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學上海樣，學來學去難學像；等到學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樣。”這首歌謠反映了上海時裝翻新之快和人們對於上海時裝的青睞。事實上，上海人自明代起就在穿戴上追求時髦，尤其是在上海開埠後，因所處的特殊環境氛圍，更是在服飾上標新立異。它廣泛吸取了古今中外各類服飾的特長，形成自己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海派服飾”。
使上海有這樣的地位的，上海裁縫功不可沒。上海裁縫，是中國第一代時裝設計師，在他們的手中，服飾有了時代的特徵，承載著當時人們的情感與追求。上海裁縫，不僅要手巧，還要心巧，懂得時代的潮流，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懂得衣服不僅僅是衣服，還是一種文化。
20世紀初，各派服裝高手雲集上海灘十里洋場，一個浦東來的名不見經傳的小裁縫金鴻翔（原名金毛囡、金寶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在南京路上樹起了一塊金字招牌———鴻翔時裝公司。20世紀30年代初，鴻翔牌女子時裝榮獲美國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大獎。
當年，鴻翔時裝商店是上海開埠後國人創辦的第一家西式女裝商店，以做工考究、款式新穎享譽全國。而那個地址“南京西路855-869號”如今屬於一座現代化的綜合商業大廈。
掛著中英文招牌的裁縫店
1917年春天，金寶珍在工作的店鋪內接待一位前來製作西服的顧客時，無意中聽他說起當時越界築路不久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號有一家三開間鋪面的馬車行要出租。
金寶珍實地考察後發現那一帶乃洋人富商集居之地，來往行人眾多，而且周圍並無一家華麗的女式西服店，如果自己填補這個女式西服制售空白，將來生意必然興隆。雖然房東開出的條件頗為苛刻，但他還是從親友處借到800元，租下該屋作為店基。
金鴻翔其人
師從張鳳岐
金鴻翔原名金寶珍，1894年出生在上海浦東。他的母親在家種田，父親在上海城內的美華書館店招製作部當刻字工匠，工作辛苦，收入僅夠勉強養家餬口。1907年，13歲的金寶珍放棄學業，來到上海城內，通過舅舅的介紹，到一家小型的中式裁縫鋪當學徒，之後又到上海閘北的愛爾近路（今安慶路）一家西服鋪當學徒。這家西服鋪的老闆名叫張鳳岐，是張韻洲的兒子，而張韻洲的師父名叫趙蘭春，是上海灘第一個會做西服的華人。
從14歲進店，六年後學成滿師，20歲時，這個浦東鄉下走出來的小夥子已經掌握了西服制作過程中的整套工藝程序，被張鳳岐認為是掌握技術水平最好的徒弟。
“事業未成，不言婚娶”
金寶珍遠在海參崴（俄羅斯城市符拉迪沃斯託克）開裁縫店的舅舅要他去那裡的裁縫店幫忙，於是他去海參崴幹了大約一年光景。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金寶珍的父母催他火速返滬。在封封家書的催歸下，金寶珍回到上海，可發現父母所說的緊要事原來是為他物色了一門親事。他對二老斬釘截鐵地扔下了一句話：“事業未成，不言婚娶！”父母見他如此堅定，也只得作罷。
不久，金寶珍的一個同行朋友來找他，將他介紹到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口的龔悅來先生開設的悅祥興西服鋪當西服制作技師。在那裡他既在工場間設計、製作西服，又在店鋪櫃檯前接待顧客，忙得不亦樂乎。
