轮的精华时节却陷落于泥淖无法自拔；
三是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后，年近花甲的师父来到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与南京一江之隔的安徽滁州，迎来了他艺术事业的第二个春天。他隨滁州歌舞团曲艺队巡演全国十六省，五年多的时间演出二千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与欢迎。继而开门收徒，传承相声艺术，大江南北，桃李满园。两次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的评委，成为了他一生艺术事业的亮点。
退休之后，师父数次去北京、天津等地参加各种艺术交流活动，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资料。天津电视台《每日笑吧》栏目曾多次对他进行采访，师父回顾了他的艺术经历及行内的趣闻轶事，成为难得的影像记忆。2014年《张永熙自传》面世﹙张永熙口述，吕海云撰著，团结出版社出版﹚。作为掌门弟子，依据有关影像和及相关文字资料为线索，并结合与师父多年相处的亲历，将师父黄金时期的艺术经历和晚年的生活状况用文字纪录下来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此书重点记述了师父后半生的艺术与生活，许多内容鲜为人知，有笑有泪，有情有义，有赞有叹，有感有悟，让广大观众和读者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相声大师的晩年生活。
张永熙先生之掌门弟子 曹业海于琅琊山下寒微斋
丙申年仲夏
第一章 聚散有缘
一、 春天来了
1982年5月，师父走出位于苏北的洪泽湖劳改农场的大门，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汽车一路颠簸，回到了南京。春末时节，南京中华路上的梧桐树已绿荫蔽日。天气虽热，他依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五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有些迟钝。是啊，人生的黄金年龄有几个五年呢？
从长江边的江苏省会南京到洪泽湖畔的劳改监狱，这一大步师父是怎么迈出的呢？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我曾因为一时感情冲动，没能把握自己，害了一位好姑娘，也伤害了我的爱人娟华，更给自已带来了五年的牢狱之灾。”﹙《张永熙自传》第171页，团结出版社﹚
男女感情之事，凡人皆有，如何正确面对却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行内有句俗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臭”。师父于1954年与师娘陈娟华在南京结婚，到1976年他与邻居英子﹙化名﹚发生错恋这之间二十多年里，正值师父大红大紫之时，年纪轻，名气大，收入丰厚，其艺术魅力与个人形象可谓光芒四射，崇拜者不计其数，“粉丝”中更不乏女性。然而，却却在这段最容易招风惹草的阶段里，师父从未传出过绯闻，更谈不上与谁有一段爱得死去活来的恋情了。为何“老了老了，心却跑了”呢？除却道德评判，这与当时的“天时，地理，人和”有着很大的原因。﹙图1 师父师娘年轻时合影﹚
“文革”伊始，南京的各演出场所都停止演出，开始“造反”，破四旧，打倒走资派，揪出牛鬼蛇神，轰轰烈烈，乱成一团。
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让师父感觉一下子从天堂坠入了地狱，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儿来。不能演出了，工资扣发了，学生不认了，同事不理了，谁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用今天的话说，就像见了爱滋病人似的，唯恐沾上了什么。如谁能和他打个招呼，或是多说几句话，他都感到特别温暖。此时，对外面社会一片混乱而疯狂的状况视而不见，不管不顾，仍然和师父亲近往来的却是一个妙龄少女，她就是与师父同住一个院子的邻居女孩儿---英子。师父出事的时候，英子十九岁，邻家有女初长成，与师父认识时刚刚成年。送温暖的来了，事儿也来了！
“英子是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姑娘，为人热情爽朗，跟我们两口子都熟。她很喜欢曲艺，爱看演出，我经常带她到团里去跟演员们玩儿。”﹙《张永熙自传》第173页，团结出版社﹚
英子是师父的崇拜者，因为是邻居，自然接触较多，帮忙做做家务，进进出出，往来平凡。平常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这种交往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含义。英子的亲近使师父暂时缓解了在外面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他把英子当成了心灵上躲避风雨的港湾，向她倾诉，排解郁闷，在她那里寻求同情与慰藉。
天时--外面狂风暴雨，院内风和日丽。
地利--相互比邻而居，两人天天相见。
人和--姑娘崇拜偶像，师父寻求慰藉。
也许当初两人都没有那层意思，时间一长，就“从量变到质变”了。
“感情的事，往往身不由己，我劝她不成，自己反倒渐渐地也陷进去了。”“事情闹开了，人尽皆知。恰在此时，英子告诉我说，她怀孕了。那真是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张永熙自传》第173页，团结出版社﹚
师父在“文革”中的境遇，对他来说好比遭到了灭顶之灾。如同一个溺水者在大海中挣扎沉浮，他奋力寻求一切可以救命的漂浮物。这时，突然身边来了一艘豪华游艇，他不用思考毫不犹豫地登了上去。可是，这艘游艇并没有驶向他所憧憬的幸福的彼岸，而是绕了一圈儿，转个弯儿将他送进了洪泽湖！
放在今天看一看，师父这段错恋应归属于道德问题，并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那为什么会有五年刑期的结果呢？问题出在师父与英子赴镇江殉情时寄出的两封信。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
南京市曲艺团成立于1958年秋天，团的班底是已活动三年之久的南京群鸣相声队，再加上社会上有名望的南京评话、苏北琴书、河南坠子演员，总共有一百余人，组建成南京市曲艺团。师父被任命为团长，市文化局派来一位行政干部任辅导员。
南京市曲艺团的主管单位是市文化局，依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分工，宣传部门对文化单位负有指导的职责。这样，对曲艺团的各方面工作发表权威意见的领导单位分别来自党政两个方面，而有时部门之间或领导者个人之间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作为曲艺团的领导者面临此类情况时，如何审时度势，从容应对，闪转腾挪，进退有据，可是一门学问。师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相声艺人，对江湖买卖、门里门外、说学逗唱、怪卖坏帅、使柳抹单、湍春犯块，那是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曲艺团里大多是艺人，江湖自有规矩，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对师父来说也不难摆平。而作为新社会的文艺团体的一把手如何处理来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特别是牵涉到各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和站队表态之类的事，他就懵懵懂懂，糊糊涂涂了。偏偏他又是个“大腕儿”，艺高人胆大，有恃无恐，说话办事时疏漏错失不在少数，时间一长，在领导的心中渐渐也有了看法。有次，他在闲谈中说到上面一位女领导时，偏偏“调侃儿”称她为“苍果儿”﹙老年妇女﹚此话一出口，立马就有人向上汇报了。女人都忌惮别人说自已老，何况是当了官的女人呢，碍于师父当时的声望和名气，也不便发作，但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后期，一些受到冲击的领导又逐渐回到领导岗位，但师父却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曲艺团解散了，团长的职务自然也被取消，被扣的工资也没有补发，合作多年的捧哏关立明被下放到工厂，演出没有搭档，孤零零一个人，被分配到南京市歌舞团，和一帮年轻的歌舞演员混在一起，无所事事。用他自已的话说，这是百花丛中栽了一棵大白菜，谁看了谁别扭。他表面上对这一切很顺从，没有一丝怨言，但在心中却是强压了一腔怒火，伺机曝发。
就在这时，师父的事“出蛊了”﹙出事﹚！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明天连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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