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三、近代小說鴉片敘事的文化及現實意義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近代小說的鴉片敘事具有其獨特的文化意義。鴉片在小說中昇華為一種文化符號，不僅折射出積貧積弱近代中國的時代特徵，凸顯出東亞病夫的鮮明形象，同時也展現了當時畸形、病態、奢靡的城市消費時尚，對於不時爆出明星吸毒醜聞、非法買賣及消費毒品仍然猖獗的當下，亦不乏警示意義。
（一）積貧積弱近代中國的象徵意義
“鴉片煙為害中國五六十年，通計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其害日廣，其毒亦日深。”鴉片不僅使各界人士尤其是社會精英淪陷，其流毒也涉及到社會各領域，通過奸商走私、政府輸入、非法種植等途徑在整個中國流佈，不僅榨盡民脂民膏，更使國力損耗，白銀枯竭，農業蕭條，米價騰湧。《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對鴉片走私及種植現象多有揭露，某四川大員，“無論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夾帶私貨是相沿成例的了”。此處，私貨即指鴉片煙。又，因當局勒令種煙，天府之國四川居然要向湖南買米，原因是“田裡的罌粟越種越多，米麥自然越種越少……種罌粟的利錢，自然是比種米麥的好”。官員千里為官求財，農民捨本求末逐利，糧食生產受到嚴重威脅，“雲南，貴州，廣西各省，所有肥田，因為當局勒令種煙，人民賴以生活之穀物，頓形減少。米珠薪貴，饑饉迭告，折骨烹兒，司空見慣”。鴉片的種植與消費使“（人民）志氣衰靡，形骸枯槁，壽者夭，富者貧，以致民生凋敝，人種衰弱，職業因之廢弛，道德因之淪亡，內亂由之而起，盜賊由之而興，國際信用為其破壞，國際地位因以墮落。禍國殃民，莫此為甚”。鴉片淪陷社會各階層，侵害國民經濟，影響社會生產。中國因而難逃貧弱交困、任人宰割的下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殖民者在向中國內地大量傾銷鴉片的同時卻在自己管轄的殖民地嚴禁毒品，《冷眼觀》第八回寫主人公坐船過香港時，就有茶房來艙裡知照客人：“可有鴉片煙膏同菸灰，快點兒拋下海去，這裡是外國地界，鴉片煙是歸官賣的，查禁得利害的很。倘有人私下帶了一個泡，要罰五十兩銀子呢！”可見彼時香港等地鴉片查禁之嚴，反襯出清政府的極端無能與腐敗。
（二）“病夫”形象的警醒意義
縱觀近代狹邪、譴責、言情、公案等各類小說，出現的鴉片受眾極為廣泛，涉及人群包括官員、軍人、商人、妓女、農民、洋場士人、無業遊民、販夫走卒甚至良家婦女。菸民病贏瘦弱，導致近代國民身體素質急劇下降，百姓無力勞作，士兵喪失鬥志，官員無心吏治。1895年3月，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題為《原強》的文章，指出：“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這被認為是最早將“病夫”一詞與近代中國相聯繫的例子。而最早將鴉片吸食者與“病夫”聯繫在一起的是乾嘉之時俞蛟的《夢廠雜錄》：
若連朝不輟，至數月後，則侵人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則疾作，俗呼為癮。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痿頓不能舉，即白刃加其頸，豸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為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贏，奄奄若病夫初起。
生動而深刻地展現出了鴉片吸食者的贏弱、萎靡形象。近代小說中對於鴉片癮者的病態描寫更是屢見不鮮，以彭養鷗《黑籍冤魂》為例，小說第一回就敘述了鴉片吸食者的病態形狀：
任你是拔山舉鼎的英雄，銅澆鐵鑄的羅漢，只要煙癮一發，頓時骨軟筋酥，連一些氣力都沒有。所以吃煙的，一個個扛肩縮腮，面黃肌瘦，三分不像個人，七分倒像個鬼。把錦繡似的山河，都被這煙氣燻得個天昏地黑，日暗無光，簡直變成了一個煙鬼世界了！
眼出淚，鼻出涕，扛肩縮腮，面黃肌瘦，精神萎靡，這就是鴉片給吸食者外表打上的醜陋印記，而“煙鬼”一詞也極為形象地概括了這一外在特性。小說第三回對癮君子吳慕慈的外貌描寫更為直接：“扛著肩，歪著嘴，面色青滯，牙齒墨黑，一副憔悴形容，倒像生了三個月重病”，直接點明其病夫的外在特徵。