要開自己的女子時裝店
地處鬧市中心的悅祥興外國顧客較多，金寶珍在接待外國顧客中順便將他們的姓名地址記下，悄悄建立了一本客戶檔案，因為他有“野心”，將來要自己開一家西服店，而這些人就有可能成為他潛在的客戶。為了能在華洋雜處的上海租界站住腳，他還每天晚上去夜校學習英語。
一晃過了兩年，金寶珍的西服設計製作手藝和經營能力日臻成熟，他決定仿效西方時裝商人的經營模式，面向社會開設一家新型女子時裝店。
金寶珍租下靜安寺路房子後，請來了在上海從事營造業的舅父負責裝修。考慮到今後自己主要是經營西式服裝，店面的設計風格自然也要西洋化，便要求舅父仿照當時洋人開設的升發時裝公司的門面樣式進行裝潢。
令金寶珍煞費心機的還有這家店的名字，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取“鴻翔”兩字作為店招，寓意是希望自己今後在時裝經營方面能做到“鴻運高照，飛翔全球”。他在得意於自己想到的這個店名時，突然覺得父母取的名字“金寶珍”實在是太土氣了。他靈機一動，乾脆改名為“金鴻翔”，這樣，不但與店名相呼應，而且，鴻翔兩字鍍上了“金”，豈非又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徵兆！
那年秋天，裝修一新的鴻翔裁縫店正式開張。金鴻祥在店外懸掛出一塊中英文的招牌“鴻翔HongXiangLadiesTailorShop”，意為“鴻翔女式裁縫鋪”。使用中英文對照的辦法，在當時上海裁縫鋪的店招上是絕無僅有的。金老闆親自設計製作的女式服裝，品種繁多，款式新穎，製作精良，一開業就吸引了滬上眾多時髦女士前來光顧，生意很快興旺起來。
“鴻翔”商標
營業有了發展，金鴻翔就將平房改建為二層樓新式街面房子，樓上做工廠，樓下為店堂，招牌也改成中英文的“鴻翔時裝公司”。金鴻翔對自己設計製作的時裝頗具宣傳保護意識，他別出心裁地在成衣的主要部位，附上一塊事先用綢緞製作好的精美的“鴻翔時裝”文字貼面，這其實就是一種產品商標，難得的是當年其他裁縫鋪老闆都沒有想到這一經營訣竅。
金鴻翔很注重服裝的質量和門市的服務效果，到20世紀20年代初，“鴻翔”牌女式時裝在上海乃至其它周邊地區的服裝界已小有名氣了。
試製成衣大獲成功
當時，在上海的外僑有在聖誕節前相聚開派對的習慣，因此，每年聖誕節前往往是滬上西式服裝行業最繁忙的時刻。
鴻翔公司裁縫
有一年，聖誕節前一日上午，鴻翔店堂裡匆匆走進一位衣著時髦的女子，她是來加工一件玄狐大衣的，並要求第二天下午就要取用。正好金鴻祥在店堂內坐鎮，他爽快地接下了這筆生意，並承諾一定按時按質完成。當那位女顧客半信半疑地離去後，金鴻翔立即組織工人們相互協作，通宵達旦地趕製。第二天，當女顧客如期拿到為她度身定做的大衣時，驚喜異常，連聲道謝。後來，這位女顧客便主動代鴻翔介紹了許多客戶。
這件事也讓金鴻翔悟出了其中隱藏著的商機。他想，我國傳統的估衣鋪都是出售現成服裝的，如果鴻翔有各種款式和尺碼的成衣出售，既可以為急需新衣的顧客解燃眉之急，又能開拓銷售渠道。於是，他率領職工試製了一小批花色、款式、尺碼不一的時裝，標明售價，陳列在櫥窗內，頓時吸引了許多顧客，不少人還大老遠慕名而來，使鴻翔名聲大振。
身著旗袍的倪桂珍
這裡還有段小插曲。在金鴻翔還沒滿師的時候，他就曾經從一張慈禧太后穿著直筒式滿族女袍的照片獲得靈感，製作了一件大紅織錦段、有輪廓曲線的新式女袍。這件事驚動了一對中年夫妻。丈夫叫宋耀如，妻子倪桂珍，宋氏三姐妹就是他們的女兒。
宋氏三姐妹都十分鐘愛鴻翔女裝
