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帛書書寫於戰國時期，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儒家和道家等流傳久遠的中國傳統都是在那個時期成形的。
北京——在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Mall)附近的地下儲藏室裡，有一塊小小的絲帛。它書寫於2300年前，相當於中國版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上面的文字就像蒼穹中旋轉的群星，描繪了天人之間的關係。
幾十年來，這份被稱為《楚帛書》的古老文獻一直吸引著想要了解中華文明起源的人們。但由於脆弱易損，所以它一直不為公眾所見——而且它一直處在動盪的環境之中，直到最後流落美國。
如今，一位著名中國史學家兼考古學家在一份詳實的分析報告中梳理出它非凡的旅程。這份報告在中國考古界陽春白雪的小圈子裡引起了轟動，還令人們對掠奪歷史遺蹟獲利的收藏家產生了更多質疑。
這份長達440頁的研究追溯了《楚帛書》的源流，從二戰期間發現它的盜墓者；到一個妻女在逃避日軍時遇難的古董商；再到幾位美國間諜，他們把它從中國走私到美國，令它在幾個博物館和基金會中輾轉。
這些發現導致帛書目前的所有者阿瑟·M·薩克勒基金會(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面臨把手稿歸還中國的新壓力。幾十年來，該基金會一直斷斷續續地試圖將該手稿賣給中國的機構。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基金會目前正在與北京重啟談判，表示願意只收取“發現者費用”。
該基金會主席伊麗莎白·A·薩克勒(Elizabeth A. Sackler)拒絕接受採訪，但在電子郵件中表示，“阿瑟·M·薩克勒基金會將繼續真誠地尋找將手稿歸還起源國的方法。”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中國研究教授夏德安(Donald Harper)表示，這件古老文物的經歷讓人們想起中美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複雜關係，以及對古代文物的持續掠奪。
“當你聽到伊拉克或敘利亞發生的事情時，這個故事就會引起你的共鳴，”他說，“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現在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的研究。李零是一個安靜、嚴肅的人，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文獻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學者之一。
69歲的李零從1980年開始研究楚帛書，他利用照片破譯楚帛書上的古代文字，後來親自前往美國研究。大約十年前，他開始調查楚帛書的發掘以及後來發生的事情，他採訪了最初的兩名盜墓者，查看了堪薩斯城、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的博物館裡的記錄。
掠奪來的藝術品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個敏感話題。但是，楚帛書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它可以追溯到至關重要的戰國時期，儒家和道家等流傳久遠的中國傳統都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此外，它的意義還在於其中有對那個形成時期中國人崇拜神祗的最早記載。
李零表示，他想還原手稿的歷史。“我想讓這個東西活過來，”他說，“通過考古手段復活它。”
1942年，在中國中部城市長沙的郊區子彈庫，盜墓者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一座完整的墳墓，裡面有一把劍、一個鞘，以及一份因年久已經發黑的帛書。
緬懷兩位殉難者
根據李零的研究，竊賊把贓物賣給了當地的一個商人，那名商人把帛書裝裱在紙上，放在自己的店裡展示。不到兩年後，一位名叫蔡季襄的古董商和業餘史學家買下了它。
蔡季襄後來寫道，這份帛書的年代之久遠令他震驚，當時的帛書大約長18英寸、寬14英寸，他猜測是戰國時期的東西。他想研究一下，或許再賣出去。
但長沙是日本在二戰中打敗中國軍隊的最後一搏的中心。蔡季襄和家人加入了從這座城市逃走的人群。在逃走前，他把手稿捲了起來，放進了一個鐵管裡。
日本軍隊在這家人避難的島上抓住了他們。據那個時代的一名目擊者稱，一個軍官試圖強姦蔡季襄的妻子，她掙脫了，跳進了池塘。他們的一個女兒也掙脫了，跳進水中，母女倆在水裡相擁著淹死了。李零再次發表了這位目擊者的陳述。
