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曄旻
唐祚最後終於公元907年，篡位者有個極為諷刺的名字——“朱全忠”。雖然民間想來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說法，對這位後梁開國皇帝倒是全不適用。此人一生有過好幾個名字，通稱“朱溫”。
這個朱溫，原是碭山（今屬安徽）鄉下一個窮苦教書先生的兒子，從小父親亡故，不肯勤苦勞動，遊手好閒，只仗著一身力氣，自命不凡，顯然是個無賴之徒。他一度參加了黃巢的起義軍，逐漸升為大將，似乎是個英雄人物。中和二年（882），他見困守長安一帶的黃巢起義軍處境困難，又與黃巢心腹大將孟楷不和，於是就叛變投唐，搖身一變為農民軍的死敵。第二年的七月，當黃巢退出長安，在河南進行絕望的苦戰時，這個叛徒朱溫洋洋自得地到汴州上任，做了唐朝的宣武節度使。唐僖宗對朱溫非常看重，稱其為“是天賜予也”，賜名朱全忠。然而他既不忠於大齊皇帝黃巢，也從來沒有忠於大唐天子，實在可以算得上是個“全不忠”。
做了節度使的朱溫處境並不輕鬆。宣武一鎮，地處河南的平原地區，從戰略地位上看，是所謂“四戰之地”。那時候，北方的舊藩鎮有盧龍（以幽州、今北京為中心）、鎮定（以鎮州、今正定為中心）、魏博（以今大名東南的魏州為中心），即所謂的“河朔三鎮”，以及以青州為中心的平盧鎮。他們都沒有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實力很強。盤踞河東（今山西）的李克用更是朱溫的死對頭，他的沙陀騎兵驍勇善戰，天下聞名。
按理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是朱溫為人卻極其殘酷。他的軍隊之中，將校陣亡，所部士兵都要處死。他攻徐州六七年，附近幾郡百姓都無法耕作，加上連年水災，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六七十。他攻博昌（今山東博興），強迫十多萬民夫，牽著牛驢，搬運土石，堆築土山。汴軍把人畜殺死，同土石混在一起，加高土山。哀冤號哭的聲音，數十里內都可以聽到。城陷之後，汴軍又把城中軍民，全部殺光。
既然這樣，朱溫的勢力又為什麼能夠發展壯大呢？
首先，唐末是個比爛的時代，在各路軍閥中，朱溫遠遠稱不上是最殘暴的——這一“桂冠”非那位秦宗權莫屬。公元883年五月，退出長安的黃巢以精兵約一萬人的前鋒部隊進攻蔡州。結果，秦宗權戰敗，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他的軍隊也參加了黃巢對陳州的“三百日圍城”。《孫子兵法》碰到這種戰時的局面也只說是“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結果秦宗權居然更進一步，變成了“因糧於人”。按照史書的記載，“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併骨食之”，翻譯過來，就是把虜獲的老百姓當作兩腳羊活活扔進磨裡，連骨帶肉碾碎了當糧食吃，讀起來就令人不寒而慄，更不要說當時的血腥場面了。秦宗權此舉，稱得上是開了晚唐五代的一個惡例。從此之後，軍閥糧盡而殺害百姓充作軍糧的惡行史不絕書，簡直是“人心不若禽獸”。直到宋朝初期，趙家以弔民伐罪之勢出兵湖南，糧草非常充足，戰爭也並不激烈，結果宋將李處耘居然挑選了幾十個肥胖的湖南俘虜分著吃了，簡直說明五代以來食人肉已成為一種陋習，恬然不以為怪了。
其次，朱溫得到了一位好幫手，張全義。公元887年，張全義當了河南尹。當時洛陽白骨遍野，荊棘滿地，居民不滿百戶，田地盡歸荒蕪。張全義帶了一百多人上任，景象十分慘淡。他挑了18個人當屯將，在洛陽18個屬縣的村落中，插上旗幟，張貼榜文，召集流散農民，恢復生產。他規定開頭不收租稅，對犯法的人，除殺人犯外，其餘只略為打幾下板子。人口多起來了，又挑選壯士，練習陣法武藝，保衛地方。他自己常常出外巡視，看見莊稼長得好的，便下馬觀看，慰間種植的人家。每逢收穫的季節，又去訪問豐收的農戶給以獎勵。他每見荒蕪的土地，便把主人喚來責打。有人訴說原因在於缺乏人力、畜力，他便責備鄰居，叫他們互相幫助。經過他幾年努力，洛陽18個屬縣的農業生產完全恢復。
從當時整個中原地區的情況來看，這些恢復發展生產的情況是局部性的。然而北方其他強有力的割據者，在這方面都沒有什麼作為，朱溫靠了張全義的支持，居然就在經濟上立於不敗之地，也頗有點“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味道。
天祐元年（904），已經成為中原最強大軍閥的朱溫強迫長安城內的皇室民人全部遷往洛陽，徹底破壞了長安的公私建築，把材料浮渭水入黃河，運往洛陽。這是長安城遭到的一次致命浩劫，“自此遂丘墟矣”。唐末以後，傳統中國的改朝換代仍在進行，然長安再也沒有被選擇作為國都。三年之後，朱溫在屠殺大批公卿以後，上演了一幕禪讓的醜劇，唐朝從此名實俱亡。但這位後梁太祖做不成曹丕，更成不了司馬炎。河東有強敵李氏，河北方鎮尚存，南方也已形成幾個割據集團，所謂梁朝，不過是中原最大的一個割據勢力而已，中國的歷史，倒是就此正式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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