倪桂珍得知有個小裁縫會做新式女袍，拉著丈夫去看個究竟。那天金鴻翔正按照師傅吩咐，做了一件翡翠色織錦緞女袍掛在店堂內做樣子，被倪桂珍一眼看中。宋耀如讚不絕口：“夫人穿上這件新式衣服，顯得更加端莊漂亮了。”倪桂珍滿心歡喜說：“我喜歡這件改良式旗袍！”之後金鴻翔自己的店鋪開業，倪桂珍還帶著宋氏三姐妹登門祝賀。
大明星胡蝶的廣告效應
作為商人，金鴻翔具有極其靈敏的商業嗅覺，他從不放棄一切可以利用的時機。
鴻翔與胡蝶的淵源
身著鴻翔公司製作的裘皮大衣的胡蝶與梅蘭芳、周劍雲在前往歐洲船上合影
1933年3月28日，胡蝶當選為我國電影史上第一位“電影皇后”，在南京西路大華飯店舞廳舉行加冕典禮。籌備委員會決定委託鴻翔服裝公司來製作胡蝶加冕“電影皇后”時所穿戴的禮服和“皇冠”。
金鴻翔當然求之不得。加冕大典由親手培育胡蝶的電影編劇、導演鄭正秋任司儀，胡蝶穿上鴻翔定製的白紗禮服和帶上那頂熠熠生輝的“皇冠”，楚楚動人，摩登非凡。
胡蝶婚禮
1935年11月23日，胡蝶與潘有聲在上海舉行婚禮，金鴻翔便抓住機會親自給胡蝶設計了成婚禮服，上面繡了100只蝴蝶，取自胡蝶的名字。
中國第一支時裝表演隊
不久，金鴻翔又組織了中國第一支時裝表演隊，結合時裝穿著季節特點，定期舉辦各種鴻翔女子時裝表演會和新聞發佈會，請大明星來客串演出。如1934年11月，金鴻祥在大華飯店舉行盛大時裝表演會，影星胡蝶、阮玲玉、徐來等以及社會名媛紛紛亮相。
為伊麗莎白二世製作披風
在獲悉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登基前，金鴻翔特地選用了手感滑軟柔順的中國綢緞作為面料，精工細制了一襲大紅緞料披風，上面滿刺金錢，極盡描鸞繡鳳之巧，製成後他委託英國駐上海領事館轉交伊麗莎白二世。
事後，英領事館送來由英國伊麗莎白女皇親筆簽名並印有“白金漢宮”字樣的謝帖。金鴻翔便將禮服複製品連同謝帖一起陳列在鴻翔公司的大櫥窗內，人們爭相前往觀賞。
為“上海小姐”提供服裝
同時，在轟動一時的上海小姐選美活動中，金鴻翔幾乎為之提供了所有的參賽服裝，結果上海小姐的選美變成了鴻翔公司的獨家時裝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京西路鴻翔百貨商廈
老上海布店的滄桑春秋
說了老上海時裝的金字招牌，再來說說老上海人對布店的特殊情結。老早的上海人不習慣穿“現成”的衣服，往往要從布店買來布料製做而成。“三大祥”——協大祥綢布店、寶大祥綢布店、信大祥綢布店，便在當時聞名上海灘。
自1843年上海開埠後，絲綢和茶葉是中國主要出口商品，而洋布是進口商品的大宗。由於棋盤街是進出租界和老城廂的主要通道，所處地理位置優越，加上販賣洋布又是最賺錢的買賣，於是有不少商人在棋盤街開起洋布店。
清咸豐元年（1851年），寧波人合夥開設的“同春洋貨號”，店名稱“洋貨”，其實賣的都是洋布。1853年春，寧波人蔡恆興首先打出“恆興洋布店”招牌，以2000兩銀子作資本，專做洋布原件批發，賺了五十多萬兩銀子。他見好就收，轉而做藥材生意。後來，其子蔡嵋青繼承父業，在英租界拋球場開設蔡同德堂國藥號。
棋盤街的由來
所謂“棋盤街”，原來是指上海老城廂以外最早被闢為租界的地方。因為上海老縣城裡的道路彎彎曲曲，而租界內的道路排列整齊，南北有序，好像是隻棋盤，故城裡人把早期租界內的道路統稱為“棋盤街”，包括今天的河南路、九江路、漢口路等。時人有詩云：“縱橫界畫似棋盤，世路紛紜一例看。東角秦樓西楚館，誰從局外作旁觀。”後來，租界當局給道路取名時，把其中最長最寬的河南路命名為棋盤銜。
1913年的棋盤街
1912年，公共租界在計劃營建新的工部局辦公樓時（即現今河南中路、福州路、江西中路、漢口路一帶），限定河南中路的商店拆除重建，讓出適當面積作為拓寬道路和人行道用地。棋盤街上的商店紛紛遷往小東門和福建路南京路一帶，棋盤街也隨之冷落。