蔡季襄帶著剩下的四個孩子逃到附近一座山城。他後來寫道，由於“困處愁城，百無聊賴”，他開始研究手稿，“爰加董理，釐定次序，附以考證”。
儘管無法諮詢其他學者，甚至無法查閱最基本的參考書，蔡季襄還是設法弄明白了手稿中的大部分內容。他發現它講述了人類如何對待命運和死亡——這正是他內心深處思考的東西。
他寫了一篇帶有自己結論的文章，畫了一幅子彈庫遺址的精確地圖，為了解釋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他還加上了一個朋友對他妻女自殺過程的詳細描述。
1945年，當地一個印刷廠出版了這本書。
上海方面的興趣
兩年後，蔡季襄去上海出售部分古董。日本戰敗了，但中國陷入了內戰和惡性通貨膨脹，他迫切需要錢。
在上海，他遇到了老相識柯強(John Hadley Cox)。柯強是美國人，當時34歲，30年代曾為耶魯—中國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工作。
當時，柯強是中央情報局(CIA)設立前的美國軍事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一名重要官員。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他就被派往上海蒐集情報。
柯強同時也是業餘史學家和藝術收藏者。根據李零教授發現的通信，柯強在讀了蔡季襄的書後要求購買這份帛書。兩人達成一項協議：柯強先付了1000美元定金，承諾轉售後再付9000美元。
幾天後，柯強與另一名美國軍事情報官員取得了聯繫，後者經常將絲綢等物品空運到美國，將它們作為“價值未知”的中國古董通過海關。
當時，進口掠奪來的藝術品在美國並不違法，但中國禁止出口出土文物，因為它們被視為國有財產。
“可以說，它是被走私出中國的，”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專門研究中國古董法的來國龍教授說，“只是中國當時太弱小了，什麼也做不了。”
在美國，柯強繼續研究古代中國，並將自己的其他一些藏品捐給華盛頓的弗里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以及他的母校耶魯大學(Yale)。他向許多博物館展示了這份古老的手稿。
似乎沒人理解它的歷史價值——它太暗淡、太脆弱，無法吸引公眾和資助人。
成交幾個月後，蔡季襄要求退還楚帛書。在寫給考克斯的一封信中，他甚至提出退還1000美元的定金。
但柯強當時已經離開了戰略情報局，幹些零工，他似乎對這一請求置之不理。在蔡季襄設法讓去美國的朋友催促他之後，他終於含糊地答應賣掉手稿或歸還它。但他沒有這樣做。
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後，與美國的外交關係被切斷，蔡季襄無法再與柯強取得聯繫。
1964年，出於對金錢的渴求，柯強將自己的一批藏品（包括這份手稿）以未知價格賣給了收藏家戴潤齋(J.T. Tai)，後者是代表美國最著名的藝術贊助人阿瑟·M·薩克勒(Arthur M. Sackler)購買的。
薩克勒通過將麥迪遜大道的原則應用於製藥業而發家致富。他和兩個弟弟一起向一系列機構慷慨捐款，資助哈佛大學(Harvard)、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和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美術館，這個家族成了亞洲藝術的代名詞。
根據李零的研究，薩克勒在戴潤齋的公寓裡查看子彈庫出土的手稿後立即買下了它。出售價格尚未披露，但記錄顯示，戴潤齋一直要價50萬美元。
薩克勒被它古老的歷史所吸引，後來稱它是自己最重要的藏品。
“最珍貴的發現”
阿瑟·M·薩克勒是美國最著名的藝術贊助人之一。慷慨的捐助讓他的家族成為亞洲藝術的代名詞。
但薩克勒似乎也對它的來源感到不安。他寫信給柯強和其他參與將其偷運出中國的人，詢問有關其所有權的細節。李零把這些信件同他的研究成果一起發表了。它們清楚地表明，柯強不是帛書的所有者，只是代表蔡季襄行事而已。
興許正是因為這些擔憂，薩克勒從未在自己的博物館裡展出過這件藏品。他將其放在一個私人家族基金會里，並經常表達把它歸還給中國的意願。
有兩次，他差點就成功了。在1976年訪問中國期間，他計劃做出一個大動作，將帛書歸還給中共高級官員郭沫若。但薩克勒後來寫道，郭沫若當時病了，兩人的會面未能舉行。
李零發現的記錄顯示，薩克勒還在80年代制定了將其捐給北京新建成的一家博物館的計劃。但他於1987年去世，當時該博物館尚未開館。
據熟悉情況的人介紹，阿瑟·M·薩克勒基金會後來試圖將帛書賣給湖南省博物館，但雙方在價格上沒有談攏。預計接下來幾個月會有更多的談判，這次是與北京的中央政府談。
李零隻有一次有機會查看手稿。它未得到妥善保管，以致表面發了黴。
“如果它能夠回到中國最好，”他說。“最起碼給大家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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