然而，近代小說家們並未一味沉浸於對癮君子病態特徵的略帶誇張的描寫上，他們更多通過對煙癮者病態形象的集中描摹，希冀筆下的主人公、尤其是讀者們能驀然警醒，以此來完成對鴉片的批判與對國人的鞭策與激勵。
（三）一種特殊消費品所代表的都市病態休閒風尚
勿庸諱言，作為一種特殊消費品，鴉片吸食在近代城市曾代表著一種休閒風尚。“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鴉片不僅是重要的通貨和商品，它還是城市現代形象的重要表徵。”近代小說中比比皆是的鴉片吸食器具、場所以及妓院中近乎儀式化的吸菸排場的描寫，在在體現了鴉片作為一種精神麻醉及迷幻劑給人們的休閒生活帶來的快感，儘管這種快感是短暫甚至致命的。
煙館是近代最為普遍的鴉片吸食場所，充斥於各類近代小說中。這些煙館大多集中於城市，如吳趼人、李伯元、八寶王郎、雲間天贅生等人筆下的青蓮閣、南誠信、北誠信、眠雲閣等煙館，而且它們都是近代上海洋場真實存在過的煙館，“滬上煙間之佳尤過煙室……惟法馬路之南誠信，聞與當時眠雲閣相伯仲……有以煙間兼茶室者，四馬路之一層樓、五層樓、青蓮閣是也”。又，“上海煙館甲於天下，鋪設雅潔，茗碗、燈盤無不精巧。眠雲閣其最著也，窗牖掛落，雕鏤極工。他如南誠信、北誠信以軒敞勝，醉樂居、永恆昌以酒餚兩便勝。館內桌椅多用紅木鑲嵌石面，飛去青蚨一二百片，既可邀朋，又能過癮”。作者們將真實的煙館置於虛構的小說情節中，無疑能增加作品的寫實與批判力度，喚起讀者由熟悉場景引發出的閱讀親近感。除煙館外，妓館也是近代城市最為常見的鴉片吸食場所之一，提供鴉片消費的高檔堂子及廉價“花煙間”是洋場小說不可或缺的場景，這些小說敘妓必及煙，妓與煙成為追歡逐樂洋場生活的兩大宗，對男人構成致命誘惑。《負曝閒談》、《痴人說夢記》、《官場現形記》等說部還敘及廣東“花艇”、北京“相公堂子”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尋歡場所，毫無例外，這些歡樂場當然也少不了阿芙蓉的“倩影”。《痴人說夢記》中寫到廣東花艇是個最闊綽的去處，艇子“開了個樓艙，擺出鴉片煙盤”。
除吸菸場所外，鴉片敘事還充斥著對吸食器具及煙膏品質的細緻描述。如彭養鷗《黑籍冤魂》列舉了各種講究的煙具、煙膏：
煙槍以廣竹最為普通，講究的有用蔗槍，菸斗以廈門為第一，壽州菸斗亦是有名。
再有那人情鬥、秋雲鬥，皆是普通用品。煙膏以廣膏最為著名，廣幫煎煙，有不傳之秘；普通吃的多是蘇膏。煙燈式樣繁多，不勝枚舉。
隨著吸食品味的逐步提升，一些富豪之家開始了對於奢華煙具的追求，如《廿載繁華夢》中馬氏的煙具：
好容易找得一副奇巧的，這煙盤子是酸枝地密鑲最美的螺甸，光彩射人，盤子四角，都用金鑲就。大盤裡一個小盤子，卻用紋銀雕成細緻花草，內鋪一幅宮筆春意圖，上用水晶罩住。這燈子是原身玻璃燒出無數花卉，燈膽另又一幅五色八仙圖，好生精緻……單是這一副煙具，統通費三千銀子有餘。
不難想見，此處馬氏的鴉片吸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鴉片消費，而是赤裸裸的炫富之舉。事實上，這種奢華的追求並非只是個人行為，而是都市普遍的社會風氣：
這上海地面，無論茶坊酒肆，妓館公園，無處不可吃煙。那煙館之中，更是器具精潔，陳飾華美，侍候周到，廣膏蘇膏，隨心所欲。這地方的風俗奢華，那吃煙的煙具，煙室的鋪張，自然也跟著風俗一樣的奢華。
每一種存在皆有其合理性，“儘管有越來越多的民眾意識到鴉片是一種壞東西，但鴉片在麻醉性、經濟、政治甚至文化上的吸引力強有力地支持了它的繼續使用”。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近代的鴉片消費熱潮完全歸咎於西方殖民者缺乏道義、為消除貿易赤字和掠取鉅額利潤而強加給中國的鴉片傾銷，沒有消費何來傾銷？何況十九世紀下半葉，本土生產的鴉片已遠超進口的洋菸。列強環伺下的中國吏治腐敗、社會病態、人心渙散，種種複雜原因形成合力將近代中國淪變為鴉片帝國。我們必須以史為鑑，通過近代小說中的鴉片敘事來審視今天的世態民情、價值取向甚至流行文化，警惕並嚴懲依舊猖獗的毒品走私及消費，永不再讓由毒害引發的歷史、家國、人生悲劇重演，這便是我們今天回顧、剖析近代小說鴉片敘事的終極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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