據1858年成立的“振華堂洋布公所”記載，當時棋盤街上開洋布店的多為寧波人，規模最大的有“恆興”、“大豐”、“增泰”、“協泰”、“時和”五家。而“大豐”經營洋布的歷史最久。
“大豐”老闆翁年豐，出身寧波石塘世家，原在英商泰和洋行做買辦。1853年夏，他在棋盤街（今河南路東）自立門戶。短短三年，就賺了十多萬兩銀子，於是購進南京東路同吉里一座五層樓房，專做英美進口洋布原件批發，成為滬上鉅富。之後，“大豐”經營洋布長達六十餘年，其間四易其主，可謂上海灘上歷史最為悠久的洋布店之一。
進入民國，上海灘棉布業重新洗牌，“三大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鼎盛時營業額佔到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三大祥”出自於同一“母胎”，牌號之中也只有一字之差。他們自己設計花型、規格，直接向工廠定織、定染，並向紡織廠投資，以操縱工廠經營大權。他們資金雄厚，備貨充足，花色齊全，店堂寬敞，既可陳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納大批顧客，加上五花八門的經銷手段，中小型同業很難與之爭衡。
“協大祥”：開創現代布店先河
1912年，“協大祥”正式創設，開創了現代布店的先河。後來，“協大祥”孕育了“寶大祥”和“信大祥”。
清末年間，協祥、日新盛、日新增、日新旭等商號日益成為上海經營洋布商號的巨擘。在“協祥”商號裡，寧波人柴寶懷、丁丕山，決定改變當時綢布業的經營方式，準備合股開一家洋布店。
這時，適逢上海小東門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閉歇，柴寶懷、丁丕山集資7200兩銀子把它盤了下來，開設“協大祥”，經營零售洋布。他們兩人合計後，決定聘請“協祥”職員上海人孫琢璋出任經理。為新商號取店名時，他們一致希望彼此從此通力協作，使這個上海灘上新出現的商號發展比“協祥”更具規模，最後決定取名“協大祥”。
1912年8月18日，“協大祥”正式在上海小東門大街（今方浜東路102號）創設。這是上海綢布業中開設最早的一家大型商店，後來，成為上海棉布業著名的“三大祥”元老。
孫琢璋果然是個經營管理人才。營業之初，“協大祥”就掛出“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每樣商品均實行明碼標價，同時開始開架供應，實行了商家對顧客的零距離售貨。緊接著，“足尺加一，薄利多銷”的營銷手法也在同業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當時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論價，同樣商品的每尺單價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虛尺，各店標準不一，顧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買的尺寸，做不成本來想做的衣服。而“協大祥”針對這一弊端，在一開始就用定尺，並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價卻與同業的虛價相同。這種“足尺加一”的做法，實際上等於比同業便宜十分之一以上，不用說深受消費者歡迎。
民國上海協大祥綢布莊廣告禮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族紡織工業發展，協大祥用投資設廠、定織定染、發料加工、包牌銷售、包機生產等方式組織貨源，高中低商品同樣重視。“協大祥” 認為與其付出一筆廣告費，不如直接讓利於顧客，於是一貫堅持“貨真價實”，不做廣告、不搞大減價。“協大祥”這些經營手段，讓同行望塵莫及。
由於孫琢章經營管理有方，“協大祥”生意興隆、獲利豐厚。到了1922年底，盈餘達16.6萬兩銀子，為原始資本的23倍。
天有不測風雲。1923年，由於股東不和，“協大祥”改組，孫琢章簽訂折股合約。改組後的“協大祥”資本有4萬兩銀子，高級職員入股佔29.5%，在招牌上加“同記”兩字，以示“齊心協力”。七年後，孫琢章兒子孫照明繼承父業，擔任“協大祥”經理。
1937年9月，“協大祥”在金陵東路490號設臨時支店；同年11月，“協大祥”在西藏南路設第二支店；第二年4月，臨時支店遷至金陵中路60號，定為第一支店；1949年7月，“協大祥”在南京東路設第三支店。
現在位於方浜中路的協大祥號
公私合營前，“協大祥”四個門店銷售額佔全市400多戶零售綢布商店的18%。公私合營後，“協大祥”經營風貌更受到顧客的好評。
“寶大祥”：陳毅市長要求保留的金字招牌
“協大祥”被孫琢章掌管後，創始人柴寶懷、丁丕山揮淚告別昔日創業地。一年後，柴寶懷、丁丕山東山再起，創設“寶大祥”。1924年8月25日，柴寶懷、丁丕山集資24萬兩銀子在“協大祥”隔壁創設了“寶大祥”綢布店。
創設“寶大祥”時，柴寶懷、丁丕山對店名特別重視。當初創辦“協大祥”時，他們取“協大祥”的店名，很有一番用意：“協”是同心協力；“大祥”則寓意“大吉大利”。現在給新店取名，“大祥”兩字不能少，但前頭加個什麼字呢？想來想去，丁丕山一拍腦門，對柴寶懷說：“有了，你老兄的名字當中的‘寶’蠻好的。寶者，寶貝也，珍寶也!”柴寶懷一聽，也覺得“寶大祥”這個店名叫起來響亮，聽起來悅耳，寓意又深刻。於是，新店取名“寶大祥”。
創設“寶大祥”時，柴寶懷、丁丕山都已年屆五十，用人方面，他們選擇誰擔任“寶大祥”經理時斟酌再三，最後一致選中賢徒丁方鎮。
丁方鎮，出生於1884年，寧波鎮海人。幼年時就讀私塾，1908年到“協大祥”當學徒，後任總出納。
“寶大祥”在“寶”字上大做文章。商標上、懸匾上分別印上“寶藏興焉”、“招寶進財”等標語。並且在八仙橋新號天棚下，懸掛了一個鏡面大懸匾，上面刻有“招寶進財”圖案，還有五個從小到大的元寶連成寶塔狀，兩個小孩子在元寶頂端手執彩旗跳躍、舞蹈，繡旗上也刺有“招財進寶”四個字。
而發票上則印有“斯寶大祥”圖案，象徵來“寶大祥”購買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辦喜事的顧客大多樂意光顧寶大祥，上海民間更流傳著“嫁囡要到寶大祥，備嫁妝、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樣”，甚至還有用作歇後語的，如“旱澇保收——寶大祥”，“篤定泰山——寶大祥”等。老上海人更將“寶大祥”三字喻為辦事肯定成功。
丁方鎮果然不負兩位恩師的厚望。他把原來棉布店單純經營布匹，逐步發展為經銷各種絲羅綢緞、呢絨、土布、絲棉、駝毛、繡品、花邊、床上用品、紐扣等，其經營範圍遠遠超過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
他還設立成衣部、送貨部、郵寄部等，代客定製加工各式服裝和手工刺繡。“寶大祥”向工廠選樣定產，自行加工印染，因此進貨優先，花色齊全，售價低廉，銷路暢通。“寶大祥”還以“足尺加三”，“花色多、價格低”作宣傳，吸引了無數顧客。難能可貴的是，“寶大祥”不僅在國內享有盛譽，而且與東南亞、日本、歐美許多國家有業務往來。
1955年，丁方鎮為了響應公私合營，毅然決定把個人的38000元資金拿出來，充實“寶大祥”。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聞訊後，親臨“寶大祥”視察，對丁方鎮的愛國舉動大加讚賞。陳毅市長還問丁方鎮：“公私合營後，‘寶大祥’的金字招牌還要不要？”丁方鎮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不要！”陳市長哈哈大笑說：“你誤會了，你誤會了！‘寶大祥’在上海人民心目中有很深的影響，我看‘寶大祥’這三個字可以繼續用下去，只要前面加上‘公私合營’四個字就可以了。”從此，“寶大祥”這一字號得以繼續沿用。
“信大祥”：創蘭州商業歷史之最
1928年，原“協大祥”學徒丁大富在師傅孫琢璋的支持下，集資盤下小東門大街的慎泰昌棉布店，創設“信大祥”綢布店，自任經理。“信大祥”經營商品包括呢絨、綢緞、棉布、化纖各類紡織品，有自營購銷、經銷聯銷、代購代銷等多種經營方式。信大祥屬棉布業同業公會，是上海棉布業著名的“三大祥”之一。
丁大富，出生於1900年，寧波鎮海人。1914年，丁大富進入“協大祥”當學徒。創設“信大祥”時，丁大富對“信大祥”的店名很有意見。他認為既然這店是以他的名義開的，就應該把店名取為“富大祥”（用他的名字最後一個字）。但孫琢璋堅持非用“信”字不可。說“信者，誠信也，信任也，這是我孫某對你的信任。”丁大富心裡明白，孫琢璋的“信字當頭”，是叫他信守“‘信大祥’必須無條件服從‘協大祥’”的諾言。但苦於資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委曲求全，經營管理模式仿行“協大祥”。
最讓丁大富不能容忍的是他名為經理，卻處於“協大祥”的股東陳維賢的控制之下，如商店的業務不準擅自發展；進貨要通過協大祥；信大祥到協大祥借貨，協大祥可以拒絕，而協大祥向信大祥借貨，則必須傾其所有。受這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致使“信大祥”連年虧損。後來，“信大祥”雖然換了一個地方，從小東門搬到福建中路128號，但經營業務仍然受到“協大祥”的控制。
丁大富實在忍無可忍，找到時任“寶大祥”經理的師兄丁方鎮商量對策。丁方鎮為人正直且有同情心，陪丁大富找柴寶懷、丁丕山求救。柴寶懷、丁丕山為人豪爽，樂於助人，他們很快同意幫助丁大富開設新的“信大祥”布店。
1938年8月，丁大富在師兄丁方鎮的資助下，終於擺脫了孫琢璋的控制，在南京東路614號開設新的“信大祥”布店。從此，丁大富正式開始施展經營才華。他借鑑“寶大祥”以“寶”招財的經驗，在“信”上下功夫，做生意講信用，對顧客講誠信，加上新址地處南京東路繁華地段，容易吸引南來北往的顧客，十年後營業額趕上了“協大祥”。
丁大富熱心公益事業，生活中平易近人，曾任上海市棉布同業公會理事等。1948年，丁大富去世，其兒子丁言章繼任經理。丁言章大膽創新，擴大業務，與雲洲染織廠、公泰印染廠、無錫興業印染廠合作。
上海解放後，“信大祥”得到長足發展。1956年1月實行公私合營；同年6月國家號召支援西北邊遠地區商業建設，“信大祥”積極響應，主動將“信大祥”整體搬遷到甘肅省蘭州市，更名為“蘭州信大祥布店”。
1956年7月10日，“蘭州信大祥布店”正式營業，盛況空前，盈利可觀，創下蘭州商業歷史之最。後來，上海又把“利順成”、“春大祥”兩家布店也輸送到“蘭州信大祥布店”。於是，“蘭州信大祥布店”一躍成為我國西北地區最大的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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